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劉曉波:來自墳墓的震撼

——「六四」十一週年祭

劉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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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5日訊】

1999年12月31日,是新千年的除夕之夜。北京城的人們都在準備節日的狂歡。一位朋友打電話來,驚呼大街上、商場裡人滿為患。另一位朋友也打電話,想約我和劉霞去喝酒玩牌。可惜我和妻子早已約好,去人民大學看望丁子霖、蔣培坤二位老師。大概是我倆的潛意識裡,想把這個新千年之夜留給「六四」的亡靈們吧。

與丁、蔣二位老師及他們的女兒一家三口吃了簡單的晚飯。之後的聊天,氣氛一下就沉重起來。儘管在座的每個人都想找一個輕鬆點兒的話題,但是,在我們共同的記憶裡和當下的處境中,實在找不出甚麼可以使人開懷大笑或幽默一下的話題。丁老師反覆叮囑我的,是要我以後一定好好待劉霞,我知道這才是對我的真正關心,是人對人的關心。丁老師這些年的經歷,就是在與失去最親愛的人的遺屬們的相互扶持中度過的,那些無辜的亡靈帶給這些遺屬的,不僅是失去親人的悲痛,更是殘暴的極權制度的迫害和毫無心肝的社會的冷漠、遺忘。她對在我們這個社會中的反叛者的親人們所要承受的巨大創痛深有體驗。

告別時,丁、蔣二位老師把他們歷盡磨難編成的《見證屠殺 尋找正義》送給我倆(其中有155名「六四」死傷者名單和一些遺屬的證詞),並再一次叮囑我好好待劉霞。

回家的路上,我和妻子一直默默無語。快到家門口時,看見通往我家的那條路已經戒嚴,禁止車輛通行。警察們緊繃著的臉和指揮過往車輛的蠻橫手勢,才讓我恍然大悟:「哦,原來今晚要在新建的中華世紀壇上演又一出勞民傷財的祭壇鬧劇,而這條路恰好直通那裏,只有不到二公里的路程。」

在中國,二十世紀的結束,不是1999年12月31日,而是10月1日即中共執政五十週年大慶。在腐敗叢生、民怨沸騰、失業大軍浩浩蕩蕩的國情下,耗費上千億元大搞勞民傷財的慶典,其道義何在?這五十年裡,中國人經歷了多少難以想像的苦難,但是又有哪一個執政者對人民說過聲「對不起」。五十年大慶,除了公開撒謊和自吹自擂之外,就是虛假繁榮的排場中惴惴不安的個人崇拜。中國,這個經歷過舉世罕見的苦難和荒誕的民族,到今天還沒有一點點省悟和懺悔,反而變本加厲地向世人炫耀泡沫般的繁榮和奴性的虛榮。我們還有救嗎?

二十一世紀開始的那一刻,執政者們執意要學中國的歷代帝王們,進行一次祭壇的表演。北京為幾朝古都,遺物遍地皆是,特別容易使人產生帝制時代的聯想。這裡早已有了皇帝們主持祭天地的天壇、地壇,今天,為了迎接二十一世紀的到來,又修了一個「中華世紀壇」,又一個勞民傷財、好大喜功的總書記兼主席工程,為了滿足當權者的虛榮,還沒有完工就匆匆啟用(近半年過去了,世紀壇仍然在進行全封閉的施工),連出租汽車司機都看出了這是一種帝制時代顯示皇權至上的儀式。

對於這樣一個無恥到骨髓裡的民族,無論流過多少血,記憶仍然一片蒼白。用「遺忘症」、「褻瀆痞」、「無靈魂」……等詞彙來描述,我以為都是一種抬舉和浪費,都是對無辜亡靈的大不敬。搜遍我的詞彙庫,實在找不到恰當的詞,我也只能在無奈之際,用魯迅所諷刺過的「國罵」,大喊一聲「他媽的」!

