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子遊：學者寫的還是黨棍寫的？
【大紀元3月3日訊】在海內外輿論的強大壓力下，中宣部迫不得已作出讓步，處罰李大同、盧躍剛，拿趙勇作替死鬼，3月1日恢復冰點。但恢復之日發表了由張海鵬操刀的反駁袁偉時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以下簡稱「《反》文」）一文，想為自己找回面子。然而，這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大人親自執筆寫的大作，卻到處都是毛病。不僅沒找回面子，連裏子都掉光了。以我這個非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的水平，簡單看了看，就找到17處毛病，茲一一點評如下：
1、《反》文：「如何認識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以及圍繞這個主題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不僅是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化研究的重要課題，而且是關係到中國未來發展道路、關係到我們對青少年一代的教育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點評：歷史哪來什麼主題？歷史的主題是解讀歷史，利用歷史的人賦予的。
2、《反》文：「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1月11日發表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以下簡稱《現》文），其觀點是要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學術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結論，對青少年產生嚴重的誤導。」
點評：這些基本結論如果是錯誤的呢？該不該與時俱進呢？誰對青少年產生嚴重的誤導，這個可不能由你或你背靠的那個黨說了算。
3、《反》文：「近代中國的主要任務」
點評：近代中國哪來的什麼主要任務次要任務？歷史是為了完成某個任務的嗎？從秦以下的2200餘年歷史，以什麼為任務？美國歷史又以什麼為任務？這位研究員研究歷史的方法論是陳腐的目的論。
4、《反》文：「中國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形成了束縛中國發展進步的不平等條約體系。」
點評：不平等條約給中國帶來屈辱，但是否束縛中國發展進步，就未必了，如果沒有佩里準將扣開日本國門，就不會有明治維新，不會有後來打敗中俄兩大國的強大日本，如果沒有鴉片戰爭，中國說不定連洋為中用的思想都不會有，還停留在乾隆皇帝拒絕英國使節奇技淫巧的自大狂裏面。
5、《反》文：「毛澤東在1939年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肯定並總結了對近代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分析，」
點評：毛澤東又不是歷史學學術權威，不具備現代歷史哲學入門水平，憑什麼他肯定總結就能算數？張海鵬研究歷史卻用官本位。
6、《反》文：「可以說，在近代中國109年的歷史進程中，由中國的革命政黨推動的包括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組成了近代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主旋律。」
點評：把革命作為近代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主旋律，強調歷史有主旋律，是政治至上，政權作用至上論思路得出的結論。張研究員如果學點湯因比等當代歷史學大家的歷史哲學，估計就不會有這樣的奇談怪論了。作為一個歷史學者，不具備世界視野，不從人類文明史整體角度看問題，永遠只配作井底之蛙。從世界視野看，中國社會的「主旋律」——政治，166年來的進步幾乎無限接近於零，近代中國內部政體變換只是一系列總和為零的遊戲。活躍在中國近代政治舞臺上的大小人物，除孫中山等極少數外，在人類文明進程中都將是「忘掉他們」的垃圾角色。倒是張海鵬的所謂的「主旋律」之外的民間社會，在由洋槍洋炮護送進來的技術革命的衝擊下，緩慢擺脫封閉的自甘奴役狀態，不斷融入世界民主文明，才是真正的發展進步的主旋律。
7、《反》文：「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主題。在基本上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後，在人民掌握了國家的主權後，國家的現代化事業才能夠比較順利地進行。」
點評：反帝反封建，並非什麼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主題，近代中國歷史如果說有個基本主題的話，也是當與世界強勢文明發生衝突落敗之後，不得不向強勢文明學習這個主題。人民何嘗掌握了國家的主權？到今天為止，國家的主權豈不同樣掌握在淩駕於人民之上的執政者手中？國家的現代化事業何曾「能夠比較順利地進行？」如果經歷了私產充公的合作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大挫折的中國能用順利二字描述，那麼，日本、美國、韓國等沒有經歷這些慘烈的人禍的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又該用什麼詞語來定義？
8、《反》文：「1900年5月31日晚，英、俄、美、法、日、意六國士兵共356名自天津抵達北京。月3日，還有一批德國兵和奧匈兵到達。據馬士統計，總共到達北京的武裝人員有451名」，「必須指出，早在5月底，各國已在各自使館駐紮重兵」
點評：眾多使館總共駐了451名武裝人員，也算是重兵？
9、《反》文：「總結160多年的歷史進程，可以分為前109年和後56年。前109年……」
點評：這麼一大段議論，全是說教，與前面所徵引的史實有何關聯？（史實是否正確，徵引的資料是否權威，是否片面，有待袁偉時等對這段歷史有過專門研究的專家去考證，筆者非研究近代史專家——雖然也是有點搞笑的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員。）
10、《反》文：「《現》文說戰爭的原因，列舉了兩條。一是’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即外人入城問題），另一是修約問題。這是兩條表面原因，如果認為是根本原因則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點評：張文認為戰爭的根本原因是英國「謀求在華的全面經濟與政治利益」，這是近視眼，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專制政體既不能主動適應新型的國際貿易關係，又無力保護其弱勢的獨立地位，卻還要堅持閉關鎖國，結果只能除了屈辱挨打還會有什麼？照張研究員的意思，英國不該追求其國家利益，倒應該追求道德高尚？
