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躍君:在中國人民的手被捆住時 做我該做的事


——歐華導報主編、原全德學聯主席、萊茵通信主編參與發動萬人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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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6日訊】錢躍君博士,這個在德國華人社會家喻戶曉的名字,十多年來一直活躍在海外維權的前沿。

八九學運之後,德國成立了獨立於使館之外的全德學聯,錢躍君擔任了第一、二屆主席,曾任三屆德國著名的雜誌《萊茵通信》主編,現任《歐華導報》主編。為了紀念八九學運,他親自作詞和譜寫部份曲目,組織了在斯圖加特莫扎特音樂廳上演的《白玫瑰》(6.4一週年)和波恩貝多芬音樂廳上演的《為自由歌唱》(6.4十週年)的音樂會。

靠自學鑽研,錢躍君成為德國華人中最著名的法學專家,十幾年來發表了六、七十萬字的法律文章,並著有《錢躍君法律文集》。90、91年為了維護留德學人的在德權益,向德國議會遞交議會申訴,並且通過近兩年在德國政界和社會遊說,最終實現了德國內政部對留德中國學人特殊保護條例的通過。

以下是3月5日大紀元記者黃芩對錢躍君博士的採訪:

記:能否談談您為甚麼要參與發起全球同步絕食的活動?

錢:中國歷史上一直延續著愛國的傳統,但「愛國」兩字非常含糊,到底是愛皇帝之國,還是愛人民之國?辛亥革命以愛國為旗幟反(清)政府,可見愛的是人民之國。共產黨也以反(國民黨)政府起家,可見一定不會提倡愛政府之國。中國是我的父母之邦,所以我對這片故土充滿了個人情感,充滿了社會責任,一直關注著中國社會的每一步發展。但在政府與人民的利益產生矛盾或衝突的時候,我一定站在人民的一邊。誰背叛人民,就是背叛祖國。

這些年來,國內經濟有很大發展,但貧富的兩極分化發展得更為懸殊。一方面官商結合,甚至警匪一家,靠訛詐人民的血汗錢來飽私囊,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另一方面,失業工人、農民的最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這就是滋生社會動盪的土壤。例如官商結合,用暴力手段徵用城市居民的私房和鄉村農民賴以維生的耕地。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專制統治,中國人民已經習慣於忍受、忍受、再忍受。但如果一定要把老百姓逼上絕路,結果只能是官逼民反。但今日的中國老百姓已經比傳統的中國人在政治上進步和理性了很多,一方面不願意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任人宰割,而是勇於站出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另一方面,沒有學陳勝、武廣那樣揭桿而起,而是通過和平情願的政治方式和拆諸法庭的法律途徑來維護自己的權利。這在民主社會是再也平常不過的現象,就擔心新聞界都沒有興趣去報導。但在中國居然會被政府這樣地暴力鎮壓,略微能為民伸張的報刊立即被整肅,甚至停刊。

所以這次的維權運動,是用和平面對暴力,用道義面對強權。我作為一個海外華人,道義上當然站在老百姓一邊。我個人參加絕食,包括這次海內外發起的萬人絕食日(3月6日)活動,只是通過絕食的形式來表示我們對國內維權運動道義上的支持。同時也希望中國政府理性一點,用和平的形式、而不是暴力的手段來解決社會爭端。看到國內老百姓受到政府這樣的欺壓,我們海外華人能有甚麼作為?只能通過絕食來向國內的維權群體表示:你們並不孤獨,社會正義站在你們這邊。這也是十九世紀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最重要原則:團結原則(Solidarity)。「一人為大家,大家為一人」,這是每個社會公民的義務,也是權利。歐洲社會就是在這樣的團結原則下得到社會的和諧與進步,而中國文化傳統中還是缺少這樣的精神。所以中國社會要發展,就要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

記:目前國內的維權運動與當年八九學運時有何異同之處?

