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8日訊】一、 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人禍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學者在英文《人口与發展通訊》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國的大飢饉是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１）對這一點，當代嚴肅的學者、歷史學家都已予以肯定。問題是，它的來龍去脈如何？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大躍進期間中國餓死了多少人？
毛澤東在世時，一直嫁禍于老天爺，將那場深重的災難歸咎于“三年自然災害”。如今，當年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終于說出了真話：“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傾’后的繼續‘躍進’，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了嚴重的災難。”“‘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運動造成的。”（２）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也說：“國家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慘象完全是我們党造成的。”（３）另一位中共党內有識之士、一九五九年時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則評述道：“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坏，餓死成千万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４）
由于毛澤東在世時，那場慘絕人寰的大飢荒一直是碰不得的禁區，究竟多少中國人失去了生命，至今未有定論。直到現在，這個數字仍然是個禁區。官方出版物對此含含糊糊，語焉不詳。如中國科學院一九八九年發表的國情報告這樣說：“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一千五百万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５）即便是嚴肅的党史專著，也或者籠統地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万人左右”（６），或者含糊其詞地說“人口非正常死亡數千万人”（７），不愿予深入探討。
迄今為止，認真研究這個數字的學者仍然不多。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學的學者金輝想清理那筆糊涂帳。在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据，對餓死的人數作了深入探討后，他得出結論：“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四千○四十万。”（８）但是刊登了此一研究成果的上海《社會》雜志卻受到党的干預，金輝受到處分，該期雜志被勒令停止發售，雜志社遭“整頓”。大飢饉中的死亡人數再次成為學術討論的禁區。
本文作者以中國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据，對一九六○年前后的中國人口作了仔細的計算，結論是：非正常死亡數在三千五百万左右。（９）除非中國政府更改一九六○年年代人口統計資料，這個數字將經得住歷史的檢驗。
縱觀中國歷史，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執政之前的“兩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發生二百○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災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１０）而毛澤東一個“大躍進”，餓死的人就多于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的全部人數的總和，這是怎樣的一場浩劫！且讓我們看看它究竟是怎么發生的吧。
二、 “大躍進”引發的災難
毛澤東于一九五八年三月發動“大躍進”運動，到年底時，中共中央發表公報，宣布糧食、鋼鐵的產量都翻了一番，實現了特大躍進。從此“大躍進”和“總路線”、人民公社一起，成為中共的看家法寶“三面紅旗”，“大躍進万歲”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大躍進”，對于落后挨打了一百多年的中國人來說，本是個美妙的字眼。“又是大國又是窮國，不躍進行嗎？落后二百年，不躍進行嗎！”（１）毛澤東這樣說當然不錯。問題是他個人的功名欲壓倒一切，他企圖通過几個運動、几場人海戰役就改變中國二百年的落后，在他有生之年就超過英國、赶上美國。早在一九五七年，党外人士張奚若（時任教育部部長）和陳銘樞（前國民党政府廣東省省長）就曾批評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反駁道：“什么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還是反動派的好大喜功？”他聲稱他就是“要好大喜功”。（２）
超英赶美，這并非不可能。可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宣布的“三年基本超過英國，十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３），卻是大謬。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軍隊總參謀長黃克誠說：毛澤東“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來要几百年才能辦到的事情在几年之內辦到”。（４）此評語可謂一針見血。
其實，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完全是虛假的。就工業而言，正如副總理薄一波所說：“一九五八年的工業生產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來這象是大躍進；但是如果分析一下這百分之六十六的內容就知道……國家花費了寶貴的原材料，制造出大量的廢品，現在都塞滿了倉庫，還要開支保管費。這能算大躍進么？”至于一九五八年生產的“一○七○万吨”鋼里，有三百多万吨是鄉下人砸鐵鍋，城里人拆鋼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爐”煉出來的，什么用處也沒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說的“一九五八年煉出來的三百万吨土鋼，至今還埋在草里”（５），正是大實話。
