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文革一詞，是所謂文化革命一個的簡稱，但是這個簡稱，無法包含原始語義上的文化與革命。因為文化和文革，甚至革命和文革，都是一種被毛扭曲和玷污的關係。文革是什麼，其實就是毛移用的一個極為唐突，可笑和根本牛頭不對馬嘴的，所謂的文化和所謂的革命。這個文化和這個革命，只是毛個人的一種語義學突創，不具備歷史學和政治學的任何常識和任何學理，反倒是符合他們的党文化——那種沒有文化，反對文化的文化。在此意識形態大詞的籠罩之下，中國社會發生了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動物化和暴力化過程。這個過程的高峰時期，就是那個三年。以後，物極必反，國人多少開始了各種形式的懷疑和抗爭，從官僚階層一直到人民，他們開始懷疑他們與毛合謀的文革，且在毛髮出鳴鼓收兵的信號以後，開始了他們對於這個動物園的解構。這個自覺不自覺的行為一直持續了四十年，但是其中，究竟有多少良性的反思，有多少蒙昧的堅持，現在還在爭執之中。用有的作者的話講，文革四十年，沒有結束，因為其遺風尚在，原則和方法尚在，精神和鬼魂尚在。比如，人們鼓噪的“人民文革”，就是文革鬼魂附體的一種表現，他們生活在這個文革夢魘中不可自拔。
當我們回到那個史無前例的三年，我們發現，毛的意志高峰時期，恰好是國人權益降低到穀底時期——党文化涉及的社會沒有社會生活；党文化涉及的文化，是文化之反；党文化涉及的經濟過程，是呆滯和崩潰的過程；而其政治生態，是權利法則和叢林法則被風味圭皋的時代——甚至不如叢林法則，因為獅子老虎們沒有意識形態的強勢地位和武裝到牙齒的，牙齒以外的武裝。
“文化革命”這個辭匯的內涵，當然與“文革”這個文化之反的偽命題相悖。文革，其實為文化和革命本身的對立物——人民，在這個對立物中反對的，是人民自己，及其幾千年來創造的文化——而毛，在呼喊“人民萬歲”！——人民，在呼喊“毛萬歲”！——這個口號的領袖角度和這個口號的人民角度，在毛的聚光燈中，達到了白熱化高度。於是，在這個前提之下，歷史上的各種政治體制像夢想一樣閃現在人們的判斷和企盼當中。人們開始比較民主，專制，集權和文革的關係，並且無奈地，將文革定義在最後一種政治框架內，並對其黑色幽默做出必要的描述。反之，在我們反對毛之極權主義統治的時候，我們必須對於已經產生的專制和尚未出現的民主，與毛之集權做個對比，以期得出結論——何以國人會出現擁護文革和支援毛一統天下的可悲局面。這個局面的出現，雖然極為短暫，但是，他讓國人付出的精神道義和文化代價，甚至超過人們無謂的死亡和犧牲，因為，死亡，在四十年前已經付出，但是精神的延續死亡和敗壞，卻在延續，在發展，甚至在加速。從文化範疇擴展到經濟政治和道德範疇的精神道德死亡，已經使得中國變成一個新式的毫無理性和理想原則的動物園。人民意志和黨的意志，像在毛時代一樣，繼續產生相輔相成的，新一輪墮落和蛻變。文革四十年，無論在紀念文革和研究文革方面，正在出現一年不如一年的退潮，蒙昧和復辟。
專制與文化
我們知道，從歷史常識的角度分析一下，通常意義的文化革命——而非文革，存在於古今中外歷史的始終。從古稀臘的哲學討論，到中世紀的神學宣誓，到啟蒙，到革命，都有文化革命的深刻內涵。而文化革命和革命文化，是定義專制，集權和文化關係的第一波。