錢:這兩次運動在內容上都是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八九學運時的社會矛盾是由官倒和物價飛漲所引起,老百姓心理上無法承受,最後爆發;而這次是由於失業和私房拆遷或非法徵用農民土地所引起,老百姓沒有生存的依托和財產的保障,所以官逼民反。社會危機就像一堆干稻草,危機越深,稻草就越干。干到一定程度,只要有任何一根導火線——八九學運時是胡耀邦去世,這次是非法徵用土地和迫害法輪功學員——都會引起總爆發。其實,這點中國政府比我還清楚,所以才會這樣的草木皆兵,就連對付一個村莊的農民都會開去坦克車,要把所有的公民維權行為窒息在萌芽階段,可見它現在的恐懼程度。但中國政府已經沒有能力來抑制自己利益集團內部的腐敗現象,無法抑制社會危機的進一步加劇,所以用暴力行為來壓製表面的維權運動,最後不可能緩解危機,而是加深危機,把中國社會推向更干的稻草堆上,等待隨時可能發生的總爆發。如果再爆發一場八九學運,而且這次將會是工人、農民自己走向街頭,就不知中國政府能如何收拾。

當然,這兩場運動在形式上是有區別的。八九學運的發起人是學生,是出於中國傳統的為民請願,老百姓只是後援;而這次是老百姓中的受害者自己站起來,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奮爭,這才是一場更為深刻的民主運動。我們今天往往把民主與人權當成了口號,其實民主與人權有非常具體的訴求,它涉及到國家中每個公民的生存權利和生活方式。在一個專制社會,專制者首先想到的是維護自己的利益,今日的共產黨也不再是建立在一種意識形態「共產主義」基礎上的政黨,他們自我形成了一種利益集團。為了追求他們群體的政治利益和個人的經濟利益,只能以犧牲老百姓的利益作為代價。所以老百姓要維護自己的利益,就只能靠自己站起來抗爭。在歐洲歷史上,人權憲章是17世紀英國國會為了維護自己利益而向國王抗爭的結果,民主運動是19世紀工人為維護自己的基本保障而提出的政治素求。只有每個個體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都有通過政治與法律渠道來維護自己利益的意識,整個社會才能形成公識,這就是中國社會走向民主與人權的社會基礎。民主與人權不是一種意識形態,更不是上帝的恩賜,而是每個社會的個體出於自己的利益,形成一種群體的力量,通過政治途徑來實現,通過法律形式來保障。從這點來說,這次開始的維權運動可能要比八九學運更為深刻。當然,現在還只是開始。

記:很多國內律師因為在法庭上為各類受害人辯護,結果反被吊銷營業執照,甚至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判刑。這次絕食活動的發起人高智晟律師就是這樣被停止營業的,儘管他曾被評為中國十大優秀律師之一。你是德國華人中最著名的法學專家,十幾年來發表了六、七十萬字的法律文章。所以你對這次參加絕食活動一定有特殊的個人情感。

錢:為了維護留德學人的在德權益,我在九十年代初向德國議會遞交議會申訴,並且通過近兩年在德國政界和社會遊說,最終實現了德國內政部對留德中國學人特殊保護條例的通過,這實際上是通過政治渠道來維護中國學人在德的合法權益。此後從德國政治轉入德國法律,撰寫了大量介紹德國法律和法制的文章,希望通過這些文章能提高旅德華人的法制意識,在實際生活中通過法律渠道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從這點來說,這也是一個海外的維權運動,而且對權益保護的政治與法律兩大途徑我都親自投身。我與德國政府在政治上、法律上干了這麼多回合,不僅沒有得到德國政府的任何迫害,相反贏得了德國政界與社會的尊敬。去年一次大會上偶然遇上內政部副部長,他就是當年審理我的議會申訴案的議員。他在大會發言中首先表彰我能在中國華人的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勇於站出來通過政治途徑實現對旅德華人的保護,希望在德的其他外國人群體也都能像我那樣。

而與我在德國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的法制現實,那些被告方是政府的官司不僅當事人要有很大的個人勇氣,就連辯護律師都要承擔很大的政治風險。上海有這麼多官商勾結所造成的「私房動遷」冤案,都沒有很多律師敢去接受這樣的法案,因為「民告官」在中國的專制歷史上是一個忌諱。鄭恩寵律師能在這樣的逆境下挺身而出,成為500多個冤案的辯護律師。儘管屢訴屢敗,但仍能堅韌不拔,最後倒置通過「私房動遷」而成巨富的上海幾個最大的貪官和奸商落馬,其勇氣和獻身精神確實超過我百倍。沒想到就這樣一位優秀的律師,居然被政府官員看作阻礙他們發財的絆腳石,以莫須有的罪名將他投入監獄,判刑三年。去年德國法律協會授予鄭律師「優秀律師獎」,中國政府居然因此而禁止鄭律師的妻子探獄。我想,如果人口皆碑的包(公)青天生活在今天,至少得被判處無期徒刑,中國的法制是在進步還是在退步?

