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6日訊】一九四九年大陸易幟之際，共產黨還沒做出什麼讓民眾看好的事情，是因為國民黨政府太不被看好，國人才把盼好的眼光轉移到共產黨身上。共軍乘時勢之良機大獲全勝，他們說他們解放了全中國和老百姓，老百姓也就以為獲得了解放，連投誠或被俘的國軍官兵都在學習文件，接受教育，滿以為把舊軍裝一脫，就都納入新體制，去跟全國人民共創建國的大業了。哈金在其新作《戰廢品》中講述的人和事即從這一可喜的起點開始：那時新社會剛宣佈建立，未來似乎充滿希望，但時局尚在變化之中，整個的前景並不明朗。講述者俞元就是小說的主人公，他小時曾就讀教會學校，稍通英語，後入黃埔軍校受訓，還沒畢業，又隨投誠的國軍編入了共軍。
從國軍投共到共軍投台
特設計出這樣一個早年就濡染過西方文化的前國民黨軍人，讓他以回憶錄的形式來講述共軍戰俘在韓戰中的遭遇，哈金的架構安排可謂用心幽微而意味深遠，但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受限於英文寫作，為貼近讀者而取巧營造的。俞元在從軍經歷上的二重性顯然體現了國軍與共軍之間某種亦彼亦此的關係。特點出這兩支敵對的軍隊亦彼亦此，蓋有兩層意思要稍加論說。一是要說明兩軍在人員組成上相互更替和反覆交錯的事實。從淵源上看，共軍本是從國軍中分裂出去的一股反叛勢力，隨後不斷分化和瓦解國軍，進而發展壯大起來。內戰中解放軍接連獲勝，一批批投誠或被俘的國軍經過改編，又進一步增多了解放軍的兵員。俞元的個人經歷首先涉及到這些降卒的遭遇。隨著故事的展開，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國軍官兵並沒在投共後過上安生日子，突發的韓戰很快就改變了他們的命運。濃墨重寫俞元赴朝參戰，很有代表意義，據有關數據記載，韓戰初起，共軍司令部首先就把華北、東北的國軍投降部隊連鍋一端，統統送過鴨綠江打了前站。
反過來看，共軍在整體上是不是如他們所宣揚的那樣鐵板一塊，硬錚錚死不投降呢？自願軍在韓戰中其實打得很狼狽，撇開巨大的傷亡數字和不知其數的逃兵不說，僅就被美軍俘獲的人數而論，就有兩萬二千人之多。這些人的存在及去向從一開始便使中共當局臉面上頗感難堪，因此如何交換和遣返這些戰俘，其間的爭執到後來就成了中美談判的主要議題，戰俘本身隨之也成了雙方討價還價的籌碼。當時的台灣政府出於其持續的反共立場，通過聯合國的安排，專門派出工作人員，在美軍戰俘營中展開了爭取自願軍戰俘投奔自由世界的積極行動。爭取的結果，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去台灣加入了國軍。從當時的實際需要看，這些人員投奔台灣，多少起到了補充國軍兵源不足的作用，也給當時的反共宣傳造了聲勢。就《戰廢品》的敘事效果而言，渲染國共雙方爭奪戰俘的衝突場面，也在故事推進中別添了凶險而富有刺激的情節。對比內戰中國軍的大批投共，這一次多數戰俘奔赴台灣確有其劃時代的意義，從此以後，國共兩個敵對勢力的人員流動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隨著那個代表新中國的政權不斷推行其不得人心的政策，日益擴大打擊面，投誠的目標就單一地轉向了海峽那邊的台灣。大陸雖地廣人多，資源豐厚，名譽上是全體華人的祖國，但由於中共的佔領，五十多年來，一直都成了渴望自由的人士時刻想逃離的地方。
高唱犧牲，賤視人命
