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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8日訊】1898年，法蘭西發生了軍政府迫害猶太軍官德雷福斯事件，由于軍國主義蓄意誤導加上民眾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德雷福斯身陷冤獄。著名作家左拉發表了《我控訴》，痛斥軍方和司法不公，以自己晚年的安宁作代价，為一個素昧平生的小人物伸張正義。為此他曾被迫流亡英國，但他的聲音通過傳媒終于喚醒了民眾的良知，要求平反冤案的呼聲此伏彼起，使德雷福斯在蒙冤22載后被宣告無罪，使正義之光昭示天下。
今天，二OO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在這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我，東海一梟，也就是蕭瑤（筆名），余樟法（原名），悲憤而庄嚴地發出我的控訴之聲，在涂脂抹粉、自欺欺人的盛世喧囂中，控訴邪惡的獨裁專制主義對許許多多追求民主、自由、正義、善良之士的打擊和迫害，控訴在這塊土地上已經和正在發生的無數丑行、惡行、暴行和罪行！
我控訴國家暴力机器無休無止、無時無刻的丑惡和犯罪行為。他們肆無忌憚地侵犯人權、草菅人命、欺壓良善、助紂為虐、循私枉法、警匪勾結、貓鼠一窩、狼狽為奸，他們可以隨意在公共場所乃至私人住宅非法以檢查調查之名任意騷擾普通公民，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制造處女嫖娼案，一次又一次地逼良為娼、迫民為刁、防民若賊、与民為敵，充當特權階級、既得利益集團欺良辱弱、壓正助邪的狗腿鷹爪。同時，我控訴法院有法不依、違法不究、執法犯法、審判無三公（公平、公正、公開），大量制造冤假錯案。它和公安、檢察一起根本就是共產党的所屬分支机构和維護特權統治、實施國家恐怖主義的專政工具。對于有錢有勢無理者，法院的判決要么有利于他們，要么形同廢紙，對于有理無錢的弱勢群體和异議人士，判決起來則是從嚴從重從快，執行起來則更是雷厲風行。
我控訴執政党對人民思想、言論自由的任意控制、肆意剝奪，對新聞媒體、网絡和社會輿論的嚴密監控。思想強調一統，輿論堅持導向，新聞堅決党辦，网絡堅定封鎖，以數万网警和网絡防火牆建起”网上長城”，防堵各种真實信息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傳播。解放前，”只談風月，莫談國事”的字條貼在牆上廣而告之，解放后，這張字條貼到了人們心里。可恥啊，中國竟然与朝鮮并列，被國際新聞組織評選為新聞自由度最低的國家，可悲啊，中國領導人連年被評為全球新聞公敵。 我控訴”有關部門”對民主義士、反腐斗士、正義之士、愛國志士、网絡异議人士、自由知識分子的嚴酷迫害和無情打擊。多少不滿黑暗現實、組織自由結社或加入所謂”非法組織”者被抓被關，多少仗義執言、批評政府者被捕被害，八九學潮中人還有多少至今仍流亡海外有國難投、有家難回，楊建利主動回來了，卻被悄悄關押十多個月而音信杳無；王炳章”被動”歸來了，卻被以明顯名不符實莫須有的罪名判了無期徒刑。据《記者無國界》透露，中國是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又据該組織統計，被中國政府關押的网絡异議人士，截止到前不久被捕的歐陽懿，已有三十三個。 我控訴空前沉重的特權剝削。同為特權剝削，論剝削的深度、廣度和嚴重程度，党權剝削又比皇權剝削更進一步、更為內在丑陋殘酷而又更加隱秘，堪稱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在所謂的社會主義計划經濟時代，党控制經濟領域中的一切，形成了一套極為高明潛隱的剝削方式。在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實為市長經濟）時期，特權剝削浮出水面，官僚私有化撕開堂皇宏大的面紗，漸漸露出了猙獰的面目。全民所有變成了國有，國有就是党有，党有即是權有。龐大的全民所有的財富，成了一小撮公仆予取予求、隨意揮霍的私房錢。社會