那一年剛好老天爺幫忙，農業丰收，但糧食產量比一九五七年僅增加百分之三點四，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百分之三點八還略少一些。（６）談不上是“躍進”，更沒有“大躍進”。可是誰都怕“反對三面紅旗”，誰都怕當“大躍進消極分子”，全國上下虛夸吹牛成風，糧食產量層層加碼，匯總到中南海，就變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年的農業大躍進就是這么來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煉鋼，農民丟下農活去“找礦”、“煉鋼”，大量成熟的庄稼爛在地沒有收入倉，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拋撒。譬如四川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約占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左右……當在二百二十万吨以上。”（７）河南省更為嚴重，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糧被毀棄在地里未收獲入倉。（８）又因中共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完成國家糧食征購任務之后剩下的才是農民的口糧、种子糧、飼料糧。征購量隨產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購數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二百十五億斤，全國農民的人均口糧減少了二十一斤。（９）個別地方，如河北省張北縣，一九五八年的糧食產量“被近四倍地虛夸”，“使國家征購任務成倍增加，而實際產量与征購數几乎相當。”留給農民糊口的只是一些土豆。（１０）
虛報不那么嚴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樣干稀搭配、攙和蔬菜，也能勉強維持一年。可是八月間全國一窩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干勁生產”的口號風行南北，公社食堂在無計划用糧的情況下肆意浪費，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飯比賽，“放”了几個月后，糧倉也就空了。所以飢荒的到來只比大躍進晚了半拍，從一九五八年秋開始，不少地方已出現了“非正常死亡”。譬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靈壁縣的三個鄉餓死了五百多人。（１１）
一九五八年的“大煉鋼鐵”、“大辦水利”，農民成為奴隸、役工，農民的生命賤如螻蟻，“被驅不如犬与雞”。在“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的旗號下，有些許多地方竟然高喊“宁教人死了，不教紅旗倒！”“宁死九十九，紅旗不丟手！”（１２）許多人勞動過度、營養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國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超過了一百万！（１３）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許多地方已處在飢饉的邊緣，發出了餓死人警報。按薄一波的說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等十五個縣統計，就有兩千五百万人“無飯吃”。（１４）
在這种形勢下，國防部部長彭德怀元帥出頭“為人民鼓嚨胡”，在七月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大躍進提出質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澤東就勢發動“反右傾”，整肅了一千多万名“右傾机會主義分子”（１５），形勢極度恐怖。正如當時的江蘇省省長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書記周惠是彭德怀“反党集團”成員）所說：“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后，稍有點政治閱歷和身份的人都遄遄不安，或噤若寒蟬，或謹慎言行。”（１６）因此中共各級干部唯恐“右傾”帽子落到自己頭上，誰也不敢為“無飯吃”的農民大聲疾呼。
中國這塊黃土地，歷來是丰、平、歉年交替。在連續兩年丰收后，一九五九年是個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積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九千万畝，以致年產量只有三千四百億斤（１７），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四百多億斤。然而，各地為了表示自己擁護大躍進，不惜再次吹牛虛報糧食產量。如廣西上林縣，秋收一結束縣委就將各公社、生產大隊的干部集中開會，要下面報告產量，凡虛報高產的得獎，如實報告的則扣以“右傾”、“反三面紅旗”的帽子，報不到縣委要求的數字就不散會。基層小吏敵不過縣大人，只好亂報產量。結果全縣本實收一點四四億斤，卻報了二點五七億斤。（１８）這樣，匯總到政府總理周恩來那里，糧食總產量就多出整整兩千億斤，變成了五千四百億斤。又是個“特大躍進”！
于是繼續高征購。計划分到各省，誰也逃不脫。農村沒那么多糧食可交。征購計划又必須完成，怎么辦？
“反瞞產”！
早在一九五九年初，毛澤東就曾擬文件批發全國：“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１９）此后，凡收羅的糧食不足上級規定數，就一定是基層干部隱瞞了產量，私分了糧食。于是“反瞞產私分”，拼命從農民碗里奪糧，全國一律，沒有例外。結果留給全國農民的的人均糧食（含口糧、种子糧、牲畜飼料糧）比一九五八年還少一百余斤。（２０）
對擠了農民的口糧這一點，毛澤東十分清楚。他下達指示：“告訴農民，恢复糠菜半年糧。”（２１）“糠菜半年糧”餓不死人，但實際情況是，“反瞞產”、完成國家征購數之后，許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連糠都沒有了。從十一月尾起，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飢饉就籠罩了全中國。
“反瞞產私分”是導致大飢饉、數千万人餓死的關鍵一步。農民成百成千万地餓死的慘劇与“反瞞產私分”同步發生。當時人口七千万的全國第一大省四川是個典型。本來一九五九年實產糧食一五八二万吨，可是在“反瞞產”過程中“撤換了大批堅持實報糧食產量的干部……‘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糧食”，于是省委公布說產了三千五百万吨，結果國家征購數高達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五八年以前平均每年僅征購百分之三十一）。剩下給每個農民的糧食只有一百三十九公斤，比全國農民平均留糧數低四分之一以上。（２２）去掉种子、飼料糧后，口糧已所剩無几。餓死人是注定的了！
宜賓市委在“反瞞產”運動中斗爭、捆打了兩千五百多名基層干部，將該市所屬農村的十六万農民的平均年口糧壓得只剩一百余斤。結果三万八千人農民冤死，差不多每四個農民中就有一個成了大躍進的犧牲品。（２３）
仁壽縣，縣委書記把全縣的公社干部召去開大會。會上將公社干部一個個輪流叫上台，讓民兵抽打，逼問“把糧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們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亂報個地方，說藏了多少糧食。農民僅剩的一點糧食交出去后，便只有餓死了。四川省委書記閻紅彥帶領工作組前去處理，并發放了五百万斤救濟糧，可是一百一十万人按人頭分，一人不足五斤，制止不了死亡潮。到一九六一年底，仁壽縣人口比大躍進前的一九五七年少了二十六万，除去一九五八年底十一個人民公社六万余人划給威遠縣以及少數外流者不算，多數餓死了。（２４）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會議、發動大躍進時，曾興致勃勃地驅車到灌縣都江堰參觀，感嘆道：“灌縣是個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喲！”就在這自古以來從不曾被飢饉光顧的好地方，餓死了四万多人。同在成都平原，与灌縣為鄰的崇慶縣，也死了約三万五千人。（２５）