我還要進一步點出，在長期拚殺中，這兩個敵對勢力一直在惡性互動，每一方都在施加著反塑對方的作用。最初在黃埔建軍，國共尚聯合在一起，中心目標是協力北伐。不幸在蔣介石清黨後，本來僅限於城市活動的中共勢力急劇擴散到邊遠農村，乘鬧土地革命之機搞起了武裝鬥爭。由此拉開剿共與反圍剿的互相殘殺，經過持續而殘酷的軍事較量，紅軍雖備受打擊，最終還是得到了淬礪，以其巨大的犧牲代價保存和發展了武裝鬧革命的實力。就這一後果而言，可以說正是蔣介石激烈而屢受干擾的剿共行動激化出中共的武裝鬥爭方式，並塑造了共軍那種險惡的倖存者特質。這就是我在此要強調的反塑作用。蔣之剿共，自以為在為國為民除害，可惜害未能盡除，反把所除之害推上了愈除愈烈之勢。這就像用毒藥殺蟲，蟲未殺盡，倖存的妖孽反獲得抗藥性，更加魔高一丈。紅軍的生存力此後愈益增強，其蠱惑性和破壞力也更加厲害。
共軍就是這樣一支在血腥圍剿下以死難和拚殺哺養壯大起來的隊伍。起初，是他們的受害者形象凸現了那反抗的正義性，是國內外眾多左傾人士的同情和煽情為他們召喚到廣泛的支持。但那時候中共的正義性還只是打出來的旗號，並沒有任何事實可證實他們的革命路線對中國社會的改進有效有益。那一面鐮刀斧頭紅旗之得以璀璨生輝，大都是他們大肆渲染共產黨人的流血犧牲，自我悲壯化的結果。作為一種話語實踐，「流血犧牲」的號召便在革命鬥爭中發揮了精神變物質的作用。毛澤東有很多言論都反覆強調了犧牲的必要性，他說：「幾十萬共產黨、成百萬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被屠殺了，但我們的隊伍卻有更多的幾十萬、幾百萬人起來繼續戰鬥。」他還說：「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著。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們要準備一些人犧牲，但總有活著的人。這樣大的黨，這樣大的民族，怕什麼！」死亡已被毛表述為革命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革命者必須承擔的使命，所謂「共產黨員連死都不怕，難道還怕困難嗎？！」這樣激越的口號，長期以來，已經在共軍內部把「流血犧牲」抽像到神聖的高度，後來打垮了國民黨，更被誇耀為他們打天下坐江山的資本。生命的大量消耗被頌揚為生命的昇華，讓他人送死，讓千千萬人像劉胡蘭那樣「死得偉大」，像董存瑞或黃繼光那樣人肉炸彈式地與敵人同歸於盡，經過反覆宣傳，最終都以聖像模式被定格為永垂不朽的榜樣。四年內戰，共軍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以這種不怕死的蠻幹打敗了國軍，緊接著發動抗美援朝，還是付出了遠遠多於美軍的犧牲，才為金氏王朝保住了三八線以北的領土。
儘管如此，所謂的「解放戰爭」與「抗美援朝」，兩者在性質上還是有很大的區別。共軍當初與國軍血戰，是讓解放區剛分得土地的農民子弟前仆後繼送了死，仗雖打得殘酷，畢竟還打著解放全中國的旗號，而且最終打垮國軍，奪取了政權。就中共自身的利益而言，人死得再多，也可謂死得其所。但共軍之參與韓戰，則純出於蘇聯的唆使。是北韓首先挑起戰火，然後美軍率聯合國軍隊助南韓抵禦，蘇聯老大哥要做北韓的後盾，卻並不打算親自出兵，結果把流血犧牲的任務攤派到中共頭上。這一場仗，從一開始就把中國人推到了「war trash」的份兒上。在是否出兵的問題上，中共高層本來很有爭議，無奈向來熱衷挑釁而賤視人命的毛澤東執意要打，在驍勇如林彪、栗裕者都稱病不接軍令的情況下，毛只好派彭德懷帶上他的光桿兒指揮部，東征西調，糾集起雜牌部隊倉促出了征。主戰的斯大林連派飛機打掩護送補給都不想幹，裝備很差的自願軍就只能在完全缺乏準備和部署的情況下跟美帝的坦克、大炮和飛機去拚命了。
哈金打破中共戰爭文學老套
