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二○二五出局
民主化已經成為全球性浪潮……並且，
那些順應潮流的將會繁榮，而那些逆潮流的將會滅亡。
——毛澤東前秘書李銳
經由對世界上最後的四十五個獨裁（國家）的研究，我們可以馬上應用前述原則，思考如何把他們推翻。我們所陳述的優先考慮是在二○二五年以前，盡可能用非暴力手段使所有的暴政都消失。我們還要針對每個現存的獨裁統治，設計出一套計畫並且排出優先順序。
從北方的中國和北韓，到南方的辛巴威和安哥拉獨裁統治圈，可劃分為三個基本區域：
●亞洲包括八個獨裁統治的國家。中國、北韓、越南、柬浦寨和寮國是共產國家；汶萊和不丹是君主獨裁國家；而緬甸是軍人獨裁統治。雖然在這區域裏獨裁統治國家的數目遠遠沒有自由民主或半自由國家之多，但中國卻大約占了全世界還在獨裁統治下人口的一半。
●中東與北非包括世界上所有獨裁統治國家的一半，共二十三個。這是世界上唯一完全由非民主國家組成的區域。
●非洲撒哈拉沙漠南區有十一個獨裁統治國家：安哥拉、蒲隆地、喀麥隆、剛果、赤道幾內亞、幾內亞、利比亞、盧安達、史瓦濟蘭、多哥及辛巴威。但是自由及半自由國家比獨裁統治國家多一倍。還有三國處於邊緣地區的獨裁統治國家，他們是歐洲及美洲最後的獨裁統治：白俄、古巴和海地。這兩大洲在過去二十五年，幾乎把所有獨裁統治一掃而光，剩下這三個自由之海中的畸形物。
亞洲
所有亞洲的獨裁統治都值得我們注意，在亞洲國家，例如寮國或北韓，對民主推動者而言，推翻本地的獨裁統治比發生在本地區其他地方的任何事情都重要。要預測這八個獨裁統治國家中哪個會先把他們的獨裁者趕下臺幾乎是不可能的。北韓是最孤立的國家，按照一般的看法，是最不可能變動的。但是它也是最脆弱的，正因為它迫害人民最厲害，而且顯然連食物和暖氣這些人民最基本的需要都無法滿足。與南韓更是個強烈的對比，有如以前的東、西德。所以，發生突然且意外的改變是完全可能的。幫助一個亞洲共產獨裁統治國家走過極權與民主的分界線，將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改變。我們應該從東歐與中歐的波蘭領先造成的大波浪帶動了其他歐洲共產國家走向民主的先例中學到經驗。緬甸也值得我們特別的注意，因為一九九○年的自由選舉差一點就把獨裁統治推翻了。
中國
很顯然中國是最需要關注的國家，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在一九八九年中國差一點就變成了民主國家。而且如果中國成功了，十三億人民將從此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這數目也就是地球上人口的五分之一，或目前還在獨裁統治下人口的一半。
如果中國繼續在獨裁統治之下，中國和這個世界將會怎麼樣？而如果中國成為民主國家，又會怎麼樣？很多嚴肅的軍事分析專家認為中國是對美國和全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脅。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眼裏，美國和西方國家是他們的敵人。中國問題專家羅斯．特瑞（Ross Terrill）說過「共產黨國家需要把我們當作敵人，以支援其合法性。」（注1）中共已擁有能夠襲擊美國西海岸的戰略性導彈。在上海執業的章家敦（Gordon G. Chang）律師在《中國即將崩潰》（注2）一書中說：中國是目前「將其核武器瞄準美國的唯一國家」，此外北韓也有攻擊美國的一點有限能力。對於周邊鄰國來講，中國也是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威脅。如果中國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則情形會完全不同。它與民主臺灣的統一也可以和平的方式達成。中國也會把美國和其餘的民主世界看做盟友，而不是敵人。當共產主義垮臺了，亞洲的政治勢力也會像歐洲一樣得到平衡。
那麼，中國在二○二五年以前有可能成為民主國家嗎？過去三十年中，中共立國以來發生了三次民主運動：七○年代晚期的民主牆運動；一九八九年最後演變成天安門廣場示威的全國性運動；以及上世紀末開始的法輪功及其他團體的抗爭。迄今為止，他們還沒有成功。但我們從印度、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及許多其他國家的經驗中可見，持續的非暴力運動對於永久推翻獨裁者是有其必要性的。每次運動的失敗都揭示了最重要的一個事實——為民主犧牲奮鬥的決心已深植人心。