夾江縣，顧名思義，風景如畫的青衣江從中穿過，到樂山与鬆江會合。會合處?褪侵汎??睦稚醬蠓万淞＞馱謖飪楦皇??牡胤劍??堪爍鋈死鋃鏊懶艘桓觶【瘟杲??緣慕??畢兀??揮幸蚪ぶ厙焓卸汎觥２還??鋇餃????旰螅??俜轎南撞磐嘎叮??孟卦諞瘓帕慄鵡甓鏊懶聳??嗤蛉耍。見玻叮? 從重慶沿長江而下，行不多遠就是以“鬼城”著稱的丰都縣。那里八點七万人“非正常死亡”，差不多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成了名符其實的鬼城。沿江再往下走，以“巫山神女”聞名的巫山縣，因“大煉鋼鐵”使“成熟糧食多爛在田里”，從一九五八年就開始餓死人；先后餓死了五万七千人，每六個半人中死了一個。（２７）
大邑縣，死亡率更高，每五個人里就死了一個！井研縣，每八個人里死了一個。新編《井研縣志》說，一九六○年“人口死亡率超過歷史最高水平”，正是實話。（２８）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遠超過任何一省。如今官方發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統計數字告知天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數分別為一零三万、二五八万、三百万、一二五万、二十六万。整個大躍進期間，四川餓死的人數高達八百十一万，每九個人就死了一個！（２９）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是大躍進的積極分子。毛澤東的秘書、成都人田家英聞說成都郊區放了顆“畝產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衛星后，曾于一九五九年初率領一個工作組到那個公社去調查，弄清了真相：糧食畝產只有几百斤，上報時吹了牛，上級要征糧，公社將本應用作農民口糧的稻谷拿去湊數，公社食堂只有清湯稀飯給農民填肚子。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前，從武漢到九江的船上，田家英對李井泉說：“現在可是有的地方餓死了人。”李井泉卻滿不在乎地答道：“中國這么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３０）
如今，四川死了那么多人，李井泉應負全責。但他成功地用几個替罪羊頂了罪。譬如雅安地區死人太多，不處理不行了，李井泉放過地委第一書記何允夫，下令將榮縣縣委書記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該縣科、局長全部撤換；并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長、書記一級的干部。李井泉的老上級、一手提拔了李的鄧小平一九六○年春到四川時，在全省縣委書記會上說：“四川的工作，中央認為滿意，是全國工作做得比較好的（省）。”同樣餓死了成百万人的甘肅、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第一書記都被撤了職，唯獨餓死了八百万子民的李井泉是個例外，不僅安然無恙，而且當餓死人的災難還在繼續時，李井泉就官升一級，成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掌管云、貴、川三省。這也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奇跡罷！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四川省的工作部曾就餓死人的嚴重問題向李井泉發難，李不得不在四川組的小會上作檢查。檢討通不過，鄧小平兩次到四川組去為他開脫：“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么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鄧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個人的責任，說“會議再不能這樣的繼續開下去了”，李再次輕易地混過了關。（３１）四川餓死八百万人的事就成了一筆糊涂帳。
廣西壯族自治區在第一書記韋國清領導下，于一九五九年九月開始“反瞞產”。他親自坐鎮桂林地區臨桂縣指揮，一場令人發指的搜糧運動遂遍布廣西。
韋國清的“反瞞產”成績巨大，譬如龍胜縣，一九五九年糧食征購數竟然高達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留給農民的口糧甚至一天不到四兩糧，結果當然是把人活活餓死。（３２）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廣西環江縣水稻“畝產十三万斤”的特號新聞，是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一手導演炮制的。到了一九五九年，為了搜刮糧食上交，賀亦然聲稱：“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區也要爭個第一！”結果“反瞞產”搞得如此徹底，有的農民家里僅剩几把米，不得不藏進尿罐里以免被搜走。為讓“私藏”了糧食的農民有糧也吃不成，環江縣馴樂區委甚至下令“滅火封鍋”，逐門逐戶將爐灶貼上封條，連取暖的火也一律滅掉。在寒冬腊月里，區委派民兵夜間巡邏，見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許多農民挖得野菜、剝得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成為餓死鬼。（３３）
餓死可以，外逃不行。民兵把守鄉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飢民外逃。環江縣水源區委甚至追捕到相鄰的河池縣，將二百多名男女老幼用繩索捆成一長串，押送回鄉。當忍無可忍的飢民到水源區糧管所搶糧時，區委書記韓祖文不僅不開倉放糧，反下令開槍鎮壓，事后還誣稱被槍殺的飢民是“反革命分子”。（３４）
從一九六○年初開始，環江縣餓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絕戶，不少村庄絕村……最后竟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開擺賣人肉。”賀亦然的豪言壯語沒有白說，柳州地區真的得了全廣西第一：死人十六万！（３５）
但是，“反瞞產”運動是韋國清直接指揮的，他親自坐鎮的桂林地區臨桂縣五通鎮，七、八千人口也餓死了三分之一，死絕了一百多戶人家。所以一九六一年五月柳州地委開會討論對賀亦然的處分時，韋國清為賀開脫，“建議中央、中南局對賀不作組織處分。”（３６）這樣，賀雖丟了地委第一書記的職，卻升官當上了廣西自治區党委宣傳部副部長。（賀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文革后說是受四人幫迫害，平反升官，當上了廣西自治區區委書記。）而升任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不久的原環江縣委書記洪華則被當做替罪羊拋出，判處五年徒刑，并死在了勞改農場。奉命槍殺搶糧的農民的環江縣水源區委書記韓祖文則判了十五年。
廣西共死了多少人！据一九六七年“廣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發表的《給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韋國清自己承認的數字”是三十多万，但廣西“公安廳廳長鐘楓揭發，起碼有五十万。”（３７）
死人嚴重的另一個省是安徽。鳳陽縣是個典型。鳳陽縣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是一點五億斤，但縣委宣布“我們在總路線的照耀下，奪得了農業生產的全面大丰收。糧食總產四點○五億斤……”報了高產就得多交糧食，縣委擠社員的口糧。擠不出來，便“反右傾”、“反瞞產私分”。鳳陽縣委在十月間召開全縣干部大會，開始了空前野蠻、殘酷的“反瞞產私分”運動。社隊干部奉命成立“查糧突擊隊”，挨家挨戶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鑿壁，找不出就打，僅一個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三人被打成殘廢，還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設的勞改隊。（３８）