那時候共軍剛靠小米加步槍打敗了國軍的美式裝備，中共的宣傳報導尚沉浸於「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歡欣鼓舞之中。但眼前的美軍裝備可大大不同於所謂國軍的美式裝備，凝固汽油彈引爆的殺傷力乃是任何血肉長城也吃不消的。朝鮮戰場實際的慘狀如何，自願軍官兵的傷亡情況怎樣，只有親歷戰爭的自願軍官兵最清楚，像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和電影《上甘嶺》之類的宣傳報導作品都是為鼓動老百姓的愛國熱情而編出來的，此類作品寫敵我雙方，總寫得黑白分明，「我軍」的犧牲總是壯烈的，「敵軍」的凶殘總是愚蠢的，硝煙瀰漫中總有玫瑰色的閃光，戰爭的宏大敘事純粹由英雄事跡彙集而成。那是一種專門激發對敵人仇恨的文藝作品，完全模式化，高度戲劇化，熱衷製造舞台性質的戰爭狂歡，只為中共黨軍的戰績樹碑立傳，不只無視人的生命的珍貴，對戰爭的悲劇性和災難性也缺乏起碼的反思，更談不上在人類生存的廣闊視野上審視戰爭中的暴力、野蠻和荒誕。中國民眾至今仍普遍樂道戰場上的廝殺，對有朝一日戰爭的爆發猶躍躍欲試，這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中共戰爭文藝熏染的結果。也許就是因此之故，不少中國人都有好戰情緒，而所謂的軍旅作家們，大都缺乏戰爭的罪感和憂患意識。在如此淺薄的戰爭文學語境中，中共及其政府，包括民眾在內，就常顯出戰爭兒戲的浮躁情緒，連身為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前不久回答俄國人他受哪一部俄國文學作品的影響最深，所提到的書竟是《卓婭和舒拉》。這本蘇聯作品寫的是姐弟倆反抗德軍而光榮犧牲的故事，胡的模範共青團趣味明顯地反映出他那一代人的革命鬥爭殉道狂心態。
韓戰結束已五十多年，官方至今仍用「英烈傳」式的敘事掩蓋歷史真相，閉口不提毛澤東一夥的決策錯誤、中國人慘重的傷亡和韓戰倖存者的創傷。只是在哈金的《戰廢品》出版後，翻開該書的一至三章，我們才瞭解到志願軍在那一場瞎指揮下的行軍和會戰中極其慘重的傷亡。俞元那時尚帶幾分書生氣，心裡還縈繞著才告別未婚妻的柔情，直到被驅上戰場，真正出入槍林彈雨，九死一生後，他才驚恐地發現，「共產黨用起人就像用拉套的牲口，就像燒劈柴。」（七十七頁）原來被頌揚得那麼神聖的「流血犧牲」竟是如此殘忍和不負責任地浪費志願軍戰士的生命！本是一場不該打的仗，但中共硬是在蘇聯指使下讓自己人白白送了死，此「war trash」一也。以極差的裝備硬碰美國的現代化武器，傷亡極其慘重，卻還虛美血染的風采，給國民空輸悲壯情懷，此「war trash」二也。《戰廢品》一書率先以文學形式暴露了此一虛妄，姑不論英語讀者從中讀到什麼，僅就其中譯本而言，至少使中國讀者觸目驚心地感受到被拋入戰爭漩渦的志願軍實際上顯得多麼狼狽、盲動、淒惶和寒傖。
戰俘營中的惡戲
從第四章以後，隨著主人公俞元和他的戰友們被俘，小說的敘事即轉入戰俘營中的國共如何爭奪戰俘和中朝戰俘如何對抗美帝。從哈金已發表的作品可看出，他擅長寫「室內劇」和瑣碎無聊中的幽默荒誕，尤精於擷取灰色生活中的諧趣，但對廣闊空間中更為動盪的局勢和人物眾多的場面，似乎缺乏大筆淋漓繪長卷的氣力。也許正因如此，他並沒走諾曼·梅勒（如《死者和裸者》）或巴別爾（如《騎兵軍》）的路子，沒有在持久的激戰或疲勞的行軍等大場景上多費筆墨，沒有致力寫美式武器製造的恐怖（horror）及其轟然一擊的大規模滅絕性殺傷，而是讓敘述者俞元夾在國共的爭奪之間，在雙重威脅下忍受折磨，隨之漸漸走向覺醒。俞元出身國軍，對於國民黨的反共操作及其陳詞濫調，自然洞悉其流弊，懷有極大的反感。同時，哈金本人出身解放軍，其父又參加過韓戰，有關國民黨反共的陰暗面，想必保留了很多先入為主的印象。所以寫台灣派來的國民黨惡棍如何逼迫志願軍戰俘投奔蔣幫，如何在美國人的縱容下逞兇，在小說中就佔了相當的篇幅，渲染出不少血腥的場面。