按照俾斯麥的說法，革命文化，其實起源於他認知的某種法律變革——他說，“……革命比波那巴家族要古老得多，它的根基也要比法國廣闊得多。如果想在世界上探詢它得根源，那末就不要在法國，而是寧可在英國去尋求，如果不是更早在德國或羅馬去尋求的話，而這就要按照我們各自是將宗教改革運動的狂亂還是羅馬天主教的狂亂和把羅馬法引入日爾曼世界看作對此負有罪責了……”（《俾斯麥回憶錄》第一卷）
俾斯麥對法國與革命的解釋，是要說明波拿巴家族不是革命的化身和根本的革命起源，雖然他的同道並不同意其說——“……因此波拿巴家族中沒有一個人會棄絕人民主權，而他們也沒有這樣實行過……當拿破崙一世在下令槍決昂吉安公爵時，他便放棄了他要棄絕自己革命出身的企圖；拿破崙三世也會這樣做，並且已經這樣做了”。（同上，這是格爾拉赫和俾斯麥爭論革命和德法關係的信通的回復之一。自立注）
這裏，牽涉到我們由此及彼，推出的另一個話題——專制和文化的關係問題。
這個關係問題牽涉面很大。人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德國文化，還是整個西方文化，就其傳統而言，專制文化，就是他的歷史，他的文化。這個文化塑造了整個西方。專制文化的精華，包含了西方城市像維也納，巴黎和倫敦在內的巨大建設，並由此輻射出他們的一切文化形態——我們的意思是，專制主義是反對民主政治而不毀滅文化，甚至扶植文化的一種社會形態，政治形態。她包含民主體制以外的各種文化形態，塑造了多少時代的文化。有貴族文化，也有平民文化，甚至包含革命文化——馬克思主義，不可能被集權政治產生，只能是專制寬容的產物——就像西方左派，只能是美國或者法國文化政治的產物，不可能是希特勒和史達林的產物。
專制和文化的關係問題，課題甚大，不是本文可以一言蔽之的，但是我們可以擷其要旨而言，也就是說，人們議論專制文化的時候，往往是批判其政治文化而欣賞其文化本身。這個現象是繞有趣味的。因為，當文化尚未泛政治化的時候，文化本身大於政治和政治學——反而是，政治，是要結合在大文化範疇之內，而不能主張“政治掛帥”，政治壓倒一切。在這個意義上說，專制政治一方面保留了社會生活，一方面保留了文化。這個文化的超脫地位，使得專制政治中人並未採取文化虛無主義態度——他們，像拿破崙，俾斯麥等人，並不是一些毫無文化素養的遊民和痞子，更不是毛式革命者——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推進了文化建設和文化創造——夏多布里昂等人，正是在拿破崙主義支援之下，做出了恢復法制和重塑基督精神的運動（如果可以說他們的著書立說是一種“運動”的話）。
明智之士看得很清楚。專制和文化，是一對孿生兄弟。西方人中拿破崙，既是專制文化的締造者，法律和基督教文化的捍衛者和再倡者，也是某種意義上的革命文化的傳播者。
俾斯麥，是專制文化的實施和體現者。其反對和輕視革命文化和自由主義文化，卻對議會和民主採取了小心翼翼的態度。他在整合德國的時候，發揮了他的文化外交的魅力攻勢——而這個攻勢的陣地和根據地，就是他的文化積累和文化智慧。他沒有取消其文化本身。
中國幾千年，西方幾千年的文化，是在政治專制條件下產生，生存和發展的。這已經成為歷史，成為現實。如果人們爭論“歷史意義論”，那麼，幾乎無人可以刁難但丁和歌德，李白和杜甫……因為，政治專制，在其特有的樣式裏，保存和呵護了文化，就不要說梅第奇家族對於文化的周知之袒護之贊助了。總而言之，貴族，甚至皇帝，和文化沒有直接的衝突，只是和政治文化，和民主，共和等思想，產生一種奇妙的關係（——就像馬基亞佛裏一樣，同時為君主和共和辯護，且使得共和心理轉化為擁君心理……（見《關於馬基亞佛裏的思考》利奧。斯特勞斯）