財富的百分之八十集中到了百分之二十的國人手中，這百分之二十，主要由權力所有者和圍繞在權力周圍的實質資產階級組成。
當前勞動階級所受到的剝削之重、所承受的稅負之高、所遭遇的苦難之深，比許多封建朝代有過之無不及。當今中國的主要矛盾，就是官僚特權階級与全體勞動階級之間的矛盾。相對于官僚特權階級對廣大民眾無微不至、無遠弗屆的壓迫剝削，某些私營業主与被雇佣者之間的矛盾，則屬次要矛盾矣。
我控訴從基層到高層、從官方到社會的全方位、多層次、大規模的腐敗。尤其是官場的腐敗，已成共產党附骨之蛆、心腹之疾，”反腐”也成了最大最不恥于人的一种公開秀，邊反邊腐，愈反愈腐，無官不腐，有吏皆腐！腐敗的方式有尋租性腐敗、地下經濟腐敗、稅收流失腐敗、公共投資和公共支出腐敗等多种，据三位著名中國問題學者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透露，四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僅1999至2000一年期間，平均每年高達ＧＤＰ的百分之十四點五至百分之九。我据此以2001年ＧＤＰ九万五千九百三十三億人民幣來推算，共損失一万四千二百九十四億人民幣，即全國十三億人口，包括嬰孩在內，每人一年之中要承受腐敗損失一千一百元。
又据今年1月24日《人民日報》報道，審計署對12戶中央管理的重要骨干企業審計后，發現存在三大突出問題，一是會計信息失真，利潤不實率32%，不良資產占資產總額5.75%；二是決策失誤造成國有資產損失嚴重，違規擔保、投資、借款等給國家造成損失72.3億；三是少數人挪用侵吞轉移國有資金現象突出。且不說化公為私落入公仆腰包和轉移境外的國資有多么巨大惊人，僅一項不算腐敗行為的公款吃喝，据法制日報報道， 2002年公款消費數達到1000億元！
我控訴五千年文明古國，在党的領導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造假之國。從上到下、從官到民、從媒體到社會無處不有的假話到處泛濫。官腔，則是假話最集中最經典的體現。一般人講假話，在沒有形成習慣之前，難免會臉紅，可官腔卻永遠是一副理直气壯、冠冕堂皇的樣子，盡管說者不信，听者也不信。從商品到思想、從物質產品到精神產品到處充斥著假貨。中國已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最廣范圍的造假工厂！隨手拈來，假何其多：假煙、假酒、假貨、假畫、假仁假義、假幣、假帳、假球、假唱、假商標、假名牌、假新聞、假數据、假政績、假利潤、假廉洁、假發票、假公章、假文件、假檔案、假文憑、假模范、假典型、假警察、假記者、假教師、假博士、假 “打假辦”，偌大中國，還有什么能逃脫被造假的命運？！ 我党造假造出了水平，販假販出了特色：任何數据都象生豬肉，想注水就注水，又象烤羊肉，想縮水就縮水；歷史成了十七八歲的小姑娘，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又如濕面團，想怎么捏弄就怎么捏弄；政治成了放浪又乖巧的妓女，想怎么搞就怎么搞，關她在黑箱子里作為禁臠，不是在上面胡搞，就是在背后亂搞，新聞、輿論、思想、理論，一切一切，都可以隨意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一切真善美的事物，都可以轉化為假冒偽劣的東西！是號稱偉光正的党，利用恐怖暴力和謊言欺騙，把中國的誠信摧毀，讓全中國充斥在”假”中（拙文《除了親媽皆有假》）。 我控訴政府漠視人權、草芥人命。大躍進和文革中的人禍，導致多少人被餓死、整死、折磨至死，被自己人關門打狗打死，且不去說它了。