需要指出的是，《戰廢品》被一致認為，以虛構的回憶錄敘述方式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紀實效果，而哈金本人也強調，他這部虛構作品主要是在謀篇佈局上用了虛構手法，「書中很多的細節都是真實發生過的，」都有事實依據，所以在書後特別附錄了參考資料的來源。但有關國民黨惡棍持刀殺人剜心那一場惡戲，就聯合國監督下的美軍戰俘營可能出現的情況而言，恐怕還是過分誇張了一些。總的來說，寫共軍戰俘受台灣方面脅迫的成分明顯重，寫他們衝破阻撓，自願投奔的成分相對薄弱。這不能不讓人聯想到作者本人的大陸經歷，仔細琢磨某些細節，品味其中的感覺，自不難體會出他耳濡目染中長期積澱下來的情意趨向。
對俞元來說，最感到懊惱的就是被惡棍打昏後，肚皮上給刺上了「反共」（FUCK COMMUNISM）二字。俞元之執意要返回大陸，倒不是他鐵桿地反蔣擁共，如上所述，此時他已強烈地感覺出，身在共軍，常常都受到嚴厲的控制，更對他們把人命當物品消耗的鬥爭方式日益反感。之所以甘冒著凶險回大陸，只因那裡是他的家園，有老母需他奉養，有未婚妻等他成婚。這是他的人生大事，遠高於政治選擇，就是刀山火海，他也得闖過去與親人團聚。直到最後一刻，連去第三國的機會都斷然放棄，明知回國凶多吉少，俞元還是轉向共軍陣營。究其根本，皆因無比眷戀故國厚土。這一選擇的可悲性在於，祖國已在中共劫持下，千千萬無法和那塊土地分開的華人只因生長在那裡，要回到那裡，就不得不硬著頭皮走進野獸的腹腔，去過忍辱含垢的生活。在這樣一種自投羅網的情況下，留在肚皮上的刺青就成了魔咒的烙印，從身體上標誌了他的前國軍身份，強加給他了一種類似毀容手術的恥辱。從象徵的意義看，這「反共」的刺青，正是他被國民黨反共意識形態從精神上雞姦的可恥印記。但拒絕去台，並非俞元不嚮往自由世界，除他原先就對那一邊印象不良，拽他回國的還是親情和鄉情。小說一再強調這一點，顯然是要表明，俞元力圖擺脫國共兩方面的政治控制，在他痛苦的掙扎中，只有憑模糊的倫理價值求得支撐。這一覺醒是一個了不起的起點，但還只是個起點，在幾代中國人的心中，國共兩個敵對的勢力仍投下亦彼亦此的陰影，牽動著人們複雜的感情，要把被顛倒的價值徹底顛倒過來，恐怕還需相當惱人的情意清洗過程。所以，俞元的超越最終也只能達到讚美醫生職業的高度，他的嚮往儘管很真誠，但卻顯得微弱無力。
惱人的問題：反共還是反美
在寫俞元講述共軍的情況時，小說既強調他基本的愛國立場和應有的軍人尊嚴，也一步步點染出他在執行任務過程中如何產生了疑慮。與此同時，還詳敘俘虜營這個封閉空間在美軍的外圈控制下，中共黨組織如何在其緊緊掌握的內圈中發揮控制作用，寫中共的洗腦機制如何把人變成被利用的「trash」。按照利夫頓（Robert Lifton）關於洗腦機制的描述，環境控制、語言加碼和分裂存在是組織控制個人的要點。俘虜營本身已隔絕戰俘和外界的交流，為抗拒蔣幫的拉攏，為不斷給美軍製造麻煩，以裴政委為核心的黨組織更進一步上緊螺絲，加強了戰俘間的互相監視。為逃避懲罰，凡想回國的戰俘便拚命表現自己對黨多麼忠誠。於是，由裴政委嚴控的集體高高在上，神秘威嚴，遠比個人重要，他們所推行的處罰也使每一個俘虜覺得，服從組織，才有安全，違抗組織，必遭滅亡。就這樣，做了戰俘本來已是戰廢品了，組織還要對他們廢物利用，接連不斷指揮他們鬧事：今天搞升國旗行動，明天鬧扣押美軍將軍事件。戰俘們每惹一次禍，就換來一次鎮壓，白死一批人。面對一次次無謂的流血犧牲，俞元開始了反省：他發現裴政委根本不關心手下人的死活，他完全處於「我斗故我在」的狀態，他就是要通過不斷製造事件向他的上級邀功和表態，而對於受他支配的下級，總是濫發紙幣一樣地信口記功。結果是每死一批戰士，就在聯合國製造出一起有利於中共而有損於美國的新聞，戰俘營中死的人越多，毛澤東金日成的威信就越高，美國領導人背負的壓力就越重。
