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杰:給兩位朋友提個醒

張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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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5日訊】在我自己的心目中,一直是把劉曉波先生和傅國湧先生當作精神上的朋友來看待的,所以,看完2004年4月27日大參考總第2247期轉載的劉曉波的文章《由段琪瑞的侄孫死於六四屠殺而想到的》和傅國湧的文章《知識份子戴晴之死》,覺得很有必要給這兩位朋友提個醒:寫文章的人首先應該爲自己筆下的文字擔當責任,然後才可以要求別人及整個社會擔當責任。搞政治的人更需要政治智慧加政治擔當,否則就不要衝在前面唱高調。

一、重提段琪瑞

劉曉波在文章中提到“另一位死於六四屠殺的年輕人”時寫道:“他是周淑莊女士的兒子段昌隆,乃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著名軍閥、北京臨時政府執政段祺瑞的侄孫。段昌隆是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應屆畢業生,6月4日淩晨遇難於北京民族宮附近,年僅24歲。”

關於段昌隆的叔公段祺瑞,文章中提供了這樣一個說法:“回到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儘管,當年的北洋政府是軍閥政權,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軍閥,其執政時期的獨裁和亂相頗受病垢。然而,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兇手,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

這一說法出自何處,文章中沒有說明,筆者也從來沒有聽說過。不過,慘案發生時段祺瑞不在執政府,留在執政府內主持國務的是當時的國務總理賈德耀,是肯定無疑的。

時任國民黨“北京特別黨部的宣傳部長”的馬敘倫,在自傳文本《我在六十歲以前》仲介紹說:“北京的國民黨人尤其是青年,對段祺瑞極度不滿意了,便來一個首都革命的口號,學生和文化界工商界的民衆聯合上兩萬人,由自由車行犧牲一天的利益,把自由車做了一道闌柵,在天安門宣佈了段祺瑞種種罪狀,我是被推做主席的;段祺瑞派出隊伍,‘如臨大敵’。但是,因爲有廣大的民衆參加,他也不敢怎樣,大概他還是一個清朝的秀才,讀過四書五經,還看看佛經,他腦子裏還有人民不可欺侮的觀念。散會後群衆分隊遊行,在激昂的氣氛裏,打毀了一兩處段祺瑞部下要人的住宅,燒了晨報館,因爲他平日有反革命的言論表現。……‘三·一八’的事情,我算是西山派黨部的參謀長。這日也有頭兩萬人浩浩蕩蕩地直趨執政府,呐喊的聲音,一裏外都可以聽到,各校的教授,尤其是北大的教授參加得很多,段祺瑞調了衛隊警察想鎮壓我們,群衆又圍住了他們,互相爭持了幾個鐘頭,群衆不散,段祺瑞的衛隊開槍了,被傷害了十七個(這系憑我的記憶,怕還不止這幾個),又遭驅逐,群衆才退。這件事情,兩個黨部雖則對立,也各自計劃,但行動上都要爭先,後來因爲西山派方面沒有受傷害的,有說西山派不過出來敷衍敷衍的,這是冤枉了他。”

換言之,發生在1926年3月18日的“三·一八”慘案,是正在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左右兩派共同策劃的一場“革命”。“革命”當然要講程式的合法性和手段的合理性,但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只能是實力的較量。讓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和北京市民採用“打毀了一兩處段祺瑞部下要人的住宅,燒了晨報館”之類的法外暴動,來應對段祺瑞執政府荷槍實彈的衛隊,無論如何也不是一種合理合法的理性之舉。就連從來都要採用隱身匿名的方式從事塹壕戰的魯迅,也在《兩地書》中承認過自己一直是在“煽動青年冒險”。

