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孫志剛事件一周年回顧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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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7日訊】2003年的公民維權浪潮是從大學生孫志剛的死亡開始的。在媒體、學界和民情的成功施壓下,政府理性地選擇了廢止收容遣送制度。這也使2003年的民間維權成就剛一開始,就達到了一個意外的高潮。

一年之後我們回顧這一事件的持續影響,一方面在孫志剛案的鼓勵下湧現了一系列民權熱,如劉湧案和寶馬案,孫大午案和黃靜案,乙肝人群的維權和對行乞者權益的大討論等。我們同時也看到一批民間維權的組織、平臺和個人的湧現,最突出的如在“兩孫案”中脫穎而出的許志永博士和他的陽光憲政研究所,在張先著乙肝歧視案中發揮巨大影響的“肝膽相照網”,以及普通公民李健創辦的“公民維權網”。在“公民維權網”因缺乏登記程式被關閉之後,李健提起對通信管理局的行政訴訟。儘管中文互聯網上有數百萬計的個人網站,但這卻是全國第一例的個人網站維權官司,也是維權者自身的維權。

此外,我們還能看到一批關注民權、民生的媒體的出現。這些媒體如南方都市報(及新京報)、新聞周刊和財經雜誌,它們開始凸現出與一般媒體迥然不同的地方,就是不憚於露出一種鮮明的價值立場,並在其所有報道中凸現某種統一的媒體理念。這種風格是上個世紀3、40年代知識份子辦報傳統的一種接續,這不同於一般新聞媒體在價值觀上的模糊,以及它們在民間話語和主流意識形態之間刻意保持的雜糅。比如你可以在《瞭望東方》或《外灘畫報》這些同樣也關注民權、民生的新媒體上,看到人民日報社論式的文章,但你已經不可能在上述三種媒體上看到任何主流意識形態下的寫作。這種價值立場的彰現甚至比當年的《南方周末》更主動、更鮮明。在這些媒體的帶動下,全國幾百家媒體都開始躍躍欲試,開闢或增加新聞評論和公共事務討論的版面。這一影響甚至波及到了某些電視媒體。

我們還能看到活躍於媒體空間的一大批公共知識份子的湧現。新媒體和新的媒
體知識份子在2003年的有規模湧現,還帶來對民間維權來說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就是開始連通了中文網路和中文媒體這兩個斷裂中的輿論空間。一個突出的事件就是各大門戶網站在去年底紛紛設立新聞評論頁面,以及一批活躍於中文網路的人才從去年開始大量進入非網路媒體。

但另一方面,民間維權的熱情在一年之後也已經明顯出現疲態。在成熟的憲政制度下,“個案訴訟”、“議會遊說”和“選舉活動”,是民間參與社會規則制定和修改、伸張和維護民權的三種主要的制度途徑,而民間結社則是維權活動最主要的平臺。但這三種途徑和一個平臺在目前制度語境下,幾乎都無法爲民間維權提供一個能夠繼續拓展的空間。於是民間維權的最主要的途徑和平臺都落在了媒體空間。媒體勢必要在未來的民間維權中繼續擔當主角,並因此刺激和積累新聞自由的壓力。但這一角色對目前脆弱的媒體來說還是太沈重了。媒體在各種角色之中難以準確的定位,難以在生存目標與道義色彩之間找到平衡。因爲一切矛頭都集中在媒體,依託於媒體空間的維權浪潮也很容易受到挫折。

如南方都市報固然在“孫志剛案”中迅速崛起,並贏得在《南方周末》之後中國媒體所能得到的最高的社會聲望。但因爲它打破了“不揭露本地事件”的潛規則,道義理想壓倒生存目標,從而也埋下了禍根。2004年,南方都市報兩位老總因貪污罪被判刑或逮捕,無論如何,對從2003年開始風生水起的平面傳媒及其所支援的民間維權運動來說,這都無疑是一個嚴重打擊。同時各大門戶網站的新聞評論因爲突破了網站只能從事“新聞轉載”的規定,在2004年年初也被盡數取締,這使網路空間的作爲也受到了削弱。

這些變化說明民間維權的空間其實是非常狹窄的,只有儘快推動政治制度的創新,人們才能繼續通過民間維權的方式,去落實和幫助政府實現《憲法》修正案“尊重和保護人權”的目標。

2004-4-5

作者爲中國作家、學者

—轉載自《觀察》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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