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衛平:聽從良知的召喚

——訪憲政學者張祖樺先生

李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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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2日訊】 發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血腥屠殺不僅導致眾多民眾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更普遍的,很多人的命運由此徹底改變。民運的積極參與者或者被迫流亡海外,或者被捕入獄。另外一支比較特殊,他們事前在體制內部,有相當高的政治地位與權力,事後毅然決然脫離了中共統治集團。本文文主張祖樺先生便是其中一員。

進出政壇

張祖樺先生不到十六歲參加工作,1977年成為文革後恢復高考的首批大學生。1982年年中,大學畢業剛半年,他從企業調入國家經委從事機關共青團工作。從1985年起,他相繼擔任中央國家機關團委書記、共青團中央常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工委委員(相當於黨委常委)等職務。這名不過而立之年的青年已經是一顆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可以預期,只要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他一定會有輝煌的政治前程。

1989年,不僅張祖樺,中央國家機關眾多青年幹部在良知的感召下,都積極參與了「八九」民運。然而面對「六四」屠殺,其中多數人選擇了退回到堅守個人利益的立場。在名為黨員重新登記、實為清除異己的政治運動中,他們昧著良心承認錯誤,反覆檢討,以求過關,保住自己的職務與利益。然而一旦謬誤戰勝真理,邪惡驅逐了良知,人性也就所剩無幾了。今天權貴階層的普遍腐化墮落,根本原因正植根於此。

但張祖樺面對「六四」後的紅色恐怖與政治高壓,卻只聽從良心的召喚。他堅守做人的良知,拒絕違心檢討,並且盡己所能地保護了許多下屬。此後三年多時間,所在單位針對他組織了大大小小的「批判會」達數十場,私下裡不少朋友也反覆相勸,但他堅持聽從良知的召喚,絕不在原則問題上妥協,為此不惜放棄現實的權力和遠大的前程。十六年過去了,他一直對自己當年的選擇無怨無悔,心態非常平和。他曾和友人詩曰:

感君義字薄雲天,
不忘今夕是何年;
八九國殤泣鬼神,
思念英魂夜無眠。
從此決意駕鶴去,
三戶之志定且堅;
縱然九死終不悔,
誓將餘生付人權。

他說:尤其令他欣慰的,是眾多親友的理解和支持!特別是妻子與他相濡以沫,默默作出了許多奉獻與犧牲。對妻子,他始終心存感激!

探索憲政理論

1991年,張祖樺所在的黨委機關對他的批判正值高峰,但他不以為意,自己聯繫到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師從著名憲法學家孫丙珠教授學習。期間,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法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和人物傳記等多方面的書籍。1993年為了潛心研究中國的政治轉型和組織民間力量全方位地探討中國現代化課題,他毅然從機關辭職下海,籌建民間研究所,接續民間理論研究的脈絡。5 年多時間裡,他與眾多朋友一起先後完成了「中國現代化研究」與「中國憲政道路」兩大課題,成果陸續在海外出版,填補了這兩個領域中民間思想的空缺,為後續研究與探索奠定了基礎。自1999年始,他用兩年時間,梳理總結了自己近十多年來對中國政治發展的思考,於2001年7月出版了《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與制度創新》一書。

張祖樺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說法不科學不全面。中國不僅政治體制需要改革,政治觀念、政治思維、政治文化、政治組織同樣需要改革。他主張以「政治改革」取代「政治體制改革」。

他強調民眾必須對下列憲政觀念有基本認識:「民主」,國家主權屬於人民,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負有主要責任的官員須經民主選舉產生;「法治」,政府必須嚴格依據法律進行治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限政府」,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須由憲法及法律明確加以限定,政府權力不得侵犯人民權利;「分權制衡」,政府權力尤其是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要獨立設置,互相制約;「保障人權」,憲政制度要切實保障公民的自由權、財產權、生命權、追求幸福的權利及其他各項權利。

他將民主分為三個層次:一般民主、法治民主、憲政民主。他認為,一般民主能夠體現大多數人的意志,但缺乏對少數人的保護,有走向多數暴政的危險;法治民主是一種有限制、有秩序的民主,既能有效地維護多數人的統治,又能保護少數人的權利,能夠從制度上防範暴民政治的出現。它的危險在於,公權力缺乏制約,政府通過立法擴大權力,限制甚至剝奪公民權利與自由;憲政民主的實質是限權,即對政治權力進行有效地限制,防止它被濫用,尤其是防止它侵犯人權。

他認為,憲政與民主、法治的職能各有不同,民主負責權力的歸屬,法治負責權力的實施,憲政負責權力的制約。憲政、民主、法治三者的結合是人類迄今為止在政體方面的最優選擇。憲政的基本涵義是依照憲法和法律治理國家,已經包含了法治。所以,憲政、民主、法治三者的結合可以化約為憲政民主。