等到劉和珍等數十人慘死之後,段祺瑞執政府倒是出面承擔了一部分的責任,並且出錢出力撫恤了死難者及其家屬,包括李石曾、徐謙、丁維汾、李大釗、吳稚暉、蔣夢麟、朱家驊、易培基、馬敘倫、許壽裳在內的國民黨要人,連同沒有黨籍卻偏要替國民黨黨員許廣平“黨同伐異”的魯迅,卻先後躲進了租界區的法國醫院、六國飯店及蘇聯大使館去尋求洋鬼子的庇護。就是在這種情況,魯迅、周作人、林玉堂、劉半農等《語絲》社同人,非但不反思檢討自己不願意冒險卻偏要“煽動青年冒險”的有限罪責,反而把一切罪惡完全轉嫁到已經注定要成爲“死老虎”的段祺瑞和章士釗身上,連帶著還要把據實檢舉魯迅等人“煽動青年冒險”的陳西瀅連同所有的《現代評論》派,誣衊爲拿過段祺瑞1000大洋的“落水狗”。事實上,連作爲敵黨首領的馬敘倫,都承認段祺瑞“腦子裏還有人民不可欺侮的觀念”,一味惡罵段祺瑞等人卻從來不肯反省自己的魯迅等人,才真正是根本不知道“人民不可欺侮的觀念”的欺世盜名之輩。

以上是由曉波文章引出來的題外話。回到正題上說,令我感到驚訝的是曉波文章中竟然出現了這樣一段話:“慘案發生後,北京各高校和大學校長、教授也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的。時任北大校長的傅斯年在昆明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關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話就是:‘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沈默嗎?’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爲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會上沈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裏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1926年的傅斯年遠在國外留學,關麟征更是後來的藍衣社骨幹成員和抗日名將,與“三·一八”風馬牛不相及,不知道曉波怎麽筆下一滑,扯出了一段“關公戰秦瓊”式的文字。

看完全文,我忽然又有了這麽一個感想:“六四”已經過去15年,曉波在寫下“讓我們這個充滿苦難的民族,感到恥辱和負罪、感到痛加反省的必要;在反省中、懺悔中得到清明的理性和無畏的勇氣,學會去平等地關心具體人和普通人的苦難,學會做一個有尊嚴有高貴人性的人,爲根絕苦難的重演而憤起抗掙。”之類慷慨激昂的結束語時,總應該爲自己當年使用很不理性也很不成熟的文字“煽動青年冒險”,進行一點有限度的“反省”和“懺悔”吧。

這只是我的建議而不是勒令,我不是信仰基督教的余杰,但我細讀過《聖經》文本,我知道自己沒有任何權力和資格去勒令別人去懺悔。不過,我自己就是當年從曉波和王富仁先生的魯迅研究中喝到過許多魯迅式“狼奶”的一名讀書人,對於曉波在“六四”事件中所發揮過的頗有“煽動青年冒險”嫌疑的激烈言行,也是略知一二的。

二、傅國湧的單向思維

正是基於同樣的理由,我對傅國湧的《知識份子戴晴之死》有一種近於本能的生理反應。我並不認識戴晴女士,只知道她曾經充當過某機構的線人,而且還是某巨頭的幹女兒。作爲一個親歷“六四”事件的當事人,她所說的“自天安門事件發生,已經過去十五年。這不是一場得到了控制的暴亂,也不是一個遭到鎮壓的偉大民主運動。它是中國在實現其社會轉型時候的一個挫折,一個後退,一場悲劇。這一挫折改變了中國發展的軌道。”完全稱得上是一家之言。那個先跪著造反後來又煽動年輕學生絕食的運動,當然算不得是“偉大民主運動”,而是採用並不“民主”和“科學”的方式發動起來的一場半截子的民主運動;或者乾脆說是陳獨秀式的採用既反“民主”又反“科學”的罵人有理來鼓吹“民主”和“科學”的五四運動的惡性輪回。它在中國社會轉型期中所造成的“一個挫折,一個後退,一場悲劇”,直到今天還觸目驚心。

話又說回來,即使戴晴的說法毫無道理,一上來就用《知識份子戴晴之死》的大題目來判人死刑,也分明是一種話語霸權和話語專制。所謂的“‘也不是一個遭到鎮壓的偉大民主運動’,這裏面包含了兩個意思,一是既沒有遭到‘鎮壓’,二不是‘偉大民主運動’”,更是極其粗暴的“欲加其罪”。在這種話語霸權和話語專制的背後,所貫穿的無非是中國人種迄今爲止依然根深蒂固的“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既極端野蠻又極端專制的單向思維。多有單向思維而少有反向推理的雙向思維,恰恰是國湧的一貫風格。