一個月后，便開始餓死人。該縣殷澗公社党委書記在化名“石求明”給毛澤東寫的信中說：“据我知道的三個公社四個庄子的人口死亡情況是極為惊人的。一個死亡占百分之五，一個占百分之十一強，一個占百分之十五，一個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几乎無人了。……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的招收起來的被大人丟棄的儿童約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据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過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鳳陽農民餓死在那場人為的飢饉中。（３９）
餓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縣還有宿松、濉溪、靈壁、渦陽等縣。《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官方坦誠公布，該縣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万余人。”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４０）
安徽死人如此嚴重，震惊了北京。安徽發生吃死人肉的事件，但當局力圖封鎖消息封鎖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說法。但最后中南海還是知道了。但問題究竟到什么程度，中共中央卻不十分清楚。所以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處理安徽問題時，劉少奇曾在安徽大組會上說：“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書記和公安局長知道，其他書記和常委都不知道。這种態度是不行的。”“我問你們死了多少人，你們說向中央報告過了，一百一十几万，誰相信？你們心中有數，可就是不說老實話。……你們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實說出來，再隱瞞要開除党籍。”（４１）但很可能他始終沒有弄清安徽死了多少人。
其實，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連安徽省委也說不出准确的數字。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內部還有三個不同的估計數：三百多万，四百多万，五百多万。三百多万是個下限。（４２）
貴州山區地勢偏遠，貧窮落后，俗稱“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一九五九年僅生產了七十億斤糧食，可是省委上報說產了一百五十億斤，并要在十月前完成征購任務三十八億斤。（４３）農村嚴重缺糧，糧食收不上來，省委認為基層干部一定隱瞞了產量。為逼迫他們認為隱瞞了糧食的基層干部就范，省委通知各縣“先吃自己的，后吃國家的”，規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年一月不得發糧食給公社食堂。同時提出一條別出新裁的口號“捉鬼拿糧”，對基層干部審訊拷打，逼迫他們交出糧食。結果造成“貴州死人事件”。其中最嚴重的是遵義地區、畢節地區和銅仁地區。
遵義是所謂“革命圣地”，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此地開會、毛澤東奪得領導權而聞名。但毛澤東革命成功十年后，遵義卻成了人間地獄，農民成批成批餓死。有些地方，全家全家的死絕，成堆成堆的埋人。本書作者朋友的一位親戚，全家八、九口僅一人活了下來。一九六○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告的餓死人、人吃人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省委聞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北京還是知道了“遵義事件”。四月間，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帥孟奇打電話要貴州省委監委匯報遵義死人的情況。可是省委書記李景膺卻將監委寫的報告收去，未交到中央。一九六○年七月三日，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地委“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可是李親去遵義處理事件時，只將几個縣委書記撤職了事，而將地委書記李蘇波上調到省里當了計委副主任。
畢節地區也成了活地獄。“地委書記孟子明是個土皇帝……一九五九年在畢節地區大搞所謂‘捉鬼拿糧’……，制造了全省聞名的‘金沙事件’（金沙縣嚴重死人事件），使無數貧、下中農家破人亡。”（４４）一九六八年，本書作者的一位朋友到金沙縣工作，當地人告訴他：一九六○年几乎家家死人，全縣死了大約四分之一。一九六○年六月，李景膺親自到金沙縣，把六個區委書記逮捕了五個。其中一個楊金倫原是縣委書記，因堅持向上級說本縣缺糧而被撤職下去當區委書記的；如今也成為坏人被捕。但孟子明卻因禍得福，丟掉地委書記職位不久就升官，成了省文教辦公室副主任。
一九六○年初，銅仁地區思南、余慶、印江三縣相繼斷糧，農民成万成万地死去。活下來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當年天旱，夏收無著，更多的飢民死去了。一九七○年，筆者一位朋友到那里一家工厂工作，車間党支部書記告訴他：書記的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數家，都是全家死于那場飢饉，無人幸存！和遵義、畢節地區一樣，省委丟車保帥，僅處理了几個縣委書記，而被老百姓稱為“制造銅仁嚴重死人事件的罪魁禍首”的地委書記周國璽卻升到省里，當了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
一九六○年六月，國務院民政部召開全國民政廳、局長會議前，省民政廳統計了貴州的死人數字，准備向北京報告。省委書記李景膺見了大發雷霆，說“誰叫你們報的？這么大的數字還得了！”“你們把這些數字反映出去，被台灣、香港特務机關得到，就等于給台灣、香港的特務机關送了情報。你們赶快把這些材料燒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貴州省公安廳報告死人數字，省公安廳報告說人口比一年前減少了一百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貴州的真實情況才得以外傳，中央政府特派謝富治率檢查團前去檢查。（４５）但那些“革命圣地”的冤魂卻再也不能复生了！
自然條件本不算好、糧食產量不高的甘肅省，因一九五八年國家征購的糧食高達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而導致農村普遍缺糧，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處處有農民餓死。六月初國防部部長彭德怀自國外訪問歸來，總參謀長黃克誠向他介紹國內情況時，就曾特別提到過甘肅的問題。八月廬山會議后反右傾，省委搜刮糧食變本加厲，收走了占當年產量百分之四十七點六的糧食。“再扣除种籽和飼料等留糧，農民所剩無几，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据當時的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珩回憶，當時“整個河西地區，日人均口糧不足六兩原糧。”（４６）（僅折合四兩食用糧）整個甘肅一下子掉進了歷史上空前的大災難中。
