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征文】一個老紅軍家庭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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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6日訊】父親常說“少說話,要殺頭的”

我生長在一個軍人的家庭中,父親是紅軍,現已離開了人世。母親從13歲就參加了八路軍。父母的婚姻是由「組織」上決定的。當時父親是外科醫生,在彭德懷指揮的軍隊裡工作。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被打倒了,從此就一直被壓制著,直到他逝世。父親很懷念彭德懷,幾次想進京看望他,但共產黨的黨性束縛著他,劃清界線,怕受牽連,而不敢去看他。從這一點上就體現了中共恐懼的統治方法,以泯滅人性和良知為目的。你反對它,它要消滅你,你擁護它,它也可能消滅你。它認為要消滅的就要消滅,以至造成每個人都有危機感,都懼怕共產黨。

我小的時候,曾多次聽父親說,在那戰爭的年代裡,士兵們上戰場打仗,回來時已寥寥無幾。這些戰士們有的是自願的,有的卻是被逼、被騙來的,他們都是年僅十幾歲、二十幾歲的青少年。還有一些「老戰友」剛剛還一起,轉眼間,卻因一句話被定罪為「反革命」,被就地槍決了。這樣的事常常發生,司空見慣了。我問父親為什麼會這樣,父親只是說「不能多說話」。我問他這樣做對不對,他只是無奈地說「沒辦法」。有時候,我說話中如果帶有罵這個黨的某個人時,他便緊張地說:「小聲點,要殺頭的。」

記得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時,他已經近八十歲了。我跟他講,「法輪大法好」 他也跟著說「法輪大法好。」 他一直擔心著我,「少出去,外邊很緊張。」我說都是「江鬼」一人搞的。他卻說,你不能說這個黨中央不好,「共產黨是偉大的」 他告訴我,你還是少回來好,少說話,保重自己。他雖然也知道這個黨是個暴黨,殺死了很多人,但他不敢說,因為他經歷的太多太多。無數的好人被這個黨殺死,不管你做過多大的貢獻,都是「逆我者亡」。只要你說錯一句話,就會被關進監牢,定為「反黨、反革命」 而被殺頭。

我的爺爺、奶奶被日本人殺害了。父親還有一個哥哥,我稱他為伯父,伯父早期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在戰鬥中負了傷,被父親救了回來。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叛徒」,被所在單位黨領導下的群眾組織抓、批、被關、挨斗、受盡了折磨。雖然他為人很好,同事們對他也很好,但也保不住他。被關在看守所裡,他們在看守所裡放一條繩子,逼伯父上吊。但我的伯父很堅強,他沒有自殺。文革後期,他得了病,加上精神上和身體的摧殘,六十多歲就去世了。

母親常唱「共產、共匪、殺人如割草。」

我母親在13歲時,就從家鄉出來參加了八路軍。母親小的時候,家境很好,學的是《三字經》等。但在1949年建國三個月後,共產黨就急不可待地著手於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母親從那時起就背上了「地主成分」。 所謂的地主、富豪,就是有錢、有財產的人。母親的家裡,祖上創下的產業一夜之間化為烏有。共產黨提倡的是越窮越革命。當時「組織」上讓母親劃清界線,跟地主階級徹底決裂。母親只好違心的劃清界線。也因為是地主出身,所以她在軍隊裡一直申請入黨,但最終也沒入成。那麼母親為什麼要入黨呢?因為「只有入了黨,才能提干、才能陞官、發財。」

記得在我小時候,母親常常唱著一首歌,我只記得第一句的歌詞:「共產、共匪、殺人如割草。」 她也講到小時候,紅軍、八路軍、常常光顧他的家,大人孩子都嚇得躲進地窖裡。一聽說「紅匪、紅鬍子」來了,就嚇得躲起來。「紅匪」一進村裡,挨門挨戶,要銀元,要東西,不給就搶,再不給就地懲罰、槍斃。跟土匪一樣,燒、殺、搶、掠,目的就是要給銀元供養紅軍,直至你家破人亡。當時我很天真地說:「媽媽不可以這樣說,共產黨不是最偉大、最光榮的嗎?紅軍、八路軍是老百姓的軍隊呀!怎麼還能搶、殺老百姓呢?」母親總是望著天真的我,搖著頭說:「你千萬不可以到外邊去說啊!要殺頭的。」