曉波這篇文章的部分內容,參考了國湧極力替魯迅等人唱讚歌的《“三·一八”槍響之後》,寫作《“三·一八”槍響之後》的國湧,顯然不清楚魯迅和周作人更爲真實的本來面目:“三·一八”槍響之後,魯迅在《兩地書》中明確表示過他要到國民黨的廣東大學去充當“偶像”;周作人也在寫給江紹原的書信中明確表示過,自己準備象馬敘倫、沈尹默、張鳳舉、馬幼漁等國民黨要人那樣去改行當官。而王世傑、楊端六、高一涵、唐有壬等人創辦《現代評論》時,所拿到的其實是孫中山的錢,孫中山當時與段祺瑞又是政治上的盟友。

再舉一個更爲明顯的例子,在《“報有報格”:史量才之死》一文中,國湧有這麽一段話:“據說蔣介石曾找史量才談話,蔣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在中國報業史上也許沒有比這段對話更驚心動魄的了,對話的雙方一個是不可一世的梟雄,一個是報業巨子,這是槍桿子和筆桿子的一次對話。筆桿子拒絕了槍桿子的威脅,注定要爲此付出血的代價。”

這裏的引文出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徐鑄成《報海舊聞》第13頁。然而,關於史量才被暗殺的政治背景,最爲可靠的說法應該是《黃炎培自述》:“上海各界愛國人士組織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擁護十九路軍抗日作戰,《申報》主人史量才被推爲會長,已招蔣介石忌了。史量才雄心不已,又投資《新聞報》。我自1914年起即在申報館任事,更與史在上海市民維持會共事。有一天,蔣召史和我去南京,談話甚洽。臨別,史握蔣手慷慨地說:你手握幾十萬大軍,我有申、新兩報幾十萬讀者,你我合作還有什麽問題!蔣立即變了臉色。此後蔣就叫陳果夫、陳立夫與申報館多方爲難,一度報紙被停郵,逼報館撤幾個人的職務,一是陶行知,另一人就是我。1934年11月13日,史被暴徒狙殺於杭州郊外自杭回上海途中。兇手傳是軍統特務戴笠訓練的杭州警官學校特工人員。實際上如史量才這一群朋友,對愛國抗日思想熱誠的高度怎樣呢?說一件故事:1931年9月18日日軍佔領瀋陽之夜,我從申報館到史家。史正和一群朋友打牌。我說:電報到了,日本兵在瀋陽開火了,瀋陽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一人說:中國又不是黃任之獨有的,要你一個人起勁!我大怒,一拳打牌桌中心,哭叫:‘你們甘心做亡國奴嗎!’別人說:收場罷!……”

我之所以說黃炎培的說法更加可靠,是因爲黃炎培與史量才之間有過幾十年的合作關係,同時又是親眼見證的當事人,徐鑄成的說法只不過是局外的人的道聽途說。關於這一點,我曾於2003年12月24日給國湧發過一份郵件:“國湧兄:今天看黃炎培回憶錄,看到下面的記載與你的史量才一文並不一致,不知道其中原委。方便時請‘史量才’和‘成舍我’兩文的文本發給我,其中一些資料於我有用。我似乎記得你還有關於邵飄萍的文章,也請一併發給我?祝福你的全家!耶誕節快樂!耀傑,24/12。”

國湧在回信中寫道:“耀傑兄:你好。久不聯繫,一切可好。黃炎培回憶確和徐鑄成《報海舊聞》有出入,我採用了後者,黃是80歲時回憶,也未必準確。拙文發去,請指正。祝合家愉快!新年如意!國湧。”

由於沒有找到其他旁證,我當時沒有就此事討論下去,後來翻閱相關史料,才知道史量才是一位跨政、商兩界的複雜人物,他和黃炎培等人的政治靠山是張之洞的首席幕僚、後來的國民黨要人楊杏佛的岳父趙鳳昌(字竹君)及上海工商界巨頭張謇。等到趙鳳君和張謇去世後,“雄心不已”又沒有最起碼的政治智慧的史量才既沒有了依靠又沒有了約束,由於沒有得到蔣介石的賞識,便在楊銓、陳彬和、陶行知、黃炎培等人的鼓動下一步步走上反蔣道路,以至於最終招來殺身之禍。