所有這些，在文化意義上，同樣表現在中國歷史裏。掐頭去尾，先秦和民國時期，我們的文化得以發生和發展，甚至尚有創造（可以說是自主創新的），其實一言蔽之，就是專制和文化形成的微妙關係——或者說，專制被反抗和被維護，同樣產生文化，詩歌，小說，戲劇，哲學，美學，政治學，等等。同樣，在二十世紀，在蘇聯，德國（納粹時期），在毛時期文革中，這個專制文化被批判，被革命，專制被定義為文化的吃人和壓迫，革命帶替專制的呼聲響徹天地，於是，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一天，終於在批判專制的革命聲浪中被推向極致。1933年，1966年，人們在希特勒和毛的鼓動下，開始了一種新文化運動，這個文化運動的核心就是批判德國的傳統，批判國民黨蔣介石的專制獨裁統治，反對其已經投降和據說“心不死”的那些放下武器的人們。於是，正像我們早先說過的，人民革命和文革相延相續，都提出了反對專制文化，塑造新自由，大民主文化的希特勒文化和毛文化——這個文化的塑造，當然就是滅絕千年文化和躺在墓塚裏的文化前輩。國人的命運，被敲定在批判國民黨蔣介石的反動性和腐朽文化上面——國人的命運究竟如何，我們不是很清楚地親歷了一次嗎！
明白一點說吧，蔣介石確立的專制獨裁社會是有文化的。此其一。
二是，其被批判的理由也當然成立。因為，相對其制度不合理性提出的各種訴求和攻擊，無論是魯迅式的，還是党文化式的攻擊批判，在相對的層面上說，都不乏依據——但是，一個基本的前提是，你批判的制度，相對于老蔣的，那個新體制，預謀在1949年改變國人命運的國度，其一旦確立，國人之命運，國粹之命運，文化之命運，又將如何？其實不是又將如何，而是已經如何的問題。
三，這個不太美妙的命運不是說說而已，而是被大大實行，實行了一大輪的文化絕滅，並且，首先是消滅民國文化。最後，這個事實的慘烈，是人們一方面緊隨毛搞革命，搞文革，一方面，逐漸忘記了文化的整個存在——這正好是革命者的最大願望。他們並不介意你是反對者還是擁護者。他們介意你展示和堅持一種革命和文革之外的文化，參照一種党文化之外的東西方文化，主流文化和非革命文化，而不是反革命文化。因為，真理的堅持，是取決你參與了那個背景那個參照系的文化。党文化中，存在反對派和不反對派，這個是這個文化的“家事”——就像史達林和不哈林，毛和劉鄧彭等人的關係。你是黨的人，雖然，你也許是反對者——而自由主義者就不是這個情形了。胡適，當然不會接受毛的邀請，不像羅－張等人一樣，去掉了這個身份而與之合股。
是的，毛們現在看到王氏的和解，正是從反面證明了這一點，反對和擁護，其實是錢幣的兩面。我們引用過阿倫特說過的，那種“兩條恐龍”的戰爭。因為，帶有恐龍思維者，不要說四十年，一百年，他，還是一個用党文化反對黨文化者。這種反對者，其實是變相的党文化的擁戴者，也許，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對於党文化的宣傳，比起擁戴者更加事半功倍。
集權與人民
那麼，人民，究竟在這樣的党文化裏扮演何種角色呢？他們是一些反對者還是擁戴者呢？
我們的回答是，他們兼而有之。在文革裏，這個反對者和擁戴者，在宣誓和比賽擁毛方面是競賽的好手。因為，我們重複說過，人民是被歷代統治者塑造的，他們的參照系和文化背景，在1966年的中國，不可能是毛意志以外者。這個前提規定了人民文革提倡者的最大局限。