一進家門,連口水都沒顧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開《見證屠殺 尋找正義》讀起來,從讀第一頁開始,我的眼睛就濕了。我是在淚水中念給劉霞聽的,幾乎每讀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斷,我已記不清中斷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斷時的沉默都有死一樣的寂靜,都能聽到亡靈們在地下發出的冤哭,那麼微弱、那麼無助、那麼撕心裂肺。二位老師,由衷地感謝你們,使我和妻子以一種非同尋常的方式,渡過了這個人人都在附庸風雅的2000年之夜。與離我家不遠處正在舉行的盛大而華麗的儀式相比,今晚和亡靈們在一起,我們的內心才有安慰,才感到踏實。我和妻子都感到這才是最有意義的千年之夜。現在,當我坐在電腦前寫這些紀念「六四」的文字時,耳邊仍然能夠聽到亡靈們無聲的呼喚。

整整十一年了,那些劊子手和我們這些倖存者,究竟為無辜的冤魂做了甚麼?!就在前幾個月,中共當局採取卑劣的手段,先是在上海扣住了陸文禾,堵截了海外給「六四」難屬的人道主義捐款;繼而又在北京圍追堵截,阻止兩位白髮母親的見面—— 一位母親的十七歲的兒子在「六四」時死於戒嚴的槍口下,她為了討回正義,在中共警察的傳喚、監視、跟蹤、軟禁等威逼之下,十年如一日地奔波於墳墓之間,以一個母親的堅韌的愛、一個知識份子的不屈良知,揭露著謊言,拷問著冷血的社會,安慰著地下的亡靈和地上的遺屬,使起初分散的心懷恐懼的遺屬們,逐漸凝聚成一個不斷向極權高壓挑戰的堅強群體;另一位母親帶著兒子越過大洋,來為安葬在異國的丈夫掃墓,並想與丁子霖夫人見一面,表達她對大屠殺的抗議、對遺屬們的人道關懷和對丁子霖夫人的敬意。她的丈夫曾經在中共最困難的時期,用一個美國記者的筆,給了割據於陝北的延安政權以巨大的道義支持。但是,斯諾夫人決不會想到中共是怎樣一個犬儒化的政黨,昨天還在甜言蜜語,讚美斯諾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偉大的貢獻,是中共忠實的老朋友,斯諾夫人來掃墓由周恩來親自陪同;今天就撕破臉皮、怒目相視,竊聽電話並出動大量的警察圍追堵截,全不講信譽、道義、友誼。即便兩位母親提出的要求已經很克制,甚至只是不交談的對望,為此斯諾夫人還親筆給朱鎔基總理寫了信。但是,回答兩位白髮老人的,仍然是大批警察的封鎖和隔絕。

政府如此,民眾呢?絕大多數民眾早已在強權的高壓和「小康」的收買之下沉默了、麻木了,他們沉浸於余秋雨式的矯情的文化苦旅和《雍正王朝》的歌功頌德之中,把對現實的逃避變成對傳統的哀怨,把失落的文明作為文化避孕套和文化口紅(朱大可語),以獲得一種緊跟時尚的安全和附庸風雅的憂患。被稱為「好奇、好動、好酷」的新新人類,說著一口地道的港台普通話,讀著充滿赤裸裸的性、犯罪、毒品和各種名牌的《上海寶貝》和《糖》,那是一種在西方早已過時了的准紐約或准巴黎的准頹廢情調,其中沒有任何「中國特色」。與王朔式的「痞子」、劉索拉的准嬉皮相比,新新人類少的是對極權意識形態的反抗和褻瀆,多的是對及時行樂的陶醉、幾近變態的自戀自憐、故做放縱沉淪的愛誰誰,這種做出來的小情小調的純個人痛苦,的確配得上「小康」時代那種下流而猥瑣的醉生夢死。而面對極權制度的嚴酷現實,他們又極為圓滑世故,昨天還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前憤怒地聲討,今天又去排著長隊,申請辦理去美國留學的簽證。這一代正值夢幻的年齡,卻透出驚人的老奸巨滑,知道甚麼時候甚麼場合對甚麼人舉起利刃或獻上玫瑰。他們還沒有天真過就已經成熟,還沒有追求過就已經放棄。

如果說,我們的父輩和我們是被中共的階級鬥爭和苦行僧主義洗了腦,使我們失去了對一切美好人性的記憶和憧憬;那麼,新新人類就是被中共的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洗了腦的一代,他們對中國人經歷過的苦難沒有任何記憶。前蘇聯七十年的極權統治還為人類留下了一個名詞「古拉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法西斯極權統治也為世界留下了一個名詞「奧斯維辛」;我們呢?一片可怕的空白:只有偽劣的高樓大廈,沒有鮮花長開的墳墓。