當年的《申報月刊》主編俞頌華的夫人錢梅先,在《紀念頌華》中提供過與黃炎培的回憶相吻合的另一則史料:“頌華進《申報》後,有一天回家來悄悄地向我感慨地談起史量才先生,‘今天在報務會議,我問他:史先生,你每天拿到《申報》後,首先看的是什麽?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說:我首先看報紙上有多少廣告。可見他重視報館的財務,我則對他說:我首先要看的是社論,因爲社論是代表報社的發言和態度。其次看新聞報道。’然而史量才畢竟是個能人,因爲不久後頌華又告訴我說:‘最近,有人在說《申報》的言論和報道都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這些進步,卻給史量才帶來了殺身之禍。”

在商言商,史量才原本就是一個有經營才幹並且“雄心不已”的人物,而不是像俞頌華那樣較爲純粹的自由主義報人,他的“雄心不已”絕對不是一句“國有國格,報有報格,人有人格”所能概括的,其中更多的是不自量力的政治野心和暗箱陰謀,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史量才之死”迄今爲止依然是莫衷一是的一樁歷史懸案。國湧僅僅爲了證明“報有報格”的先驗命題,便把與蔣介石分庭抗禮的史量才,想當然地粉飾美化爲一位報界榜樣,分明是一種單向維度的專制思維。借用胡適的說法:“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裏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正是由於沒有學到“防身的本領”,國湧才華橫溢的歷史文本,大多是自己“受人惑”又反轉來惑人的非理性文本。

三、“煽動青年冒險”的道義責任

曉波和國湧都是因“六四”事件而遭受過牢獄之災的當事人,對於“六四”自有一種局外人所沒有過的特殊體驗和特殊情感。不過,作爲一個歷史事件,“六四”早已不是當事人的私人事體,而是每一位中國公民都可以做出價值判斷的一樁公案。痛定思痛,有良知的中國公民至少應該明白這樣一個事實:煽動群衆運動並不困難,困難的是煽動群衆運動的人必須擁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擔當。

到了戈巴契夫訪華的時候,煽動群衆運動的發起人和時勢造英雄的學生領袖,就應當站出來承擔責任,以換取廣大學生的主動清場。然而,包括方勵之、李淑賢之類的煽動者非但沒有控制局面的政治智慧和操作能力,反而在鼓動青年學生絕食的同時,偷偷給自己安排了退路,從某種程度上重演了魯迅、周作人當年躲在塹壕裏“煽動青年冒險”的角色。另有一些群衆運動的暴發戶,則扮演了賭徒式的角色,把廣大學生與自己捆綁在一起進行政治賭搏,從而把極端專制的政府當局逼到了開槍殺人的絕境之中。

打一個並不十分準確的比喻,假如有兩撥流氓在廣場上打群架,我既不會說打傷人的流氓不是流氓,也絕對不會說被打傷甚至於被打死的流氓不是流氓。我要說的是,被無辜傷及的局外人才能真正的犧牲品和受害者,無論其有沒有民主意識和民主追求。在“六四”運動中參與冒險並“煽動青年冒險”的人士中,既有劉曉波和傅國湧這樣擔當罪責的勇士,也有表現欲極強卻偏偏缺乏責任感的政治野心家和政治流氓,絕對不能因爲這些人後來被流放和被判刑,就可以說他們是完全無辜的受害者和值得效法的英雄人物。

更進一步說,在文明社會裏,任何不作爲都是無罪的,任何惡作爲都是有罪的。既人人平等又公私分明的憲政民主,所要保障的只能是每一位公民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以任何理由去剝奪和犧牲每一位公民自私自利的合法權利。發生在1989年的“六四”慘案,當然是由開槍者直接造成的,既沒有政治智慧又沒有政治擔當卻偏要挾持青年學生堅持到底的政治冒險者和野心家,也至少應該承擔一份“煽動青年冒險”的道義責任。

這樣的一份道義責任,我在劉曉波和傅國湧的經歷中見識過,在他們的文章中卻沒有真切感受到,我所看到的反而是對人不對己、責人不責己的單向思維和道義煽情。

2004/4/29於北京家中

──轉自《議報》(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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