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6日訊】(亞洲時報 撰文 陳宗巖) 據說，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當時的海軍大臣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做了一個影響能源發展史的決定，他為了勝過德國的艦隊，而將驅動英國海軍艦隊的能源由燃煤改為燃油，這是石油成為世界舞台要角的濫觴。邱吉爾當時說：「確保獲取石油安全性的關鍵僅僅在於維持多樣性而已。」
尼羅河三角洲（Niger Delta，台作尼日河三角洲）是新興的石油開採地，這個世人眼中尼日利亞（台譯奈及利亞）沿岸的化外之地卻能對世界能源安全帶來蝴蝶效應般的影響。這個地區的住民與殼牌石油公司（Shell）的戰爭持續發生當中，美國前能源助理部長（Assistant Energy Secretary）David Goldwyn 於今年年初深入尼日利亞，試圖調停民間與石油公司的衝突時說道：「若我們喪失更多尼日利亞的石油出口，油價恐將飆升至80至95美元，甚至更高。」
上文提及邱吉爾的部份其實是來自一位相當傑出的能源專家Daniel Yergin的說法，其著作 「The Prize」（中譯《石油世紀》- 時報出版社）鉅細靡遺地介紹石油的歷史與影響，他目前擔任劍橋能源研究機構（Cambridge Energy Research Associates）的主席。依照他的觀察，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彼此互賴的現實環境下，能源安全應該跳脫出舊有的框架，建構出適用於全球化時代的機制。他於本期《外交事物期刊》（Foreign Affairs）中發表題為「確保能源安全」（Ensuring Energy Security）的論文，極力呼籲世界各國正視這個問題。
Amy Chua 在 「World on Fire」 這本書中提出了他眼中的全球化問題，她認為在全球化時代中的關鍵問題，在於全球化創造出了「主宰市場的少數族群」（Market-Dominant Minorities）。這些少數族群因為全球化帶來的交通與商業上的便利，讓一國的外地生意人，能輕易地進入該國並取得鉅額的商業利益，因而導致外地人與本地人的貧富差距，遂爆發出流血衝突。作者的姑姑是個在菲律賓做生意的華人，卻被在當地僱用的私家司機所殺害，兇手犯案的動機在於對華人累積財富的憤怒，甚至辦案的員警遇到類似的案件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印尼常發生的華人遇害事件，更是 Amy Chua 論點的最佳註腳。
這種現象也發生在尼日利亞的尼日河三角洲。殼牌石油公司從當地獲取的龐大商業利益並未與當地住民分享，這些美金進了政府官員的口袋與殼牌石油的帳戶中，造就了尼日利亞的「主宰市場的少數族群」（殼牌石油官員與非同種族的政府高官）。這些氣憤極了的住民開始破壞石油運輸管線、綁架殼牌石油員工、與政府對抗，原本被寄予相當厚望的尼日河三角洲，遂成為戰場，不但沒有穩定世界能源市場的供需平衡，反而造成油價的震盪。
Yergin 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委內瑞拉是世界上最穩定的石油輸出國」，這句話隱喻出了世界能源安全的危機，換句話說，幾乎世界上所有的石油輸出國都是處於高度不穩定的現況中。Yergin 文中提到目前高油價的肇始點在2002年底至2003年初，這正是委內瑞拉國營石油公司發動大罷工潮的時期，目前該國的日產量約50萬桶，而它曾經是世界第三大石油輸出國，日產量達500萬桶；委國內政的動盪以及與山姆大叔在意識型態上的對抗，更將對世界能源安全造成威脅。除了委內瑞拉之外，別忘了世界上大部分石油輸出國的內部與國際問題更是世界能源安全中的燙手山芋。
除了國內或國際政治上的問題，以往極度忽視的天災因素竟在去年重創了現今的能源安全架構。卡特裡娜加上 Rita 颶風重創美國在墨西哥灣的石油生產，以往的建設煉油廠是依照能抵抗暴風達一百年的程度下興建的，然去年卻被接連兩個颶風打敗，重重影響美國的石油供輸。