11、《反》文：「這年5月，英國政府訓令駐華公使文翰提出修訂《南京條約》問題，要他向中方提出：中國應毫無保留地給英國人開放全部城市和港口，英國人走遍全中國不受任何限制。」
點評：今天到美國英國去的中國人，難道不是走遍全美國全英國不受限制嗎？清政府抵制外國人的這種旅行和經商權，除了說明他們愚昧無知外，可有什麼愛國價值？
12、《反》文：「1855年，美國任命傳教士伯駕為駐華公使，給伯駕的任務，是要他從清政府取得公使駐京、無限制擴大貿易以及取消對個人自由的任何限制等三項主要權利。」
點評：美國政府對清政府的這三項要求，除無限制擴大貿易的「無限制」有一定問題應該予以適度抵制外，現在看來，有什麼侮辱中國主權的地方？達到這樣的目的就是把中國殖民地了嗎？這就是侵略嗎？那美國今天豈不是成了中國的殖民地？中國人現在在美國既有公使駐京，也有擴大貿易，更有得到美國法律保障的個人自由（張文中所謂無限制的自由，也應該是法律保障的自由，顯然，美國政府不會主張美國人有權在中國偷搶騙殺，這處表述間接反映了這位研究員觀念多麼破舊）。這樣的條件都只有通過軍事手段來達到，清政府對這樣的要求都予以抵制，說明什麼呢？能得出清政府是在維護國家主權嗎？只能說明清政府不夠格立足于強國之林。
13、《反》文：「實際上，這些貌似遵守程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的殖民主義侵略者，來到中國從來沒有遵守過程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
點評：使用「從來沒有遵守過」這樣的全稱判斷，可得向讀者交待充分的事實，可後面卻只以舉例說明為據，這就非常不嚴謹了。
14、《反》文：「以馬賴案子為例，馬賴違法傳教在先，而且在傳教地區作惡多端，地方官員未能把違法的馬賴解送領事而加以處死，違法在後。按照程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為什麼不是馬賴或者法國首先理虧呢？」
點評：這段話暴露了這位研究員對法學的無知，他連什麼叫程式正義都不知道，就在這振振有辭！建議張研究員找個法學本科生學學再來就法律問題發言。
15、《反》文：「唯物史觀不能動搖」
點評：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唯物史觀經典公式，列寧以在生產力落後的俄國率先實行所謂的先奪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然後發展生產力的事實動搖了，此後，在生產力最發達的西歐沒有發生馬克思預言的革命，反而在生產力極為落後的東亞和非洲接連爆發「社會主義革命」，大量事實已經從根本上顛覆了這種所謂的唯物史觀。
16、《反》文：「但我認為，當代人研究、撰寫歷史，還是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用歷史主義的方法，觀察歷史現象，認清歷史發展本質，指明歷史發展的方向。」
點評：這一段可說是張研究員的歷史哲學了，只是這種哲學充斥著錯誤的本質主義和目的論。張研究員指明了歷史發展的方向嗎？歷史向哪個方向發展？蘇聯倒了，中國由所謂的馬克思的第四階段退回到所謂的第三階段，由公有制恢復到私有制，這是方向嗎？
17、《反》文：「五四運動以後，中國人一波一波地發起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專制的運動，組織共產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掌握屬於人民的武裝，才能夠有今天中國的結果。」
點評：日本，美國，西歐，都沒有組織共產黨，沒有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們今天的結果比之中國，是好還是壞？蘇聯東歐國家解散共產黨，放棄馬克思主義理論，現在的結果比之中國，也要好得多。張研究員又該怎麼解釋呢？抵抗帝國主義侵略，戰勝日本，太平洋是主戰場，是不相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美國人打贏的，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抗日作戰是國內主戰場，也是由不相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國民黨軍隊打的，怎麼能夠把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功勞一古腦地送給共產黨一黨呢？這還是歷史學家在發言嗎？這是黨棍的語言！
附：張海鵬簡歷
張海鵬，男，1939年5月生，湖北省漢川縣人。1964年7月畢業於武漢大學歷史學系，8月進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實習員，經歷過勞動鍛煉、四清運動和十年文革。1979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85年任副研究員，1990年任研究員。在行政工作方面，1985年任近代政治史研究室副主任，1988年9月起任副所長，1994年任所長迄今。又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文革結束後，協助並參與劉大年所長主持的《中國近代史稿》編撰工作。1981-1983年間，主持編輯並出版了《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共三卷。1984年出版有《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簡明中國近代史圖集》。1998年出版《追求集—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探索》，1999年主編出版《中國近代史（1840-1949）》、《20世紀的中國：政壇風雲》、《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上下卷），2000年與王忍之共同主編出版《百年中國史話》四集(92本)。發表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理論、方法及有關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論文數十篇。社會工作方面，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歷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孫中山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義和團研究會副會長、全國臺灣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市學位委員會委員。兼任《近代史研究》雜誌社社長、《抗日戰爭研究》雜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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