一九八六年時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李子奇說：“在三年困難時期，甘肅有很多人死于飢餓，主要集中在隴中地區。”作家麥天樞在作了大量調查后得出結論說，“隴中大飢饉餓死近百万居民”。（４７）
隴中大自然條件較差，但自然條件好的地區也沒能逃脫大躍進人禍。武山縣位于蘭州和天水之間的鐵路線上，渭河從中穿過，渭河兩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間，是几十里寬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澆灌土地，在飽受乾旱威脅的甘肅省，屬于丰饒地帶。一九五八年，它是甘肅省委表彰的“紅旗縣”，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餓殍的鬼域。以渭河北岸的百泉公社為例，從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放開肚子隨便吃飯。到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公社食堂突然開始限量，不能放開肚子吃飯了。大家開始勒緊褲腰帶。開頭每人每天六兩糧食，一周后改為五兩；十一月上旬改為四兩，下旬改為二兩。到了五九年底，糧食沒有了，僅剩下大白菜充飢。隊里死了驢，肉被隊長們瓜分了，社員們沒份。社員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糧食全部沒收歸食堂。大年初一，食堂里只有大白菜和爛土豆。社員雖然多少還藏了一些糧，但堅持到六○年二、三月間，就完全沒有吃的了。一九五八年被送到百泉公社百泉大隊勞動改造的蘭州大學右派學生何之明這時已被調到縣辦工厂，有“城鎮居民”的口糧，無餓死之虞，回村看望老鄉時還能接濟他們一點。可惜杯水車薪無濟于事，老鄉成批餓死。百泉大隊（今百泉村）一千多人餓死了近三分之一，包括何之明的老房東。（４８）
甘肅餓死人的嚴重情形傳到北京，震動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錢瑛親率工作組前往調查。了解到真實情況后，她立即向中央告急，請求撥糧救災。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于一九六○年十二月初在蘭州召開會議，改組甘肅省委，并號召全省“緊急行動起來搶救人命”。（４９）賑濟飢民的糧食是運去了，駐軍也則配合地方，挨家挨戶送救濟糧。雖說“來遲了”，許多農民已經死去，死亡潮終于停止蔓延。
大躍進期間甘肅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万至二百万之間，一百三十万是個下限，占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對此從沒有人提出過异議。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間，對甘肅餓死人應負主要責任的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江蘇任省委書記處書記。甘肅的造反組織派代表到江蘇，要求將張揪回甘肅，理由就是“張仲良欠甘肅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債”。當時，由于劉瀾濤被打倒，張仲良的個別老部下想為他翻案，找到當時主掌甘肅的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請他支持張仲良复出。冼恒漢回答說：“我要是為張仲良翻案，我對不起一千多万甘肅人民。”結果張仲良的案終于未能翻成。
青海同甘肅差不多。由于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左傾蠻干”（劉瀾濤語），青海發生嚴重的非正常死亡，劉瀾濤向鄧小平點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据劉回憶：“王昭同志到達青海時，正是春耕大忙季節。但是從湟水之濱到黃河兩岸，地里看不到人跡，村里看不見炊煙，一片荒涼蕭疏景象。”王即向中央報告，“要求中央火速調撥糧食，先把人畜死亡的問題煞住。”（５０）但在救濟糧送到之前，許多農民已經死去了。
青海當局公布的死亡數僅為十二万多，因為打了“外流”的埋伏，說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万。（５１）而實際上全國各處都在挨餓，外流者很難討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于他鄉，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數就是四十万、占全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五了。
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范文瀾曾說：“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該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庄稼爛在地里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減了產，當年糧食產量僅一百九十五億斤，他卻按四百五十億斤的產量作基數，分攤指標，強行征購，完不成任務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各地只好靠搜刮農民的口糧來證明大躍進之偉大，將當七十五億斤交了國家。（５２）結果弄出了几個“事件”，其中最嚴重的是“信陽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說法是：“‘信陽事件’是指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四月發生在信陽地區的大批農民群眾餓死的事件。當時信陽地區所屬十八個縣（市），有十五個縣（市）出現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５３）
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在信陽地區，餓死人信陽也是第一。信陽地區一九五九年實產糧食三十二億斤，以第一書記路憲文為首的信陽地委卻估產為六十四億斤。省里要征購九點六億斤，已屬過頭，地委卻自報奮勇，要為大躍進多作貢獻，交了十點四億斤。農民的口糧、种子糧、牲口飼料糧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糧，僅夠食用四個月。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三個月。還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斷糧停伙了。路憲文怕真實情況傳到外界，指令各縣，“不准農民生火做飯，不准外出逃荒要飯，不准向上級反映情況。”（５４）各縣派民兵封鎖村庄，街頭、交通要道都設了關卡。農民無處可逃，只剩下餓死一途。
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數，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５５）但這与目前已披露的各縣的死亡數不符：截止一九六○年春，正陽縣餓死八万多人，新蔡縣死亡近十万。臨靠淮河的淮濱縣，僅在一九六○年一年里就餓死九万八千人，每四個人中死了一個！在那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縣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餓殍！（５６）而“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的縣（市）“有十五個”！