很少人知道，一九八九年，在中歐和東歐取得了民主勝利的同年，中國民主人士幾乎成功地推翻了獨裁者鄧小平。根據《天安門檔》，中國公安部統計，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有一百二十萬民眾在北京舉行示威（注3）。同日，在全國範圍內的一百三十二個城市內發生示威活動。全國各地的大專學生都舉行了抗議活動。根據公安部的報告，北京的示威者不只是學生，甚至小學生，許多工廠的工人、党幹部、政府部門、新聞媒體、博物館、智力沙龍、旅館、食品市場、百貨公司，和其他行業的人員都參與了。一些部隊的指揮官拒絕服從命令，做為獨裁統治者，總是擔心在關鍵時刻軍人拒絕向自己的平民開槍。
政治局常委中的大多數人在趙紫陽的領導下，反對實施戒嚴令以及武力鎮壓學生。這與戈巴契夫和其他許多中歐和東歐共產黨獨裁統治國家的情形很相似，由於反對使用暴力而成功地實施了民主化。然而，不幸的是，中國的大獨裁者鄧小平在其他元老的支援下，認為「這是關係到我們的党和國家未來的生死存亡的大事」。鄧小平和他的元老們都認為「我們所有的人都可能被軟禁」。鄧小平並且聲明「最近這兩任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雖然做了一些有益於經濟改革的事，但他們都對解放資產階級持反對態度。因此，鄧小平最後決定使用武力鎮壓。但是，鄧至少允許學生示威持續了幾個星期，讓中共政權在戈巴契夫來訪時困窘不已，甚至使北京的中心地帶處於癱瘓狀態。他顯然很關心員警和軍隊是否會和他保持同一陣線，因為使用武力鎮壓可能導致他的政權被推翻。也有可能是鄧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長期被流放的經歷，使得他起初還是比較開明的。一九八九年事件的教訓是什麼呢？最重要的是民主化幾乎成功，如果鄧小平已經去世，或趙紫陽公開反對戒嚴令，軍隊及員警就不會阻止這場民主運動。鄧小平、中共元老以及李鵬和他們在政治局的代理人，在權力鬥爭中戰勝了趙紫陽和其他改革派，其中部分原因是，中南海領導人認為民主世界，特別是美國政府在敦促希望小心行事。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說，美國不希望看到中國或蘇聯發生大的變動。當被問及美國為什麼沒有支持中國學生，貝克回答說，「美國支持民主以及言論和集會自由，但是在當前的情況下，美國認為維護政治安定更重要。」（注4）
八九年學運在上海和北京的一些學生領袖向我證實了八九年學運失敗的原因之一，是當時沒有受到美國和其他民主政府的支援，甚至遭到反對。而且，美國和其他民主政府的態度對於鄧小平和趙紫陽的決策和行動也起著一個重要的作用，並且員警和部隊的行動也是受到影響。這裏的一個教訓是：不要遺棄和打擊您的自然盟友。
想一想，如果是一個民主化的中國，今天的情形會是多麼地不同，中國與美國、臺灣，和其他民主國家的關係又會是多麼地不同。儘管八九年的殘酷鎮壓，數以萬計的平民被射殺，成千上萬人被監禁，而且今天仍在持續壓制，然而令人振奮的是，在天安門廣場非暴力衝突的十年以後，一次全國範圍的非暴力運動再次發生。根據官方統計，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和八月之間，發生了三百零七起群眾抗爭事件。實際上幾乎每日都有勞工罷工，一些大罷工涉及到成千上萬名工人。其中最戲劇性，但絕不是規模最大的，是那事先沒有任何先兆的萬名法輪功學員出現在中南海前面，在獨裁者面前煉功，和平而又頑強地堅持他們的煉功和信仰自由的權利。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再次面臨和平對話與鎮壓的選擇。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朱鎔基總理會見了幾名法輪功學員並且承諾不鎮壓法輪功，然而江澤民在暗中驅車觀看了法輪功學員的煉功之後，決定了要鎮壓法輪功。根據《時代雜誌》報導，江對於法輪功學員良好的紀律以及在短時間內能聚集這麼多民眾的能力非常吃驚，並且由此對法輪功及法輪功在網路上的動員能力非常憂心（注5）。