在1973年石油危機造成油價飆升之後，國際社會創造出了一套能源安全系統。當年的危機在於阿拉伯世界的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 OPEC），因為以阿戰爭戰敗，使得擁有石油供應主控權的 OPEC 國家實施石油減產與禁運的策略而造成，油價從三美元飆升至超過十美元。為了避免能源危機再度出現，當時以及現今能源安全體系的重點遂放在避免石油輸出國做出不利能源市場的政策。美國政府不因沙烏地阿拉伯民間資助回教激進組織而抵抗之，反而與知交好的舉動就是為了避免世界最大的石油輸出國做出危害能源市場的政策；各國對近來伊朗與世界交惡的行為莫可奈何也是根源於此。
然而，在 Yergin 的觀察中，能源安全體系若僅是在避免石油輸出國擾亂油價的舉動，那是無法順應全球化時代中的能源安全。造成這一波油價大幅波動的因素並非石油輸出國政府的策略，而是在於整個石油供應鏈未受到妥善的保護所致。例如卡特裡娜颶風重創墨西哥灣石油產能最大的因素不是在於設備遭到破壞，而是因為電力中斷造成機器設備無法運作；尼日利亞石油產能下滑造成的油價波動不是總統歐巴桑喬（Olusegun Obasanjo）的政策所致，而是石油供應鏈的生產設備遭到破壞；委內瑞拉的石油危機導因於生產石油的勞工發動大罷工，因而造成政治危機所致。電力輸送、油管正常運作、能源勞工市場穩定都是維繫石油供應鏈穩定運作的一環，但卻都不是現今能源安全框架所能涵蓋的範圍。
Yergin 認為穩定能源安全的框架應該擴大，以解決過時框架解決不了的問題，他提出了四個重點：第一，維持輸入能源管道的多樣與靈活。能源市場中的供需應加強多樣與靈活的特性，一旦外界因素造成能源市場的波動，多樣化的供需來源將會降低買家與賣家的衝擊，靈活的供需更能讓政府執行最佳的因應方式。第二，要維持生產供應鏈中每個環節迅速復原的能力，這部分包括股市與機器設備等環節，一旦因天災造成基礎設施遭到破壞，能夠迅速復原的機制將使衝擊降至最低。第三，接受「能源市場只有一個」這句話的事實，這個地球村每天需要在這唯一的能源市場消耗8600萬桶石油，這個市場需要穩定，任何人都不能去破壞。第四，資訊流通的重要性，油價波動常因為市場中的謠言所致，若能源市場中的資訊能夠透明公開，將可避免不正確的資訊或謠言遍佈市場，造成油價的波動。
往昔能源安全的關鍵著重在國際政治的角力間，各國為了自身的利益在能源市場上勾心鬥角。俄羅斯為了取得中亞油管的利益與周邊國家發生糾紛，如前些日子與烏克蘭的天然氣運輸問題，竟不顧一切地截斷輸出歐洲的管線，險些造成歐洲的天然氣能源危機；中國與印度在經濟起飛的帶動下，石油已經無法自給自足，必須向外尋找新的石油，在世界各地上演了搶油大戰；日本希望透過能源政策的靈活性為自己爭取足夠的能源；歐洲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擺脫重度依賴外部輸入天然氣的問題，考慮是否要以核能或燃煤取代對天然氣的使用；美國最關心的是如何維持能源使用上的獨立，擺脫依賴石油輸出國的制約。國際間各政治實體不同的盤算也造成能源安全難以維繫，例如伊朗的核武問題遭到中共的忽視，他盤算著力挺伊朗將能獲得能源的最惠國待遇，然而容忍伊朗不適的行為恐在將來危及能源市場的安全。
去年年中，美國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發生危機時，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Thomas Friedman 用嘲諷的語氣在6月17日的專欄上呼籲日本的豐田汽車（Toyota）應該買下通用汽車，他的立場很簡單，因為豐田汽車正在生產可以節省大量石油的汽車，而通用汽車卻囿於政府政策以及與油商間的商業利益，繼續生產高耗油的車種，不僅喪失競爭力，更過渡地消耗能源。豐田汽車的混合式引擎（燃油與發電）1加侖將可行使100英哩遠的距離。
豐田汽車正在推動的技術正是 Yergin 認為當代最急需要注入進能源安全的元素，也就是對能源的保存，更要研發出新的能源應用模式。當影響能源市場的因素在全球化的影響而漸漸失去控制中，唯有跳脫舊有思維，擴大能源安全框架，將整個石油供應鏈整個嵌入安全體系之中，才能解決現今石油市場面臨的危機。然而，要讓能源市場能夠永續經營與發展，關鍵在於節省能源、開創能源應用、並研發善用消耗能源的物件。世界能源安全體系已經無法單靠傳統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思維邏輯維繫，唯有各國政府、民間一同加入永續發展的行列，認清在戶相依賴的全球化體系下，唯有彼此合作，能源安全才能夠獲得鞏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