實際上，內部還有一本帳未公開：“第一次統計是八十三万人……第二次統計查出九十七万；上級估計在百万人以上。”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副總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率領工作組到達信陽。調查了五個月后，工作組組長陶鑄在一次講話中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一百多万了。……”（５７）作家白樺是信陽人。他說當時“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正是事實。僅息縣就有六百三十九個村子死絕。固始縣“全縣無人煙的村庄有四百多個。”“死絕的戶數，光山縣就有五六四七戶，息縣五一三三戶，固始縣三四二四戶。”（５８）
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張文才曾說當時“有些地方甚至餓殍遍野，總理為此懮心如焚”。他指的地方必定包括信陽。對信陽事件，毛澤東也知道大致情形。一九六○年底，毛澤東指定他身邊的几位工作人員到信陽地區去調查研究。不過，當這一行人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達河南時，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卻不讓他們去信陽，把他們安排到了許昌地區的鄢靈縣。雖然他們也看到了“農民大量挨餓、生病、死亡的凄涼后果”，畢竟沒有看到信陽地區餓殍遍野的慘況。（５９）
河南省的問題剛暴露時，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想從下面找替死鬼，挑上了禹縣縣委書記刁文。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時，禹縣出過一陣風頭，每當中央要員前去參觀，吳芝圃必定風光滿面地陪同。到餓死了人，事情鬧大了，吳臉一變，下令槍斃刁文。但被中央發現制止，刁文才揀了一條命。南陽地區唐河縣一九五八年曾創造全國第一顆小麥“高產衛星”和“保證畝產籽棉一万二千斤，爭取一万五千斤”的棉花高產奇跡。結果該縣的糧食被大量外調，供上級領導觀看的糧囤僅表面一層是糧食，下面全是稻草和玉米秸。不久，斷糧的農民成批餓死，万戶蕭疏、餓殍遍野，路上隨時可見倒斃的死者。到了一九六一年，該縣人口銳減了十一万四千。在相鄰的淅川等縣的三個縣委書記、縣長被捕，上報中央等候批准槍決時，唐河縣委第一書記畢可旦風聞自己將被解押南陽，“很可能槍斃”，便先領著家人半夜跳了井，夫婦及三名女儿死去。
（文革后，畢被平反，官方為他遷墓重葬。可是官修墓碑敘述他的生平時，只說他一九五七年任唐河縣委第一書記，一九六○年十一月逝世，對大躍進和他的死因只字不提，好象根本就沒有那回事。倒是与他一起跳井時年方十四歲、被母親頂上水面逃生的儿子畢劍增說了實話：“唐河當時餓死人多，我父親身為父母官，他是有責任的。他既是浮夸風的執行者，也是一個受害者。”）（６０）
河南餓死人的慘劇被揭開后，大躍進的積極分子吳芝圃終于不得不認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６１）不過，他的官運并沒到此結束。不僅中共中央委員的頭銜卻沒丟，而且不久就又調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只比原職低了半級。他死后，中共為他作的傳是這樣寫的：“一九五六年……被選為中央委員。一九六二年以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一九六七年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去世”。（６２）同畢可旦的墓碑一樣，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間，吳芝圃的經歷也是空白，似乎什么事也沒有做；一個欠了老百姓二百万條生命”的人物，竟成了受迫害而死的大好人。中共為吳芝圃開追悼會時，河南省委机關報《河南日報》甚至發了篇強奸民意的大塊文章《河南人民一直怀念他》。那一天，在河南省會鄭州的一處公共報欄，有人在這篇文章旁批了几個字：“河南人民永遠不會原諒這個人！”
山東的情形和河南差不多。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青壯勞力都去煉鋼、修水庫去了，全省秋播面積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一九五九年老天爺幫忙，風調雨順，夏糧長勢甚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沒有播种，老天爺白幫了忙，應該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億斤。八月開了廬山會議，批判右傾机會主義，于是又“大辦水利”。“從十月下旬開始，全省七百万青壯勞力開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達到八百八十七万人。甚至在一九六○年春夏農村經濟面臨崩潰、嚴重糧荒籠罩全省時，仍有數百万農村勞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拋荒，“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兩年，全省共荒地五千至六千万畝。”（６３）
本來据山東省委估計，二百億斤是“最低限度的糧食自給目標”，但為了大躍進而土地拋荒，老天爺不肯再幫忙。飢餓的農民無力操持農活，一九六○年僅產了一百六十六億斤。這樣，國家應當支援山東三十四億斤糧食才行。可是為向中央邀功，山東省委反而報告說“大丰收”，農民“踊躍賣余糧”，從農民那里搜刮了七十億斤“余糧”交給國家，即從每個山東農民口里奪走了一百多斤糧食。結果有一千六百万農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糧只有一百四十二點七斤”。（６４）每人每天不足四兩原糧，還不夠兩只雞吃的。人焉能不餓死！
臨朐縣有個大峪大隊，一九五九年秋收，四十多万斤糧食被征購，剩下人均口糧僅一百多斤。從十一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給四兩原糧。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糧：“蘿卜四斤頂一斤，菜葉子五斤頂一斤，南瓜二點五斤頂一斤。”玉米秸、剝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殼、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農民的口糧。實在湊不出了，又假設每人偷了四十斤糧食，強行加到每個人的頭上，算起來每人的口糧又多了四十斤。最后向上級報告說每人口糧三百五十七斤。但一天四兩糧食維持不了生命，農民就這樣活活餓死。死的人多了赶不及埋，許多人暴尸路旁。臨沂地區一位當時的中學生后來這樣回憶道：“大概是（一九）六○年，……那時大食堂已經把許多人餓死了。（上學的路上）常見有被狗撕得亂七八糟的死孩子，我怕極了。”（６５）
一九六○年十月，羅榮桓元帥曾在一次講話中說：“在山東，農村勞動力減少了百分之二十，牲口由六百万降到二百万，許多土地荒掉了。”羅沒細談山東農民餓死的詳情，因在廬山會議上直言批評毛澤東而被打倒的彭德怀元帥卻多少知道一些。當時他正被軟禁在北京西郊吳家花園（今清華大學与頤和園之間）。有一天，一老一少母女倆到了彭蝸居的地方，她們是步行乞討一個多月從山東來到京城的。那母親一見到彭的一位警衛戰士就哭喊道：“儿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餓死了。全村人把樹葉都吃光了，都逃出來了……”（６６）
甘肅省委工業交通部部長張北華是山東人。一九六○年，在通渭縣大批餓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縣去處理。就在這時，他的侄儿從山東老家去甘肅找他，告訴他山東家鄉的情況与通渭縣差不多，他的父親也是餓死的。連這位高級干部的父親都餓死了，山東死了多少普通農民就可想而知了。（６７）