還有像我這樣的倖存者,像我這樣的「六四」風雲人物,像我這樣自封為精英的文化人,我們又為亡靈們做過些甚麼?!我的好友、四川詩人廖亦武,在「六四」血案後,寫了長詩《屠殺》和《安魂》,他因此作為「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首犯被判入獄四年。我是在1999年年末才聽到他在另一個朋友家朗誦《屠殺》的,他朗誦不是念詩、不是朗誦詩、甚至不是吶喊和咆哮,而是一種特別沉重的體力活,需要動員整個肉體的全部力量,掏空血肉,搾乾骨頭,才能完成。在這首長詩的結尾,我似乎聽到了他的聲帶被殘酷的自我拷問撕裂的聲響:「誰是倖存者?倖存者都是狗崽子!」而我以為,我們這些倖存者連他媽的狗崽子都不如!狗還有狗性,而我們這些人哪還有人性?!那些所謂的自稱有良知的知識份子,不要說要求他們在大屠殺後的血腥恐怖中挺身而出,以行動表示自己僅存的人性,就是在大屠殺中也沒有幾人走上街頭去救助那些死傷者。而且到現在也沒有一篇世紀之交的《紀念劉和珍君》。在此意義上,魯迅完全有資格蔑視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知識份子。還是魯迅目光刻毒,一眼看穿了中國從來沒有獨立的「知識階級」。從世紀初中國人圍觀日本人殺中國人時,那種一臉麻木和愚笑的看客表情,到世紀末中國人面對極權政府的大屠殺時,這種遺忘和冷漠的懦夫姿態,一百年的苦難居然甚麼也沒有改變:「時間永是流駛,都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甚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作流言的種子。」

真的不算甚麼,新世紀裡,舊的黑暗依然,即使有那麼一點點光亮,也不是「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的「真的猛士」,而是偷生者們貪婪而懦弱的目光。

丁、蔣二位老師事業,是從喪失了獨子的絕望中開始,他們二位這些年所關心、幫助和鼓勵的,都是一個個具體的和他們同命運的人。這種樸素而實在、有血有肉的正義事業,充滿了土地的溫暖和激勵,決非從天空俯視芸芸眾生的自由說教所能給予。從他們二位走遍全國,尋訪「六四」遺屬的腳印中,我看到了所剩無幾的良知、堅韌和愛。我甚至極端地以為,這是「六四」後僅存的記憶和最有成效也最有意義的事業。如果所有的倖存者都能像他們二位那樣,為無辜的亡靈做一些微小的事,劊子手也不至於殺了人後還那麼肆無忌憚,「六四」的墳墓更不至於如此荒涼。

讀《見證屠殺 尋找正義》,最讓我的妻子撕心裂肺的是,那些被嗜血者輕易地剝奪了的生命,都不是精英,而是平民百姓,他們只想過普通人的生活,得到平凡的幸福。有些人並沒有去堵軍車,也沒有去看熱鬧,他們只是或在自家院子裡聊天時死於流彈,或走在街上恰巧撞見戒嚴部隊、被殺紅了眼的士兵追殺致死。而那些自視甚高、瞧不起市井小民的精英們,卻都是屠刀下的倖存者,無論流亡海外還是在國內被捕坐牢,也都混了個或大或小名聲,得到過或多或少的關懷。

最近,中共為了得到美國的PNTR,提前釋放「六四」政治犯陳蘭濤。這個青島的小伙子僅僅因為在大屠殺開始後,做了一次抗議屠殺的公開演講,就被判了十八年重刑,而在北京,被捕的有名的「六四黑手」,最高刑期才十三年,而且現在早已以各種名義被釋放。從1989年6月開始,我已經三進三出,但是所有失去自由的時間,加在一起才不到六年。而在全中國,北京之外的其他地方,當時被判十三年以上重刑的,全都是類似陳蘭濤這樣的無名者,至今還有許多人仍在牢獄之中。

「六四」的歷史真相究竟是甚麼?為甚麼以大學生和知識精英為主的八九運動,當慘案發生時,死的都是普通人,被判重刑的也大都是普通人?為甚麼付出最大的生命代價的默默無聞的人們,無權講述歷史,而那些作為倖存者的精英們卻有權喋喋不休?為甚麼「六四」後,這些普通人的血還要被用來滋養大大小小的投機者,供一些無恥之徒角逐於所謂「民運」的名利場。甚麼是苦難和犧牲?甚麼是生命和鮮血的代價?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幸福的分配早已有天壤之別。難道苦難作為一種資源,同樣的或輕重不同的受難者從中得到也注定有天壤之別嗎?