中國政治轉型的路徑

張祖樺指出,中國政治轉型的根本目標是建立憲政民主政體。這已成為愈來愈多中國人的共識。現在的問題是,在中國的現實情境下,怎樣才能走向憲政民主?經過多年思考,他認為下列諸項最為重要:培育公民社會。憲政民主需要公民社會的支撐,猶如蓋大廈需要一個結實的地基。故首先要重視培育公民社會。這裡要特別注重發展私有經濟,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壯大中產階級;發展社會中間組織,逐步完成社會的組織化過程;啟蒙公民意識,剔除臣民意識。

積累民主實踐。民主意識的增強、民主資源的涵養、民主運動的推進、民主制度的創建均有賴於實踐的累積。古訓曰「行勝於言」。荀子在《勸學》篇說得好:「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爭取國際支持。中國是後發外生型的現代化國家,內生資源貧乏,如無外力源源不斷地輸入,發育必然遲緩。因此,爭取國際自由民主力量的支持與幫助必不可少。

推進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推動力既可能來自上層,也可能發自下層,亦可能出自中層——如中產階級與地方勢力,更可能是幾方面的交匯與聚合。民主改革需要合力推動,光指望某一方面希望不大。政治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他認為可以分幾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體制改革階段,就是在現有基礎上,由易及難,由淺入深,逐步建立起基本的憲政民主體制;第二階段為低度憲政化階段,鞏固體制改革的成果,深化改革,完善制度;第三階段為高度憲政民主階段,與世界主流主明接軌。

開發政治資源。在中國這樣的後進大國實行憲政民主,需要大量資源。舉凡人才、組織、傳媒、財力、道義、理論、法律、制度、傳統等,本土的和外來的,現成的與新創的,均對推進憲政民主有幫助。重要的是要有意識地去開發、利用。

建構憲政政體。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用制度的形式將各種利益和各種關係安排好,尤其是建立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與憲法實施機制,以充分保障公民的人權、自由、福祉、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注重政治策略。策略可以理解為講求方法和藝術。民主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妥協的方法與藝術。善於博弈與妥協,平衡各種利益關係,才有助於憲政民主的實現。

當下的關注點

張祖樺繼提出「新三民主張」,即培育公民社會、樹立公民意識、積累民主實踐後,近年來特別關注公民社會的發展。他認為,在一個充斥臣民、草民和暴民的國度是不可能建成憲政民主政體的。憲政民主政體的建立與鞏固,有賴於發育成熟的現代公民社會的出現。

他說,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寫到,「政治制度是從城邦公民的習慣裡產生出來的」。政治改革與政治文明建設有賴於公民的積極參與。法治建設與公民的參與如公民的立法建議、律師的努力工作、中間組織的介入等密不可分。憲政民主的逐步實現也要依靠公民社會的推動。憲政建設的三個基本目標:人道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也需要公民社會的支持。近年來國內蓬勃興起的公民維權活動和基層民主自治如村民自治、社區自治,是公民意識覺醒與公民社會興起的重要標誌,十分可喜。

受制於經濟、政治、文化發展水平和體制的屏障,中國公民社會的發育尚不健全;而外國尤其是歐美一些國家,公民社會已相當成熟,他們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借鑒,比如NGO 的成長、民間環保、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公民維權、基層民主自治、社區自主管理、民辦教育、行業自律等等。我們應當以一種虛心和開放的心態認真地加以學習和實踐。

政治前景預測

張祖樺希望中國的政治改革能夠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有關各方協力的方式推進。但做到這一點難度很大。因為這不僅需要民間力量有足夠的政治智慧,也需要統治集團能超越自身的既得利益,順應時代潮流,擇善而從。中國政治轉型的過程是一個「建構」與「解構」賽跑的過程。如果不幸「解構」的因素跑過了「建構」的因素,社會就可能失控。

他說,中國的社會轉型缺乏民主與法治的制度保障,這便造就了一個擁有巨大既得利益的權勢集團。他們壟斷著絕大部分的政治資源與經濟資源,利益日益剛性化,以至頑固到排拒任何可能損害他們現實利益的改革的地步。由於缺乏權力制約,該權勢集團為所欲為、強取豪奪、貪污腐敗,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化,並且隨意動用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打壓異己、欺壓民眾。這實際上堵塞了和平轉型之路,把中國一步一步推向剛性斷裂——崩解的邊緣。如果任由這種局勢發展下去,中華民族的命運就十分堪憂。

他認為,體制內外的民主改革力量應該聯合起來,互相呼應、互相支持,形成一股巨大的推進力量,衝破反對政治改革與憲政民主的權勢集團的障礙,使政治改革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如此,中國最終將走上憲政民主的康莊大道。

──原載《爭鳴》十一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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