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楊景端：中國精神病狀況之因由與出路

【大紀元10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 據大陸媒體2日報導，中華醫學會精神病學分會主任委員周東豐教授在「世界精神病日」專家座談會上稱，根據中國部分地區流行病學調查結果推測：目前至少一億人患有各種精神障礙疾病。據悉，精神疾病在中國疾病總負擔中排名首位，約佔疾病總負擔的五分之一。

美國精神和行為醫學專家楊景端先生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改善中國精神衛生狀況需要多層面的綜合治理：在大眾教育層面要提高與加強對公眾特別是農村人口精神疾病和心理衛生常識的教育和普及；在醫療服務層面要加強建立精神和心理治療的服務網絡，尤其是鄉級和縣級基層醫療機構；在醫學教育層面要加強對醫生的精神病學和心理健康的教育，特別是要大力培養精神病專科醫生和心理治療醫生。

在社會文化層面要摒棄黨文化所帶來的人與人之間冷漠猜忌爭鬥的陋習，提倡中國傳統美德，建立真誠寬容、關愛的社會；在職業管理層面要加強對醫護人員的倫理道德和職業規範教育，特別是要排除政黨和政府對精神病專業的干擾和濫用；在社會政治層面民眾應該走出恐懼，擺脫專制政權，追求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重建社會道德，恢復社會公正。

楊景端先生是美國費城傑弗遜大學綜合醫學中心主治醫生，《中國精神健康觀察》雜誌主編。以下根據訪談內容整理：

實際數字更大

一億多是個非常保守的數字，實際數字比這個大很多。

精神病通常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生物學因素為主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鬱症、強迫症、癡呆等，另一類則是與社會環境和心理發育有關的精神障礙，如：人格障礙、焦慮症、抑鬱症、恐懼症、創傷應激後綜合症、適應不良綜合症、睡眠障礙、疼痛、酗酒、吸毒、賭博等等。

第一類疾病的發生率通常都是固定的，不太受社會環境變化的影響。如精神分裂症基本上就是1%的人口。

第二類雖然病情稍輕，但人數眾多，而且近些年呈上升趨勢，對社會影響非常大。比如，抑鬱症基本就是15%的人口，女性能達到25%。

非常保守的講，在中國應該至少有30%的人患有不同程度和不同類型的精神疾病，那就是4億左右。由於中國在精神病方面的教育欠缺，精神病醫生很少，普通醫生缺乏經驗，很多精神疾病都沒有被診斷出來。

歷史原因

據悉，中國有兩萬精神病醫生，這對於中國總人口來說遠遠不夠，很多基層防治體系都沒有。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局面？

幾十年來，中共的意識形態排斥現代醫學對精神和心理疾病的認識，一方面把精神疾病當作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來對待，另一方面把持不同政見者和有不同信仰的群體打成精神病人，加以迫害。在文革中，讓精神病人學毛選，把精神病人打成反革命。現在則把一些政治異議人士、訪民和法輪功學員送到精神病院。

文革中，很多有名的精神科醫生自身都受到很大的迫害，比如，上海著名的精神科專家粟宗華就是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上海精神衛生中心一位非常有天賦的精神科專家紀明，在文革中被迫害後自殺而死。在我原來就讀的學校有一位精神科老師在文革中被整肅，之後就改行了。許多精神科醫生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後就不再做本行了。

正如中國精神病學界前輩賈誼誠教授所說「凡是五、六十年代走過來的精神科醫生，受過極左思潮迫害的，無不心靈創傷巨深，而心有餘痛。我們三人在當時具體社會歷史條件下，受到有關(宣傳部)領導的督促與鼓勵，撰寫與發表了這篇文章，引起國內精神病學界的重視，對我們三個年青人(都不足30歲) 戲稱為『三才』，實際上對我們任何人都未帶來什麼『幸運』，反而是意想不到的災難和厄運！紀明醫生在文革中被殘酷迫害慘死，汪無級醫生被調邊遠新疆，工作環境艱苦，難以發揮才智，遠離家鄉20餘年，而於去年去世。我本人1958年就被錯劃『右派』，文革中下獄3年半後再強勞7年，直到1979年才獲得徹底平反。」（上海精神醫學2001 Vol.13 No.1 P.52）