闖下大禍的舒同，省委書記當不成了。一九六○年十月，舒同下台，“下放”去當縣委第一書記，而活活餓死的几百万山東老百姓卻再也沒人提起。此時北京朝廷還不知道安徽死的人一樣多，曾希圣便光榮地兼了山東的第一書記。為了支持曾希圣，中央于十一、十二月間給山東調撥了十億斤糧食。不過其中有四億斤是“返還”的糧食，即本來就是山東農民的口糧，被前省委搜刮了交給北京政府的。（６８）換句話說，要是山東的各級干部當初不曾搜刮農民的口糧去向上邀功，許多農民是不會餓死的。
北京四圍的河北省，并沒有因為靠近偉大領袖毛主席而沾光。從北京往北，過了八達岭長城不遠就是張家口地區。一九六○年春，張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到下屬蔚縣調查。在蔚縣西合營村，他看到“春播時，前邊播上种，后邊有人就把种扒出來吃掉。隊里沒辦法，把种籽通通拌上毒藥，并通告全體社員。可是……种籽照樣被扒出來吃掉，只不過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糧食在土里邊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進嘴里……”（６９）
在那樣嚴重的情況下，河北省委的書記們既不敢向中央開口討糧食，又不敢開放儲備糧倉。他們只懂得一條：卡農民的脖子。省委在一九六○年十月決定全省農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兩的指標配給糧食。口號是“吃四兩，晒太陽。”因為太陽光里有熱量，可彌補食物之不足。
胡開明跑到省里找省長：“請你們下來看一看，一天四兩糧食怎么活下去！”但他空手而回，沒要到一點糧食。而他手下的蔚縣縣委書記為了向省委表忠心、充模范，竟決定再壓低農民的口糧，規定全縣農民日吃三兩糧。按胡開明的說法，“這個標准降到了一只雞所需食物以下。”結果僅僅在實行此標准的頭四個月里，蔚縣就餓死了百分之二點八的人口。省委宣布一天四兩后，宣化市的死人數也“逐月猛增”。一九六一年中國新年初一，河北省委召開常委擴大會，省委書記指著宣化市委書記盧起責問：“宣化為什么死那么多人，原因是什么？”盧起回答：“四兩不行，就是五兩也不行，至少需要六兩。”會議這才決定將農民的口糧增加到六兩。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問題才因而逐步緩解。（７０）
湖南也沒因是毛澤東的老家而免禍。漵浦縣本是個除了鹽之外什么都可以自給的好地方，此時人們也沒有吃的了。凡附近山上有樹葉可采，有獼猴桃、板栗可摘的，大都能設法找點東西充飢。四周山上無野果可采的，就沒有多少希望了。向家周圍都是禿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餓死了一大半，青年、壯年几乎死光。本文作者的一位黃姓朋友的同學，一九四九年參軍，當上了軍官。他一九六○年回向家探親，發現父母都已餓死，村里沒剩下几個活人，當即憤而自殺。（７１）
湖南的另一個縣——宁鄉，是劉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听說劉要回鄉搞調查，當地干部怕他發現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机關路旁的梧桐樹的樹皮已被飢民剝了吃掉，赶緊做了手腳：將樹干涂上黃泥，再用稻草裹住。但劉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他在一個山坡上看到一堆風乾的人糞，用小棍子撩開，只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挑起來也聞不到臭味。農民告訴他，很多人已經餓死，枯木沖（村名，劉的老家叫炭子沖）餓死了“一、二十個”，“跑了”十几個。劉的姐姐劉少白家中在一個月里接連死了兩口。她的儿子因用米糠充飢，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７２）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統計數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僅八十六万。但陪同劉少奇去湖南調查的夫人王光美說：當時“基層党組織……連人口死亡數字統計出來了，還要‘壓縮平衡’，不許如實上報”，可見官方統計的死亡數字必定是縮過水的，不可置信。實際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數至少在一百五十万以上。（７３）
既然是人禍而不是天災，既然各個省都服膺北京中南海里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毛指揮的大躍進也就人人有份。所以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周惠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曾說：“各省第一書記都該打一百板屁股。”（７４）為此，以緊跟毛澤東為首務的周恩來專門開過一次會批判他。周惠也作為“右傾机會主義分子”而下了台。可是只過了几個月，周惠的話就被證實了。所有的省都餓死了人。“一九六○年春天，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回到福建長汀老家，看到當時說假話之風盛行，名義上是保證每人每月吃三十斤稻谷（折糧二十一斤），但實際上沒有做到，大食堂都無米下鍋，吃的多是煮青菜。”一九六一年初，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帶領工作組到閩西，也發現“大片土地荒蕪，大量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非常嚴重。”（７５）
魚米之鄉普遍餓死人。湖北各縣死人的情況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春天就餓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譬如松滋縣一九五九年餓死了六千三百人，一九六○年又餓死一万六。宜都縣有一万四千余人非正常死亡。（７６）
由于一九六○年上半年嚴重缺糧，農民顧不上農田管理，天气也不幫忙，一九六○年的夏收極差。不僅沒有“余糧”上交北京邀功，反而要向上伸手了。一九六○年底，湖北省省長張體學打電話到北京，對他的紅安縣老鄉、副總理李先念說：“李副總理，你就是砍了我腦殼，也要給我兩億斤糧食！百姓們沒法活了。”可是國庫空虛，李先念也沒有辦法。他沉默了半晌才開口：“你就是砍了我腦殼，我也拿不出兩億斤糧食……”（７７）李拿不出糧食給故鄉，他的許多湖北鄉親自然沒能熬過那場飢荒。
既是人禍，江蘇省富庶的江南水鄉也就逃不脫。溧水縣，近一万四千人非正常死亡。常熟縣本應“常熟”，卻也死了一万一千多。武進縣東安鄉，僅兩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７８）從省會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石臼湖与固城湖之間，有個原本很富庶的高淳縣（淳溪）。（題外話：石臼湖是筆者當年“接受再教育”、并萌發寫作《人禍》愿望之處。）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高淳就已發生嚴重的的餓死人事件。省委調查后，寫了報告正要送中央時，在廬山開會的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打電話回去說：“現在气候不對了，要反右傾了，你們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況。”于是省委將報告壓下，僅將高淳縣委書記劉元撤職了事。廬山會議后，反右傾是首務，無人敢為民請命，糧荒不得舒解，形勢日益嚴重。省公安廳廳長洪沛霖親赴高淳調查后，談起高淳的情況，說：“農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死得差不多了，還剩几個人。何等慘啊！”（７９）