俞元能看穿這些鬧劇，當然和他通英語，有機會讀到美國報紙有關。信息的獲取，使他有可能逸出洗腦機制。他在《星條報》上讀到：「美國在板門店的談判代表把戰俘當作最優先的問題，而北朝鮮和中國代表卻拒絕首先討論這個問題——他們把精力集中在領土之爭上。」（一五七頁）他還舉出另一個人的看法：「李奇微將軍說：美國軍隊絕對可以把共產黨軍隊趕過鴨綠江，可他不會那麼幹的，因為他不想犧牲幾萬士兵。想想吧：要是志願軍可以把美軍趕入太平洋，他們會怎麼做？毛澤東難道在乎所有的志願軍都犧牲了，來達到那個目標嗎？他肯定不在乎的。」（三一七頁）藉插入這些議論，小說也觸及到共軍和美軍的比較，特別是寫美軍虐囚的細節，也都為今日美國媒體和公眾所喜聞樂見，正好贏得了賣點。而這一點也愈加突出了中美社會之差異：中共政府一直都蔭庇在新聞封鎖下，掩蓋事實就是他們的工作與活路。而在言論自由的西方，正是有媒體大膽揭醜，才得以置政府於社會監督之下，使政策的偏失不斷得到批評糾正。當然，哈金並不是為聳人聽聞而寫那一切的，通過俞元之口講述出來的美方情況，也都盡量表現出避免政治偏見的意圖，比如對格林醫生那種人道態度的深情記敘，對戰俘營中美方物質待遇比較優厚的如實記錄，無不以西方價值中更尊重個人和生命的一面對比出中共意識形態的反人性本質。
所有回國戰俘的下場都很悲慘，出了戰俘營，他們被廢物利用的價值已完全耗竭，徹底報廢，最後成了百分之百的戰廢品。這六千多忠於黨的戰士全部被開除軍籍，然後給予了輕重不同的發落，連費盡心思邀功的裴政委和積極表現的常明也未能倖免，一併打入另冊，窮愁潦倒至死。相比之下，被小說描述為受脅迫去了台灣的戰俘就要幸運多了，他們的結局在敘述上構成了某種反諷意味：有很多人都在國軍中混出了資歷，改革開放後，他們衣錦還鄉，在當地竟被奉為貴賓。
命運對俞元的的嘲弄最辛辣，他本為行孝和完婚而回國，回來後母親已死，未婚妻嫌跟他不光彩，立即和他斷了關係。更為懊惱的是，肚皮上那個「反共」的刺青被醫生稍加剔除，變成了「反美」（去掉「COMMUNISM」一詞中幾個字母，便成「FUCK… U…S…」）。從此以後，他精神上又讓中共的意識形態操了幾十年後路，直到來美探親，才請醫生用雷射手術把那污跡剔除乾淨。
余論：關於刺青
在此，我要從中譯本讀者的角度對刺青的細節稍作議論。因為本書的原文是英文，用英文寫中國人的事情，有時難免在行文構思上削足適履。按說，俞元肚皮上那刺青，是中國人刺給中國人看的，刺上中文，才合情合理。但作者囿於其英文行文，獨出心裁，玩了個「COMMUNISM」被消減成「… U…S…」的巧合，再加上表示輕蔑的「FUCK」，這樣一來，便和中文語境中表示強烈否定語氣的「反」字有了一定的差異。更需要商榷的是：據有關資料（「戰俘營內完全自治，有共推的自治幹部維持秩序，羅化忠說，為堅定爭取回台灣的決心，凝聚團結力量，大家在聯軍戰俘營中歃血、刺青，決心唾棄共產主義，也因此受到國際的矚目和重視。」見《榮民歷史文化網》，另見中央社記者羅廣仁台北報導：「一萬四千七百一十五位參戰同胞在聯軍戰俘營中歃血、刺青，決心唾棄共產政權，選擇民主自由。」）說，當年投奔台灣的戰俘給身上刺青，基本上出於自發，他們在自己身上刺字，既顯示與共軍決絕，也是向國民黨表忠，其用意及方式，正如岳母給岳飛背上刺字，是以身體上的銘刻來顯示志向的堅定。所刺之字，皆程式化的口號，儘管在今天看來，已因過時而顯得陳腐，但在原發的場合下，刺字者的態度畢竟有其認真的一面。《戰廢品》一書卻反用了原來的事實，將一種舊式的身體文化行為改編成被強加的侮辱暴行，就好像給賊配軍臉上刺字，讓國民黨惡棍給拒不投蔣的戰俘刻下了詛咒的記號。哈金的黑色幽默想像是值得欣賞的，那刺青從刺上俞元的肚皮到完全消除的過程也是富有寓意，耐人尋味的，只可惜它有語境錯置之嫌，這恐怕就是用洋文講中國故事的未達一間之憾了。走筆至此，順便指出，聊發疑義相析之論，實無求全責備之意也。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