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日訊】(希望之聲《九評空中讀書會》節目) 聯結收聽
《九評之三》評中國共產黨的暴政
（一）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
李樂：今天所要進行的是《九評之三》評中國共產黨的暴政。可能有聽眾不太清楚《九評》是什麼樣的書，它是2004年11月《大紀元》所推出的一系列的社論，有九篇評論，所以叫《九評》。
《九評》推出之後引起很大的反響，尤其是對中國人來講，他會覺得你把共產黨講透了！共產黨對他們來說就是像頭上的天，天跟你講什麼，你就覺得應該是這樣，可是你又覺得懷疑，所以永遠搞不懂共產黨。
李唐：所以《九評》出來之後，讓很多人真正認清了共產黨，而且它引起了很大的後續效應。
李樂：中國共產黨從小就開始教育人民，入團、入隊、入黨，從小就灌輸這種政治觀念。
李唐：當他們一些人看到《九評》之後，才發現他們過去原來是生活在這樣一個謊言底下。聽眾朋友不要覺得很訝異：一個人怎麼可能被騙到這種程度？在中國大陸的確是這個樣子！看了《九評》知道中國共產黨一些技倆的人，就應該稍有體會，中國大陸的人民是如何在一個被封鎖訊息，或者被扭曲的歷史社會當中生存。所以一旦看了《九評》之後，我想他們的生命當中另外一扇窗因此打開，他們看到了真相。
李樂：陽光透了進來。
李唐：所以一些人就開始發動退黨。
李唐：接下來開始來談《九評之三》評中國共產黨的暴政，從它起家之後一連串的暴政。第一部分要談到的是《土地改革 ——「消滅地主階級」》。
(朗讀)
一‧土地改革 ——「消滅地主階級」
建國僅3個月，共產黨就著手在全國全面開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鼓動無田的農民鬥爭有田的農民，鼓勵、放縱人性中自私自利、為所慾為、不講道德的一面。同時，在土地改革總路線中明確提出「消滅地主階級」，在農村廣泛劃分階級、定設成份、給全國不下二千萬人帶上「地、富、反、壞」的帽子，使他們成為在中國社會備受歧視、打擊、沒有公民權利的「賤民」。與此同時，隨著土地改革深入到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共產黨的黨組織也迅速擴大，發展到鄉有黨委、村有支部。黨支部上呈下達，貫徹黨的旨意，他們往往是衝在階級鬥爭的第一線，挑動農民鬥爭地主，致使近十萬地主喪生。更有地區對地主實行滿門抄斬，以達到滅絕其階級，連婦女兒童也不能倖免。
在這期間，共產黨在全國農村掀起了第一輪「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宣傳。土地改革中不勞而獲、強取豪奪、為所慾為的政策使少數農民得到實惠，也有不少貧苦農民對共產黨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產黨是為人民的說法。
對於分得土地的農民來講，「耕者有其田」的好景並不長久。不到兩年，共產黨就開始了一系列強加在農民身上的運動：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腳女人」的緊鑼密鼓中年年加碼，要農民「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在全國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把全國主要農業產品排斥在市場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戶籍制度，不許農民進城工作居住。有農村戶口的人不能去國家糧店買糧，子女也不能進城上學。農民的子女只能再做農民。從此，中國三億六千萬農村戶口持有者成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
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了，但九億農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五年，收入有所提高、社會地位相對改善之外，他們被緊跟著的農工產品價格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貧困之中。城鄉居民收入差別急劇擴大，貧富懸殊，農村重新有人成為新地主、新富農。新華社發表的資料表明，1997年以來「糧食主產區和多數農戶收入持續徘徊甚至減收」。也就是說，農民在農業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少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1.8比 1，擴大到 3.1比1。
(朗讀結束)