母親雖然和她的地主家庭斷絕了一切來往,劃清了界線。但她從小受到的教育——儒家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她懂得連鳥兒都知道要「反哺」的道理,更何況是人呢?她也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理。古人的像黃香溫席的故事。這些古老的文明、文化傳統的美德她沒有忘。母親在家裡是老大,她有近十多個弟弟、妹妹。共產黨搞的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如土地革命、大躍進等等,外公家的財產全被共產了,母親想盡辦法去幫助他們,只要有可能的話,每個月都想辦法寄錢給家裡,贍養老人、幫助弟弟、妹妹。當然都是偷偷摸摸,寫化名、寄錢到出身好的親戚家,然後轉交到外公的家。這些事情,我都是後來才聽說的。

原來母親的「表哥」是外公

接下來,三年大饑荒,我當時已快上小學了。土地改革,使得中國的農民苦上加苦。在三年大饑荒中,外公一家和村裡的農民一樣,挖野菜、吃樹皮,村裡餓死了很多人。母親的一個弟弟也餓死了。有一天,母親收到外公托人稍來的一封信,說外公得了重病,如果不醫治的話,後果不堪設想。母親很著急、費盡心思、想盡辦法,最後我外公以母親表哥的身份來到了我家。(因母親表哥家的成份是貧農)我只記得,外公是爸爸背回來的。已不能走路,雙下肢浮腫,頭也腫得大大的。我不知道這是誰,看到他那個樣子,我嚇得躲在母親的身後。母親稱他表哥,也不能送去醫院。幸好母親在軍隊的醫院裡,找了幾個叔叔、阿姨來給外公治病。等到外公的身體好了起來,又趕緊把他送回老家。因村裡的共產黨幹部不讓他離開久了,是被看管的地主分子。我是在外公快要離開我家的前兩天,媽媽、爸爸才告訴我,這是我的外公,這時我才知道,我雖然沒有爺爺,奶奶,但我有外公,外婆,還有眾多的舅舅和阿姨,但這些親戚是不可告訴外人的,只因為他們過去很有錢,是地主。聽說,他們從來沒有欺壓過別人,他們的財產是祖代傳下來的,是正當的生意人。建國三個月後,共產黨搞的土地改革運動,它鼓勵無田地的農民鬥爭有田的農民。鼓勵、放縱人性中自私自利,為所欲為,不講道德。而且明確的提出「消滅地主階級。廣泛的劃階級,定設成份,給全中國不下二千萬人帶上「地、富、反、壞」的帽子,使他們成為在社會中倍受歧視,打擊,沒有公民權利的「賤民」。與此同時,共產黨的黨組織也迅速擴大,發展到鄉、村的黨委、支部。黨支部下達的旨意,他們也往往是沖在階級鬥爭的第一線,挑動農民鬥爭地主,致使滅絕其階級,連婦女、兒童也不能倖免。

姑姥姥給我下跪

講到這裡,我想起在我們家曾發生過這樣的一段故事:當時是文化大革命中期,因我父母都是軍人,我年紀小沒有人照顧,母親就讓她表哥的媽媽,我的姑姥姥來照看我。姑姥姥家是貧農出身,她帶著她的孫女來到我家,孫女也上學了。就這樣,一家人在一起生活,時間長了,難免就發生一些小磨擦。姑姥姥的小孫女因被母親說了兩句,就躲到房間裡又哭又罵:她罵我母親是大地主婆,說母親在村裡欺壓她們,現在又來欺壓,剝削她和她的奶奶。當時的我,是最怕別人罵我們是地主的,因為當時覺得生在地主的家裡是一種恥辱。再說,她們在我家有吃、有住,每個月還有工錢,怎麼還可以這樣罵我母親呢?我從小到大第一次發了很大很大的脾氣,連姑姥姥和母親都驚呆了。一向柔弱文靜的我,這時又蹦又跳,不許她罵我母親,不許她揭示出我是地主出身的孩子,這種一等「賤民」的孩子,是永世不得翻身的。母親說我是把幾年來一直壓抑的情感全部爆發出來了。我說我不要這個地主出身的媽媽了。這時母親只能含著淚對我說:「出身不是自己能選擇的。」我就這樣一直鬧著。姑姥姥低聲下氣的勸我,讓我原諒她的孫女,說她不懂事。我還是又哭又叫,不聽勸告。最後,年近六十歲的姑姥姥跪下來,向我磕了三個頭。我一下愣住了,不知所措……直到今天仍記憶猶新。後來我參加工作了,我把所掙的第一個月的工資,寄給了我的姑姥姥。我覺得自己很對不起她。

我家族的經歷正如母親所唱的那首歌 :「共產、共匪、殺人如割草!」,中共對其人民所犯下的纍纍罪行是一定要清算的!(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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