丹尼．謝特（Danny Schechter）在他所著的《法輪功給中國帶來的挑戰》一書裏陳述道，這是一場涉及到三千萬到一億民眾的運動，對於中國來說也是比例很大的人口，與當年的甘地運動頗為類似（注6）。法輪功是源於佛家和道家的修煉方法，有著淵源的歷史。法輪功吸引了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們，包括許多共產黨員、軍人和員警。法輪功群眾憑著巨大的勇氣和決心，幾乎每週在天安門廣場以及中國各地舉行和平抗議。香港的《南華早報》在一九九九年二月報導，「江澤民警告說法輪功運動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威脅就像八○年代的團結工聯運動對於波蘭共產黨的威脅一樣。」也如章家敦所述「共產黨視李洪志和他的法輪功精神運動，如四○年代末期毛澤東視全國範圍的農民運動一樣。難怪中國政府如臨大敵，對於法輪功展開生死鬥爭。」（注7）
令人遺憾的是，民主世界的反應，就如丹尼．謝特所說的：是再一次的「冷漠」，並且獨裁者再次將此視為對其繼續進行鎮壓的默許。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當鎮壓進一步升級時，在紐西蘭的一次雙邊會議期間，美國柯林頓總統和江澤民互相微笑著聚在一起。江澤民送給了柯林頓一本中共政府反對法輪功的小冊子，而當地法輪功學員送給了柯林頓總統一本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柯林頓沒做任何表示。謝特寫到：在這次會議期間，江澤民延遲三個小時，直到大廳外面的法輪功展板被取走，才出席國家首腦的正式晚餐。同樣在英國和法國，安全警衛人員阻止了抗議者，保護了前去旅行的中國獨裁者。沒有一個民主政府的首腦，包括最近的兩位美國總統，曾會見過流放在美國、居住在紐約的李洪志先生。白宮沒有歡迎這位和平精神的領袖，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共產黨誣衊法輪功是「邪教」，另一部分原因是擔心獨裁者江澤民的反應。所以這位也許是民主中國的最大希望、在中國最受歡迎的運動的領袖，仍然不被接納。而美國不是唯一懷有這種擔心的國家。
當我向設于柏林的德國外交部要求允許我介紹一位法輪功的重要人物時，我的要求被拒絕了，理由是「也許會導致中共政府的誤會」。我們對於國家利益、國際安全的理解是多麼膚淺、固執，目光又是多麼短淺（注8）。民主世界應該意識到，民主化在中國是可行的，中國的民主化會帶來世界的安全。所以在國際事務中，我們應該將中國的民主化視為首要事務。我們應該對中國社會各個階層進行對話，明確而公開地宣稱，民主化會在這一代實現，而且一定會在二○二五年以前實現。我們需要明確表示，我們支援中國人民的民主奮鬥，我們希望中國繁榮，成為值得全世界信任和尊敬的國家。
我們反對的是中國的獨裁者，而不是中國人民，民主人士必須達成一個新的共識。傳統的那種主張「接納」中國和主張「孤立」中國之間的辯論，都是毫無意義的。目標必須是接納所有的人民，而孤立、影響、最後趕走獨裁者。最有力的辦法是由外國民主人士與中國社會的各階層合作，引發一次和平的民主革命。我們必須在單一的策略下，幫助結合中國各主要團體，我們必須積極地加入中國的民主運動。
我們的策略還應該包括設置一個全面實行民主化的最後期限。一直等待到二○二五年似乎太長，但設置五年為期限，對於這麼大而又在民主前期的國家似乎是不切實際。或許二○一五年為目標是現實可行的。可以以每四年為一期，實現以下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應該在二○○八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時完成。（否則，就像一位BBC記者說的「隨著中國的逐漸強大，中國政府變得更加法西斯主義。由北京舉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不由得使人聯想到一九三○年在柏林舉辦的奧運會。」）（注9）
國際工商業界的加入對促使中國民主化是很重要的。我們提出的「促進民主工商社群」（Business Community for Democracy）包括在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公司，也就是在中國最大的投資商，應該給中國制定一個特別計畫，其中包括：
●所有人必須達成共識——法治和民主在中國和在其他國家一樣，是保護經商和成功的必要條件；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使中國得以有機會推行公共責任和法治。違反WTO規定的，要嚴格按照WTO章程追究責任，政府執行契約、物產和貿易法，有利於大眾對其他權利義務的認識；
●有關促進中國實施法治和民主的計畫應由「促進民主工商社群」的全球民主化基金資助；
●就像在南非所做的一樣，應該建立公司的規範，按照國際勞工組織標準對待工人，在外國人擁有的公司裏允許成立獨立工會組織，與社區內其他組織，包括與環境和其他民間社團多溝通，自由發表觀點；允許法輪功和其他信仰組織的信仰自由；聘用民主運動活躍人士；