李唐：我們之前提到農民的問題主要是在比較後期，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之後的農村狀況。今天這一段要提的是1949年，中共建政不久之後就開始的土地改革。它土地改革的方式，不是說有一個法令或制度在，然後依照法令一步一步去做。
比如我們看到台灣土地改革的經驗，雖然有一些人對於台灣的土地改革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一般來說，在國際上對台灣的農村改革或土地改革，相對來說是持著一個比較肯定的態度，認為台灣的土地改革，是後來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能夠相對均富發展的重要基礎，而且被視為是很重要的經驗。聯合國也曾經想要在其它國家推動像台灣土地改革這個經驗。
台灣土地改革經驗是一步一步的，相當有制度的做法。比如說一開始是「三七五減租」，就是說一開始並不立即把地主跟佃農的關係一下子打掉，先減輕地租。「三七五減租」之後，再來是「公地放領」，先把國家所有的但是用不到的地放領出去，給私人地主帶頭做示範。最後才是「耕者有其田」，私人的土地在一定規模以上的，因為你自己耕種種不完，就必須拿出來，讓佃農也成為小農，有他的土地；但是不是叫你無償拿出來，國家會補償你的。
當時的國民政府並不富有，補償的方式就是以四大公司的股票來補償，所以很多的地主在拿到股票之後，從原本的農業生產者變成工業生產者，用這樣一個方式把台灣從農業生產逐步的導向工業生產。所以我們看到它是有一定的制度，然後一步一步去做，但是中國共產黨做的土地改革，就不是這樣。
李樂：是暴政的土地改革。
李唐：沒有錯！事實上它是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但是用鬥爭的方式去做，鼓勵無田的農民去鬥爭有田的農民，用為所欲為、不講道德的一面去做。
李樂：講到鬥爭，我想到一本小說《天仇》，作者那時加入紅衛兵，到一個偏遠地方去看改革的時候，有人就跟他講：你知道筍子也可以殺人嗎？作者就說：筍子怎麼能夠殺人？就是說那個地方很窮，可是鄉村的幹部逼迫你就是要找一個富農出來，大家都很窮，哪裡有富農啊？怎麼辦呢？因為大家都吃粥，所以大家只好找了個家裡的粥可以再加一顆蕃薯這樣的人，把他拿出來當成富農。
李唐：他多一顆蕃薯，所以他就是富農了？
李樂：就把他綁在竹子上面，你知道筍子它剛開始的時候是在地上，等它慢慢的長出來的時候，他整個人就是被筍子撐，不是說肢解，但就是被筍子給戳死了。
李唐：天哪！他們連殺人的手段都能夠弄到如此的殘酷，真的是無法想像！
李樂：所以為什麼後來作者要逃出來，因為他看到太多太多口號跟現實不同的地方。
李唐：剛剛我們提到了中共的土地改革沒有任何的制度、沒有法令，就是鼓動貧農去鬥爭富農。當然一開始，可能有一些地方的貧農因為人性未泯，他根本不想要去批鬥，也不知道如何去批鬥。所以在很多地方共產黨是怎麼搞的呢？它會先收買在鄉村裡面的所謂流氓無產者，比如像地痞流氓、叫化子，或是社會上的一些人渣，先把這些人找來，他們叫做骨幹。
李樂：變成骨幹了！
李唐：把這些人找來誘之以利，給予補助，叫他們去動員其它貧苦的農民，成立所謂的貧農團或者農民協會，開始威風凜凜的到處去找富農來鬥爭。有一些貧農在黨的挾制底下，黨喊什麼，他們就喊什麼，沒有是非標準。幹部說這個人是惡霸地主，他就跟著喊惡霸地主。然後就完全由貧農來發動，富農的生命就完全繫於貧農之手，貧農如果說他是惡霸或怎麼樣的話，他就完蛋了，就倒楣了。
李樂：貧農有時候不會講，比如說他覺得善惡有報，不可以這樣。
李唐：有的就用誘之以利的方式，如果誘之以利也沒有用，他們還有別的方式。有些有良心、有本分的貧農一開始根本不肯說地主的壞話，而且也沒有什麼壞話可以說，那就會有幹部去做工作。
李樂：「做工作」的意思是什麼？
李唐：去勸他、去啟發他、去提醒他，教他怎麼樣無中生有、無事生非，把一些芝麻小事說成很大的事情，如果說不聽勸的話還會被罵是頑固份子；再不聽勸，他又開始找他的親朋好友去勸。一個很老實的農民在這種方式底下被逼得沒辦法，他就只好依照幹部講的話隨便講一講，想說交代一下就可以了；結果他隨便一、兩句交代一下，幹部馬上就說抓到了這個地主，抓到了這個富農的把柄了。他就說：喔，某某貧農說你怎麼樣怎麼樣壞。
所以那時就有一句順口溜形容當時的地主或富農「黃泥巴掉到褲襠裡，不是屎也是屎！」就是說貧農在黨的幹部要求底下隨便講了一、兩句，就像黃泥巴掉到褲襠裡，你說它不是屎，它也一定要是屎了！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或者是把農民找來開訴苦會，天天開，大家就在那邊相互加強，找地主的惡行劣跡。我們都知道人多嘴雜，你一言我一語的，就越講越多，本來是一件芝麻小事，慢慢的越講越多，越講越多。地主哪一個不會有一些大壞事或小壞事，都一定會有嘛！慢慢的就這樣子被講出來了。