近几年的自然災害，也一再暴露了政府漠視人的生存權利的態度：煙台海難，死亡282人；焦作大火，死亡74人；洛陽大火，死亡309人；江西小學爆炸，死亡42人；石家庄爆炸，死亡108人；南京大毒殺，死亡42人（這些死亡人數皆官方提供），還有各地層出不窮的礦難空難等等。災難的原因各种各樣，各地政府面對災難的表現卻不約而同：封鎖消息，驅逐記者，大事化小，受災變少。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變過為功，因禍求福，自我吹噓，自我標榜。許多災難，貌似天災，實乃人禍，肇因于政府的官僚主義和不作為，不尊重老百姓的生命。如一再剝奪人命的小煤窯，之所以關不住，就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包庇縱容。黑心的礦主以極低的工資從四川、貴州、甘肅等地方招來礦工，若遇事故，礦工死了，賠個几千元甚至几百元了事！一些地方勢力還想方設法幫助礦主辦齊各种證件以對付檢查，与礦主聯合起來欺上瞞外。明停暗不停，”整頓出煤兩不誤”。
我控訴義務教育法被欺騙性虛置。如我早在《控告國務院！》中所呈述的事實：從嚴格意義上講，義務教育應該是免費教育，世界各國施行義務教育的國家都是免收學雜費的。只有免收學雜費，給每個适齡儿童創造入學的條件，才能真正實施義務教育。然而在我國，到目前為止，仍有相當多的農村學齡儿童和青少年讀不起書，仍有不少地方學費照收不誤。既使免收了學費，什么書本費、雜費、住宿費、補課費、校服費、報刊費、校舍維修費等等名目繁多的收費項目，數額遠高于學費。而”國家設立助學金，幫助貧困學生就學”這一原則，更是欺人之談。《義務教育法》規定了公民的責任：送适齡子女入學。由于政府沒有履行按法律規定的應盡的責任，沒有創造保障适齡儿童上學的條件，包括提供學校、教師及免費入學等，造成許多貧困學生失學或輟學，導致《義務教育法》長久以來無法實施、形同廢紙。政府違法在先，失信于民。政府一方面大上勞民傷財的首長工程、政績工程、獻禮工程、豆腐渣王八蛋工程，大肆揮霍浪費，在教育投資上卻喊窮叫苦、推卸責任。
我控訴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被一再褻瀆、踐踏，成了一文不值的一張廢紙；我控訴國家利益一再被虛化和非正義化，成為特權利益、官僚利益的同義詞代名詞；我控訴無道德、非正義政治的罪惡，這一切，都是專制主義惹的禍、造的孽，它劫持了國家和人民，挾國家以壓人民，又以國家和人民的名義，欺民欺世、胡作非為。是獨裁專制這一万惡之源、万禍之根，導致了腐敗在全社會泛濫、道德大規摸滑坡、人民大范圍愚昧和底層百姓深受苦難！在一件件合法的外衣下，”政治成了一种說謊与欺詐的騙術、甚至一种搶奪与壓榨的霸術”（路易斯-博洛爾），”父母官”、”公仆”、”代表”則絕大部分墮落成了皇帝、老爺、霸王、騙子、盜賊、流氓、惡棍、甚至屠夫。
專制主義丑行累累、罪惡滔滔、傷心慘目、禍國殃民，需要控訴的，豈止上述數端？它不但在國內予取予奪、為所欲為、以民為奴、防民如賊，而且在國際上逆世界文明大潮、民主大勢而動，把邪惡政權引為同道，不斷予以大量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支援，甚至殺己貧以濟人富，損不足以補有余，打腫臉充胖子，大搞金錢外交；為了減輕國外對我政府人權問題的責難，當局一再出讓國家民族利益，對于外國對我國所進行的各种國土和經濟侵略一再退讓，甚至以自己的國民為人質進行臭名昭著的”人質外交”等等。
梁啟超曾在《擬討專制政體檄》一文中列舉專制十大罪：一曰逆天理，二曰拂人性，三曰藐國家，四曰盜公產，五曰揮霍浪費，六曰苛捐雜稅，七曰以人民為牛馬、視人命如土芥，八曰爪牙遍布、重重壓抑，九曰非但壓制人民于內，又助他人虐壓本國人民，十曰顛倒是非變亂黑白、文惡飾非愚弄人民。此文作過二十世紀初，至今一百多年過去了，讀來依然凜凜有生气。試重溫開頭這一段： “我輩實不可复生息于專制政體之下，我輩實不忍复生息于專制政體之下。專制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大仇也！有專制則無我輩，有我輩則無專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