●企業必須不參與腐敗行為，特別是不為獨裁者、其支援機構及其親友提供經濟支援。
或許有人會說，工商業界如果做這些努力可能會被中國趕走。其實，這些人忽略了一個事實，中國是一個經濟迅速增長的國家，迫切需要國外投資，以及向國外出口產品。沒有國外的投資、技術和市場，中國經濟將停止增長，共產主義也很可能會被武力推翻。中國知道外部經濟對於中國經濟有巨大的杠杆作用。問題是，國外工商業界沒有組織好來利用這杠杆作用，而且對此也沒有正確的認識。這種情形必須改變。一個包括一些公司和民間團體的非正式組織（China Working Group）已經存在了，其中包括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國際勞動人權基金會（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Fund），和全球性交流組織（Global Exchange）。團體內成員交流在中國投資和經營的經驗資訊，以及通報有關中國政府的政策，以及中國的人權和勞工權利的受侵犯情形。
我們必須聯合並組織民主團體和民主人士幫助中國境內的民主人士，但由「聯合國人權會議」（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上，多數民主政府不願投票支持譴責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的決議可見，依靠各國政府支持中國民主化的可能性甚微。這正是民主團體可發揮作用的時候。如果所有的民主團體聯合起來，分工合作，那麼，這個當今世界大國的民主化就更容易推動。也許，一些民主政府會聯合起來共同幫助中國的民主化。起初要做的事情可能比較單純，比如，在中國進行民主教育（開設公民權利與義務的課程），以及我們所推薦的「開放」計畫。
協助和組織民間民主人士幫助中國相對來說容易一些。已經有一些外國人為了表示對中國人權的支持而去中國，並且遭到拘捕。成千上萬的中國海外留學生，許多就讀于美國大學，他們具有很大的潛力。儘管許多人不願意談論政治，這些學生應該由美籍華人與之聯繫並且加入我們的民主、人權組織。有些學生也許考慮學成歸國後實行改革。對中國的年輕一代進行非暴力對抗的教育非常有意義，因為他們可能是中國未來變革的主力。中國還有許多重要的政治人物散居在亞洲各地，這些人也應被視為促進中國民主化的力量。臺灣在最近幾十年來的全面民主化，對新加坡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論」中所謂的：民主只是外國人的事，無法在中國社會立足的觀點迎頭一擊。經常出入中國的中外商人可以在中國鼓勵非暴力對抗，以及公開爭取基本的民權和人權。「自由之家」將香港和澳門兩個現已受中國控制的特區列為部分自由地區，由於兩地沿用了以前的民政結構，民主機構應該幫助兩地的公民維護並監督自由權。如果共產黨及其地方傀儡違反了協議，民主機構應該大聲抗議，直接抗議到北京。這兩個特區是中國自由的象徵，那裏的黨派應該很活躍。其他的非政府組織，如第十七條文和其他有關新聞自由和「美國勞工及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等有關勞工權益的組織，應該能夠正常運作，並且得到強有力的支援。
民主國家的公民也能幫助中國實現民主自由。外籍人士可藉旅遊之際，從事一些風險小的實施民主的行動。二○○一年底和二○○二年，國外法輪功學員與中國大陸學員一起在天安門廣場煉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應該成立「推行民主志工」組織，有計畫地在中國行動；這就是提出「學生民主運動」的目的。例如「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以及中國環保運動會組織在三峽大壩上舉行示威活動，這將會是媒體的重大新聞，能引起中國其他地區的仿效。八○年代後期匈牙利的民主改革就是由環境保護學家抗議一個水壩而引發的。這類的公眾抗議示威，外國使館人員可以參加、保護和支援。非政府團體或政府還可以經由在全世界褒獎、慶祝每年一度的「中國民主日」（China Democracy Day）。這時各國總理、總統、國會議員和其他民主領導人可以發表聲明，公開支持並且幫助實施許多具體計畫。最重要的是，這將會促使人們質疑共產黨獨裁統治的合法性。(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