舉例來說，有個貧農說他找他的地主借錢、借糧；不肯，這是惡行。你同意借，但是沒有借那麼多，這也是惡行。你按照他的要求如實借給他，因為收了利息，這也是惡行。你借給他，利息很低或者不計利息，但是你有一次催他還款或者還糧，這也是惡行。他第一次借了沒有還，你也沒有催，第二次又厚著臉皮來借，那你沒有逼債也沒再答應借他，這也是惡行。
所以說每個人都有惡行，搞到後來，就揪出了惡霸地主的高帽子一戴，開始鬥他了。因為有一些地主是受過教育的，讀了一些書，有讀書人的風骨，在這種情況底下他們就先用自殺的方式，解決了自己的生命
李樂：你剛剛提到它「做工作」或動用你的親朋好友來脅迫你，我覺得在目前的大陸還是有這樣的方法。我們之前提過圈地運動，現在不是在熱開發區，熱大學城嗎？因為那個地價是整個翻上來的，翻了好幾倍，所以它就要那個地。可是因為法規有規定，這個地如果是屬於良好的農田的話是不能夠隨便動的，或者是說必須要農民同意之類的。
那他們怎麼樣「做工作」？比如今天你是農民好了，你不答應簽字，你不答應讓出權利。你不肯讓是不是？沒關係！你李唐的妹妹在哪個地方工作，它就把她找回來，它們就找了好幾個在這個村子裡面的人回來「做思想工作」；如果這幾個人的任務沒有達成，那他們可能在深圳、在上海的工作就不保，為什麼？因為他們都吃公家飯，所以是坑洩一氣。
李唐：就是用這種方式，你本來不想做的事情，它動員你的朋友或每天在你的耳朵旁邊嘀咕嘀咕的讓你受不了之後，你可能講了一、兩句話交差，或者你最後被逼的受不了你只好答應。所以共產黨對於它想要達到的結果，它事實上是不擇手段，它一定要達到的。
李樂：你想想看，比如今天你妹妹來說服你，說：哥哥你今天不簽字的話，我就怎麼樣怎麼樣，我工作沒了，我家裡還有小孩，而且還會給你補助，你就簽字了吧！就每天這麼做。
李唐：在這個土地改革時期，地主的生命真的是朝不保夕，你會被殺或者不會被殺，完全沒有個準。那時候要殺人，區長拿起筆就去勾，會勾誰？完全沒有標準的。
當時有一個例子，有一個區委書記召集幾名心腹晚上開會研究要槍斃哪些人，一張紙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名字，書記唸一個名字，大家討論討論說，好！這個人該槍斃！然後就勾起來了，就幾個人在那邊開會，第二天這個人就完蛋了。如果說唸了名字之後，有人在區委書記前面說了兩句好話，比如聽說這個人做過幾件好事。那區委書記就說：那去調查一下，過兩天再說吧！這個人就沒有被畫勾，他的小命就留下來了，留下一線生機了。
所以所有在牢裡被抓的地主的生死都掌握在區委書記的那隻筆上，而且這中間完全沒有任何標準，就是有了一句話，可能就留下了小命；但是同樣的，有人一句話，他的小命就完蛋了
李樂：所以這樣應該會造成送禮或者走後門這樣一個習慣吧？
李唐：這個一定會形成的！而且一定會造成所謂的殺一儆百、殺雞儆猴這樣一種恐怖效應，會死誰完全不知道。
李樂：我可能要先去賄賂誰誰誰，避免我被殺掉。
李唐：對，但是賄賂之後會不會被殺，其實有時候也很難講。
李樂：我先賄賂再講。
李唐：不賄賂大概是絕對沒有一線生的；賄賂雖然會死，但是還是有活的可能。
李樂：我覺得可能還是要挨整吧！
李唐：是啊！在整個土改時期，在《九評》裡面提到大概死了十萬個地主，根據香港《開放雜誌》執行編輯蔡詠梅女士的研究，國際權威公認的數字大概是兩百多萬人。
李樂：兩百多萬？
李唐：對，兩百多萬個地主。那我們看到，這個土地改革的成效是什麼呢？好像有一些貧農真的是拿到了土地，好像也得到了一些好處。但是呢，不到兩年，就開始了一系列對於貧農的運動，最後就是人民公社出現了。這些農民在土地改革過程當中，殺了這麼多地主得到了一些土地，但是到了人民公社時期，土地又充公了，這些農民就變成了所謂的公社社員，就是為集體耕作，沒有自己的私有財產。
李樂：所以那時候就要統銷、統購？
李唐：對，後來他們所生產出來的東西就統銷、統購，因為屬於公有財產，所以生產出來的東西全部為國家所有，農民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財產。所以你看，這個土地改革，事實上根本就是鼓動貧農去鬥爭富農跟地主，這叫做借刀殺人，最終是這個黨要佔有所有的土地資產，但是它先發動貧農去鬥爭富農，然後再從這些得到土地的農民身上去下手。而且對於農民的控制更嚴了，我們之前也跟各位朋友講過，農民的小孩只能夠再做農民，事實上就變成世襲制的，變成封建制度的再現，農民根本就是農奴嘛！
李樂：所以最近不是在講說農民還是農奴？
李唐：事實上是農奴！在改革開放之後，曾經用過一些所謂的家庭承包制，就是說土地仍然是公有財產，但是它可以讓農戶以家戶為單位去承包，只要規定的份量上繳完後剩下都是他的，所以又曾經出現過幾年的好光景。但就像上次在節目中跟各位朋友介紹的《中國農民調查》、《我向總理說實話》這兩本書中所描述的，我們看到了，其實中國農民在那之後，好光景不過幾年，又落入了甚至比解放前還要更悲慘境地。
李樂：今天時間到這邊必須做一個結束，非常謝謝大家的收聽。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九評空中讀書會》節目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