使我數千年歷史以膿血充塞者誰乎？專制政體也。使我數万里土地為虎狼窟穴者誰乎？專制政體也。使我數百兆人民向地獄過活者誰乎？專制政體也。我輩數千年前之祖宗，初脫草昧，團體未結，智力未充，或不能不稍有借于專制。今日我輩已非孩童，無所用人之顧复；我輩又非廢疾，無所用人之扶持；我輩更非癲狂，無所用人之監守；我輩亦非犯罪，無所用人之鎖拘。專制政體之在今日，有百害于我而無一利！我輩若猶靦然恭然，与之并立于天地，上之無以對我祖宗，中之無以對我自己，下之無以對我子孫”。
清末以來，對于在中國施虐數千年之久的專制主義，許許多多仁人義士、革命先驅舞筆揮刀，文攻武打，群起而攻。譚嗣同、陳獨秀、李大釗、魯迅、李敖，都是其中佼佼者。巴金年輕時宣言：”對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步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毀愛的勢力，我決不妥協，我控訴！”。在一九五七年寫的《家》后記里他說”在我所攻擊的不合理的制度已經消滅了的今天，我重讀這本小說，我還是激動得厲害”。其實，這個阻止社會進步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不但沒有被消滅，而且發揚光大，愈加猖狂。有大躍進、文革浩劫、八九血案為證，有林昭、遇羅克、張志新們和楊建利、不鏽鋼老鼠們的遭遇為證。
城頭變幻大王旗。它變換、使用過各种旗幟和面具，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三個代表等，但万變不离其宗，只要權出于上、軍歸于党，只要政權出于槍杆子（暴力）和筆杆子（欺騙）而不是出于一定程序的民意，它反人民、反社會的專制反動本質就沒有變！
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詩人，我有責任和義務接過先驅和前輩手中的筆，繼續這一控訴專制和討伐專制的光榮使命和偉大事業。我控訴，悲憤而庄嚴地，為了可怜可愛、難舍難离、多災多難的祖國，為了十數億人民和子孫后代能擺脫牢籠，自由地生活在民主与公正的陽光下，為了廣大同胞和自己的尊嚴！
我控訴，向五千年蒼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向真實的歷史和前進的時代，向尚未泯滅的良知和百折不倒的正義，向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我的控訴里，有深深的哀傷、點點的熱淚，更有熊熊的火焰、洶洶的熱血！
當左拉只身挑戰國家權力并遭到司法迫害時，法國的新聞界沒有隔岸觀火，他的聲音通過報紙終于喚醒了法國民眾的公民意識和知識分子的良知，促成了正義的胜利。在軍閥、國民党統治時期，梁啟超、陳獨秀、魯迅、巴金們的文字，也能公開面世。而今天的中國，老梟的文字別說公開在新聞媒體發表，便是在网上傳播也遭到了各种各樣的監控和封堵。可見今天所面臨的局勢何其險惡艱難，所面對的邪惡更加猖狂、肆無忌憚。同時也說明，邪惡勢力是如此地色厲內荏、弱不禁風、見不得光。
隨著覺醒的國人越來越多、控訴的聲音越聚越大，那种貌似強大的勢力，終將如建筑在沙灘上的大廈遇到惊濤駭浪一樣，分崩离析、風流云散！ 專制必敗于民主，邪惡必敗于公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切不合理、違道德、反正義、滅人性的制度和思想必將被歷史的車輪所拋棄，民主、自由的光輝必將光臨中華、輝耀全球！
──原載《議報》(200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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