在當今中國,我們還無法改變極權者的自私和冷血,但是我們起碼可以,要求自律,堅守住做人的底線,像珍惜自由那樣,珍惜無數人用生命換來的道義資源——我們向極權抗爭的僅有的資源。那些胸前掛滿了受難勳章的精英,面對一無所有的甚至其所得只有負數的受難者,難道就不肯付出一點兒博愛之心、養成一種平等之懷和正義之氣,為那些受難更深的人們爭取本來應該屬於他們的公道嗎?!在夜深人靜單獨面對自己的靈魂時,我們還有沒有真的從內心深處感到的疼痛和道義上的負罪?要是有,那麼這次大悲劇還留下了點兒甚麼;要是沒有,那就甚麼也沒有了。事實上,十一年過去了,「六四」的血除了供慣於吃人血饅頭的風雲人物在國內外一味「英雄」之外,就幾乎再沒有讓我們這個冷血而下流的民族得到一點點長進。苦難是資源,一個拒絕遺忘的個人或民族能夠把這資源變成靈魂提升的財富。但是在中國,苦難從來只是撈取勳章和稻草的資源,而很少變成財富——讓我們感到恥辱和負罪、讓我們痛加反省、讓我們為根絕苦難的重演而憤起抗掙、讓我們學會去平等地關心具體人和普通人的苦難、讓我們學會做一個有尊嚴有高貴人性的人的財富。

我這十年來,時時被負罪感所困擾。在秦城監獄我出賣了亡靈們的血,寫了悔罪書。出獄後,我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過多方的關懷。而那些普通的死難者呢,那些至今仍在牢獄之中的無名者呢,他們得到過甚麼?每每念及此,我都不敢往自己的靈魂深處望一眼,那裏面有太多的懦弱、自私、謊言和無恥。我們已經靠刺刀下的謊言、無恥、自私、懦弱生活了太長的時間,以至於我們已經完全失去了記憶和時間,麻木地活著,無窮無盡,從零開始到零結束,我們有甚麼資格自稱是偉大的民族?連渺小都不配。我們還有甚麼?這塊土地連沙漠都不是。沙漠還有廣漠和荒涼,我們有嗎?我也是在吃人血饅頭,我至多是這個反人性的制度反面的點綴和裝飾,抓了又放,放了又抓,我自己也不知道這種遊戲何時能有個結局,更不知道我究竟為亡靈做過些甚麼,可以讓自己想起來問心無愧。

我渴望用反抗和坐牢來贖罪,來成就我個人的信念、理想和人格,但這又為我的親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創痛。其實,坐牢之於我、之於極權制度中的反抗者,沒有甚麼值得炫耀的,要在非人的制度下活得有尊嚴、是個人,除了反抗就再也沒有其他的選擇了。既然選擇了反抗,坐牢就是這種選擇的一部份,是極權制度的叛逆者的職業必然,就像農民一定要下地、學生一定要讀書一樣。既然選擇下地獄就不能抱怨黑暗,既然知道前面是一堵撞不破的牆,我還要用力去撞,那麼頭破血流就是自找的,怨不得任何人,只能自己承受。誰讓你偏要飛蛾撲火,而不繞著走呢?