長江北邊的高郵縣是又一個典型。該縣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一万六千多人。一九六○年二月，縣委第一書記夏雨和第二書記洪堅一并成為反右傾的靶子，被定為“犯有反党、反社會主義錯誤”而撤職。新上任的縣委忙著召開万人大會批判“右傾机會主義”，顧不得救人命。結果一九六○年又死了一万七千多。飢荒持續到一九六一年，又有四千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郵縣餓死的三万七千多人中，一万七千多是儿童。（８０）
高郵北邊的興化縣，死的人數差不多，縣委書記郭玉漢被撤了職。興化北邊的寶應縣，情況更嚴重。因為忙于各种“大干”，顧不上農活，一九五九年一半以上的稻田是白水插秧（未施肥），還有的稻田干脆拋荒，結果大減產。“當年糧食實產十七万吨，而縣委主要負責人卻堅持核定產量二十七點五万吨，以至征購過頭，社員口糧全年人均只有七十六點五公斤，造成農民非正常死亡的嚴重問題。”四万人餓死，事情鬧大。江渭清親自出馬，逮捕了縣委書記徐向東。江雖自我檢討說“寶應事件，省委要負一定的責任”，（８１）但“死者長已矣”，再也不能复生了。
當年副總理陳毅路過南京時，曾將江蘇省長惠浴宇找去問：“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們江蘇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蘇省委事先已統一了口徑，惠浴宇也就沒有對他的老首長說實話。陳毅回到北京，嘆道：“在下面跑了几個省，誰也不敢說老實話……”（８２）
全國二十六省，全都餓死了人，無一例外。前面未提及的省份，今列舉一二實例，且為周惠的話作證：
遼宁台安縣，一九五九年就開始餓死人，到了一九六年，每人每天的口糧僅四兩至七兩毛糧。吃七兩的可勉強活下來，吃四兩的便難逃一劫。那兩年間，人口減少了六万，除去“外流二万多人”，非正常死亡當在二万以上。云南鎮雄縣，一九五九、六○年兩年內有一万人“非正常死亡”。陝西安康縣，一九六年“大部分社隊人均口糧不足十公斤……非正常死亡七千多人。”（８３）
全國兩千余縣，沒人餓死的很少，有些地方只是情況稍好、死亡數相對較低而已。如江西宁都縣和丰城縣，一九六○年的非正常死亡均在兩千人上下。廣西橫縣，一九六○年“春夏間……因缺糧餓死一千四百人。”連地廣人稀的糧倉黑龍江省也不例外。譬如望奎縣在一九五九年有一千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二年，黑龍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糧食定量減到二十四斤……。農村……糧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災地區，入春以后几乎沒有糧食吃，人們主要靠野菜、野果、樹葉、植物的根莖充飢……”（８４）
偉大領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糧食有“定量”，死不了。郊區農民就不行了，他們是被犧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北京及其郊區農村共有三點六万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鄰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數為三万五千多。東北重鎮沈陽的情況就更差一些，三年內共有六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万五左右是歸沈陽市管轄的新民縣的農民，几千人屬沈陽市管轄的遼中縣。（８５）
在有些城市，居民因營養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增加也十分明顯。若將這也算作“非正常死亡”，則河南南陽市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就每年有几百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年非正常死亡數達一千以上。縣屬小城鎮的居民，凡与農民一樣無“商品糧”可買的，都是被犧牲的一群。譬如四川新津縣武陽鎮，僅一万多居民，一九六○年竟死了一千一百多人。（８６）
還有一批人是不該不提的。那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八年“反右補課”補進网里的右派，以及因“攻擊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而獲罪的那一大批人。
西北民族學院你夜的回族青年沙云青，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以后又因与朋友議論大躍進而成了“反革命”，被判刑十五年。在青海某地的監獄里，“和他關在一起的‘政治犯’們，大多是專家、學者、教授，懮國懮民而因言獲罪。他在那里拜了許多老師，跟著學文學、學科學、學馬克思主義。后來，他的老師一個又一個悲慘地死去。二十五個人的大牢里，只剩下兩個人，餓得皮包骨……”沙云青是其中之一。（８７）
蕭复興的《柴達木傳說》記載了在青海的另一所勞改農場里右派們的遭遇：“缺糧，嚴重的缺糧。勞動，依然是繁重的勞動。許多犯人先后餓死了。”“新來了一個大學講師，也是右派。斯文白晰……沒過几天，人不見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另一位右派、工程師黃治中）找到了他……在戈壁灘上。他餓死了。瘦瘦的身軀緊貼在沙灘上。”（８８）
“胡風分子”任敏，一九五五年与丈夫、复旦大學教授賈植芳一起入獄，一年后獲釋，被發配青海，旋又因“攻擊毛主席”而再度坐牢。大飢饉時，她在牢房里的任務是搬死尸，每天都有餓死的囚犯往外搬。在北大荒勞改的右派、電影《智取華山》的導演巴鴻，及另外几位演員的勞動任務稍有不同：挖墳坑，定額每人每天挖三個。男高音歌唱家兼音樂指揮莫桂新（女高音獨唱家張權的丈夫）葬身的墳穴，就是他們几位電影工作者挖的。勞改犯死得太多，連做墓牌的木板都不夠用了。興凱湖邊埋葬他們的的小丘崗上，所謂墓牌只是一塊紅磚，用粉筆書寫著那些右派分子的名字。“一場大雨浸過，粉筆筆跡消失，那死鬼就成了無名野鬼。”（８９）
那時，宁夏回族自治區的右派作家張賢亮，也是個勞改犯。他后來這樣回憶那段日子：“數百名工程師、農學家、會計師、教員……還有在國外留過學的學士、碩士、博士或舊軍官”，与刑事犯關在一起勞改。“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每月每人的口糧標准從二十斤降到十五斤，再降到九斤！”“勞改隊開始大批死人……接二連三地死人。假如你早上爬起來，發現身旁的人死了，應該向組長報告：‘組長，某某人死了。’千万不能說：‘啊，組長，又死了一個！’”“勞改隊的領導經常‘報告’社會上人民群眾的生活比勞改犯人還困難，吃的比犯人還糟糕（這樣勸導犯人不要逃跑）”。（９０）
甘肅酒泉附近有個名叫夾邊溝的地方，“一九六○年……有兩千多名因各种原因挨整的干部在夾邊溝勞改農場餓死。”該農場由于人犯基本死光而變成了荒涼的丘墟。（９１）
离北京不遠的河北清河勞改農場死的人更多。僅其中的“五八三”分場就死了三百多。他們大多是北京西郊學院區送去的學生：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航空學院、鋼鐵學院、工業學院……（９２）
這批死者中，沒有名人。除了筆者的校友、清華大學電机系學生張心濤、劉雪峰外，能追尋出名字的不多。以下是當年稍有名聲、平反后被人提及，在人世間留下了一點痕跡的几位右派分子：自日本歸來的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費明君，死于青海；自台灣赴大陸的美學家呂熒，死于河北清河；自香港歸來的作曲家陳歌辛，死于安徽；自美國歸來的化學家、蘭州大學副校長陳時偉，死于甘肅武威黃羊河勞改農場。他們代表了一個時代，一個如今青年學子們所不知詳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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