由於歷史的原因，整個中國精神病學教育比較落後，醫生對精神病的認識不足，誤診較多。而精神科醫生數量有限，業務水平和倫理道德教育都不能適應社會需要。

現實壓力

據大陸媒體2日報導，河北專家近年對邯鄲、保定、秦皇島、承德等四市二萬四千名十八歲以上人群進行的精神病患病情況調查結果顯示：各類精神障礙的患病率為百分之十四點零四，女性明顯高於男性，農村明顯高於城市；各種原因導致的癡呆患病率達百分之一點六八。

楊景端對此表示，女性高於男性、農村高於城市，這也是一個中國的獨特現象，在西方則恰恰相反，國外精神病醫生無法解釋，因為他們不瞭解中國國情。

中國農民的生活非常非常苦，負擔非常重，家庭矛盾也很大，特別是農村的女性，要承擔家庭的義務，還要承擔勞動等各種事情，因此壓力就非常大。

另外，農村缺醫少藥，自殺手段有限，而且搶救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城市人自殺可以大劑量服用處方藥，但農村自殺的方式通常都是致命的，如：喝農藥、投井、上吊等，這種方式後果嚴重，復甦的可能性很小。農村通常幾十里地沒有一個衛生站，也缺乏有效交通工具，搶救條件非常差。

因此，這些現象都跟中國社會大的背景有關，自殺的人口多是沒有被診治的精神病人，也有很多承受不了精神壓力的學生、農民、下崗工人、民工等。

精神匱乏與信仰缺失

人再苦再累再窮，如果有精神支柱就能撐下來。人若沒有一種精神支柱就很容易患精神障礙疾病。

中共建政以來將中國傳統的信仰、做人做事的原則、人性中的美德，都打掉了。而給人們灌輸它的偽共產主義，在那段時間人還是有一種精神支柱，因為在那種特殊的環境下被共產黨蒙蔽了，不久後就發現那套東西完全都是荒唐的，精神上的東西破滅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但是中共又不允許人們自由的去信仰其它東西，因此整個社會在精神上空虛、很弱，人沒有一個好的信仰的話，在壓力下面就很難撐得住。

以物質為追求目標，一切向錢看，人情很淡漠，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複雜，「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為了利益可以兄弟反目、朋友成仇。在這種沒有道德觀念約束的狀態中，家庭就不容易維持。中國離婚率增高、家庭解體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中國社會，很多問題是靠家庭維繫和解決的，人和人之間的問題、心理矛盾，沒有醫生去說，都是跟親戚朋友說一說。現在親朋好友的關係都淡漠了，家庭解體了，人精神上就變得更加脆弱。

家庭這個社會最重要的單元如此脆弱，對整個社會以及下一代的影響是巨大和深遠的。

社會心理障礙

中國社會還有不為人所注意的特殊現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一般人不把它真正歸於精神疾病，但是在中國卻是一種社會心理障礙。

中國整個國家都處於一種被中共綁架的狀態，老百姓被暴力、輿論和經濟控制，所以在生命時刻受到威脅、沒有安全感的狀態下，一旦被中共施以小恩小惠，人的思想就會傾斜，不但不對迫害和綁架他的人有反感，反而對它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情。這是很奇怪的現象，只能用社會性或者群體性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

這種情況對社會的多方面影響非常大，因為它形成了專制政權能夠持續存在下去的土壤。而這樣一個專制政權對社會的精神健康絕對沒有好處。

在中國社會，無論是環境、醫療保障、教育還是就業，人們都不願深挖這些問題的本質。因為更深一層的去分析下去，根源就在中共頭上，人們出於恐懼就不敢說。不敢說，無法宣洩，人們就常常有意無意的採取自暴自棄的行為，比如酗酒、吸毒、賭博等逃避行為。還有一種逃避，就是拚命去掙錢，與社會腐敗同流合污。

因此，擺脫專制政權的政治壓力，走出長期恐懼的狀態，有自由表達、自由宣洩和自由信仰的途徑，這是解決整個社會心理健康的關鍵。

有些作家曾經寫回憶錄，寫的過程就把壓在內心的東西發洩出來了，因此這是對精神上的一個很好的治療，能夠從一個客觀的角度審視、分析，至少能對過去發生的事情有一個了結和審判。

最近有人提出，「多一分宣洩，多一分安寧」。我覺得這個提法有一定道理。如果人能夠把自己內心的痛苦、所受到的創傷說出來，那對身心健康是很有益處的。但做到這一點不容易，他要覺得安全，認為說出來不會受到更多的傷害。因此，如果能形成一種社會整體的趨勢，那對每個個體就容易了。

中國社會現在有很大的變化，很多人敢說一些以前不敢說的話，做一些以前不敢做的事，大家都這麼做了，每個人也就安全了。(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