在極權制度的被告席上,當我以大義凜然的不屈姿態贏得「民主鬥士」的英名,自覺功德圓滿之時,恰恰是與我血肉相連的親人們那漫無盡頭的心獄煎熬的開始。我很少關心每天生活在自己身邊的具體的人,而只關心崇高而抽像的正義、人權、自由。我把親人們整日為我的安全而心驚肉跳視為世俗的懦弱。我入獄三年,妻子往返於北京—大連之間三十八次,其中還有十八次不能與我見面,只是留下送給我的東西就孤零零地走了。在被冷酷所包圍的孤獨之中、在連一點點隱私都無法保留的被跟蹤和被監視之下,她苦苦等待著掙扎著,彷彿一夜之間就白髮早生。我坐極權制度的有形監牢,親人們坐我為他們建造的無形的心牢。

這是一切極權制度所特有的不見血刃的殘酷,而在中國尤為慘烈。從五十年代的土改、鎮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高饒反黨集團、胡風反黨集團、肅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到六、七十年代的四清、社教、文革、反擊右傾翻案風、四五,再到八、九十年代的清污、反自由化、六四、鎮壓民主黨及所有持不同政見者、打擊法輪功及一切民間組織,五十年來,偌大的中國,十幾億人口,幾乎找不到一個完整的家庭,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朋友背叛,一個異己分子就要株連一群無辜,一個人因持不同政見而坐牢,其親人朋友都要受到警察的違法騷擾。

同時,在這塊土地上,職業政客們所謂的「無私」的背後,有太多無辜者的犧牲被輕蔑乃至戲弄。為了自己的權力、名聲、地位和所謂的「人格完美」,為了成為受崇拜的神,他們可以把一切人當作自己的墊腳石,甚至連最親近的人也只能為他們的完美而白白地犧牲掉。而這,正是中國式的古老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人格,自我完美到自私、冷血、沒有一絲人味的地步,從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大禹到妻子死在獄中的毛澤東,都被奉為政治人格的典範。特別是他們中的成功者,絕不會向那些為他們犧牲的人(包括親人)說一聲「對不起」,決不會有一點點內心的不安(最好的也只能做到表面上的愧疚和道歉),反而會把這種犧牲作為自己成聖成神的資本向社會炫耀,為自己的那張偽裝的臉再貼一層金。

如果不是極權制度下的過於血腥的政治,一個從政的人根本用不著讓別人、特別是親人付出如此巨大的犧牲。每每一想起自己選擇的反抗道路上佈滿了親人們的犧牲,我就無法再泰然處之。這也是我常常對自己極為不滿、甚至時常覺得自己討厭的原因。

早在「六四」前,我就是個掘祖墳的不孝子孫和民族虛無主義者,我對甚麼民族、祖國這類大而空的字眼兒從來持懷疑態度,特別我們這兒的愛國主義就更是惡棍們的最後一個避難所。我從來不問人的種族、故土,只問在某一塊土地上,人作為一個個具體的個體,是否活的有尊嚴有權利有自由有愛有美。過去,我最極端的說法是「三百年殖民地」,今天我仍然堅持「全盤西化」,因為西化就是人化,就是把人當作人來對待。而在中國,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從未把人當作人來對待,以至於中國人只有在「千萬別把我當人」的奴隸狀態下,才知道怎麼活。而所謂的中國知識份子大都是獨裁者的同謀和幫兇。別人都說我狂妄,但我自己深知我靈魂中的敬畏和謙卑。在耶穌式的殉難面前,在卡夫卡式的絕望面前,在魯迅式的「敢於扶叛徒的屍體痛哭」的真脊樑面前,在康德式的智慧面前,在金岳麟式的純愛面前,我永遠是個渺小的人。

如果說,1988年蔣培坤先生是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委員,我去他家拜訪時,稱他們二位為老師還是偶然和禮節的湊合,那麼在讀過了丁、蔣二位老師的死亡見證之後,你們就是我從心底裡敬重的老師了——不僅是知識上的、更是人格上的。我乞求地下的亡靈和二位老師,請接受一個甚至沒有資格做你們學生的學生的尊敬——一種靈魂被震撼的謙卑和敬畏。

「六四」的忌日又要到了,我和妻子會永遠心懷感激地終身銘記2000年的千年之夜。本來,那個日子對我們沒有甚麼特殊的意義,它只是無數個夜晚中的一個,但是它卻因對死亡的記憶而具有了墳墓般的沉痛。

活人真應該閉嘴,讓墳墓說話,讓亡靈教給活人甚麼才是活著、甚麼才是死去,甚麼才是雖死猶生。

2000年5月14日於北京家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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