去年聖誕節我回上海探親,區僑辦熱情地來看望我,而且表示市領導也很想與我見面。我只能謝絕。我說,我這人在海外自由世界生活了二十多年,說話時從無遮攔,想到哪說到哪。如果與政府官員說話,我說了一百句,他只要從中斷章取義地拿出三句,依此判我五年徒刑都沒有問題。如果我去找個辯護律師,就怕我還沒有被判刑,我的律師已經進班房了,那個律師費包括他的全家生活費我就承擔不起了。區僑辦說怎麼可能對一位海外華人發生這樣的事呢?我就說了鄭律師的事,我說我與他素不相識,但他是我的老師,而且他是上海人民的驕傲。所以希望市領導能去探望一下身陷囹圄的鄭律師,而不是來看我這個鄭律師的學生。

記:中國政府為甚麼至今都不敢動高智晟律師?按說他們早該抓他殺雞儆猴了。

錢:這有兩重考慮。首先,高律師的行為是有一定的中國民眾基礎,這個民眾基礎就是中國社會由於嚴重缺乏社會保障與社會公正所造成的社會危機。包括中國政府所代表的利益集團內部也有嚴重的分贓不勻所造成的內部危機,許多人都在看戲,看你政府的難堪;其次,高律師的行為通過海外華人的傳播與聲援,也逐步得到世界輿論界的重視。所以中國政府如果盲然地對他逮捕,首先要預測這樣的行為會在海內外社會引起多大的反響和反彈,會對中國政府造成甚麼程度的社會壓力。抓人容易放人難,所以中國政府在高律師問題上還是非常小心行事,這點可能略勝過那位伊拉克的撒旦,這就是胡書記提出所謂的「和諧社會」。他不是要追求中國社會的和諧,而是追求不要盲然行事最後破壞了自己的政權穩定。這次《冰點》雜誌被封,引起海內外社會的震動,復刊後儘管兩位主將被免職,但還是啟用《冰點》的原班人馬,而把封《冰點》雜誌的禍手、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趙勇貶到窮山僻壤去,就可見端倪。但這不是中國政府的恩賜,而是海內外華人群體奮鬥的結果,社會民主化就是在不同的政治勢力交鋒中一步步推進的。

這使我不僅聯想到19世紀掀起的工人運動,當時就產生了代表工人利益自己的政黨與普魯士政府抗衡。為了壓制工人運動,普魯士政府頒布了「反社會工人黨法」,在法律上強行禁止社會工人黨的社會活動。沒想到政府越禁止,工人們越是認同和保護社會工人黨,最後社會工人黨的黨員居然突破100 萬,普魯士政府只能解除「反社會工人黨法」。但這時社會工人黨的人數已經超出了普魯士軍隊的數量,普魯士政府只能頒布了社會保險制度,以達到一定程度上對工人的保護,減緩工人運動對普魯士政權所構成的政治威脅。中國政府去年決定要投資上億元來研究馬克思主義,我想首先要瞭解的就是馬克思親自投身過的這段歷史。只是要反過來看:中國政府現在扮演的是普魯士政府,而且比普魯士政府更專制;而維權運動就相當於當年的工人運動。根據馬克思理論,「堅持社會主義」就是要追求工人、農民的生活保障與社會公正,「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把國家的權力重新還給人民(民主)。「堅持馬克思主義」——恕我直言馬克思的原意——就是要通過暴力推翻一個專制政權。最後就剩下「黨的領導」了,這才是中國政府唯一想堅持的,而且不惜犧牲中國人民群體利益的代價。

記:你感到維權接力絕食的前景如何?

錢:絕食活動的前景或結果如何,我從來沒有去想過。「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我只是在中國人民的嘴被封住的時候,說了我應該說的話;在中國人民的手被捆住的時候,做了我應該做的事。(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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