還是像阿倫特說過的，沒有政治預設的社會革命，和帶有政治預設的政治革命，是完全不同的。政治革命帶來的是美國的民主憲政，而社會革命帶來的是動亂和恐怖。美國革命帶來了民主憲政，法國和俄國革命，則帶來恐怖。阿倫特是少數恭維“政治”一詞的學者。她的話耐人尋味。文革，是不是一種政治革命呢？因為它根本不設前景，或者根本就是一種欺騙和蒙蔽，其政治意義自當忽略不計——它重複了党文化，回到了新階級——它甚至不是法國意義上的社會變動，它的社會沒有變動，只是比起劉氏鄧氏的1964，65年更加荒唐和殘暴。
於是，一切歸結到我們如何斷定文化繼承和專制批判這個對於極權主義之直接反詰上來。也就是說，以反對專制為藉口的集權呼籲——它借助民主自由——是比照專制更殘暴，更無恥的政治統治和文化滅絕。
中國的事情是，人們以批判老蔣之專制，帶來老毛之集權——又批判集權中之相對正常的劉鄧，來恢復對於毛的絕對崇拜。相對而言可以容忍的一切，被“毛加人民”的意志，予以取消。國人之不堪成為國家之不堪。
極權主義在1966年以後的那三年終於成為文革和中國的現實。那個時候，人們遇到了什末樣子的文化，大家尚有記憶簡單而言，……。老蔣，甚至日本人，在教育問題上，多少是傳統主義者，專制主義者（也許也是極權主義之）史達林，也沒有停課鬧革命。這個創舉是古今中外歷史上的惟有毛者。於是，我們發現，在此權利控制的群落裏，如一些朋友說的，國人真正是進入了動物（莊）園了。以前所謂社會生活，不復存在了，社會主義的社會，就是沒有社會，社會被消滅的主義；文化，沒有了，經濟，沒有了，政治，也沒有了，一切，不復存在了，只是有一個飼養員，他只是在吆喝一群人畜。這個時間大概有兩三年時間。我們說，文革的核心樣式，就是國人短暫地變成了一群牲畜，在飼養員的餵養下，螞蟻一般地運動著。在這個語言，語境，語義消失的境域裏，反對和擁護者毫無區別——就像人們爭執上帝的存在與否一樣，其本聲，還是上帝之聲。對毛的反對，就是最大的反對者，也是包含在文革的牢籠和框架之內。偶然之中，間或有一些異數，也完全無關宏旨。
毛伸伸手，就被輕易抹去圖來。所謂在毛領導下繼續革命，成為一種滑稽的偽善理論的演繹——承認階級鬥爭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要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承認無產階級專政還不是，要承認打倒走資派——承認打倒一大批走資派，還不成，要打倒劉——打倒劉還不行，要打倒林——打倒林還不算，要打倒周——……於是，好像還像個樣子的老馬，老列的理論，跑到老毛這裏，就變得如此不堪，污穢和混亂了。他成為一種病夫之病。在這個病夫的歷史中，所有開天闢地的革命真理，發展迄今，已經成為一種囈語，一種昏夢。於是，何以我們民族會擁戴這樣一種囈語昏夢呢？因為，很簡單，是他一個人，代替了所有人的思維，意志，情感和下意識。
我們的極權主義定義，實在是在定義這個可惡的哢裏斯瑪情結。
這個魅力，使得一大批人傑精英，最後也達到人將不人，或者人已不人的慘境——周恩來的晚年，已經成為一個集悲愴和下賤於一身的“不人”。
有人說，在這個豬仔環境裏還會派生什麼積極的人民文革，請問，所有這些豬仔的革命文化何在！革命本錢何在？
如果研討何以人已不人，這個歷史過程究竟如何，筆者以為，大概可以說從五十年代初葉就已經開始，開始建造動物園了。到了1966年，其間，經過1957，59，64，等等餵養兇險之年代，這個動物園已經具備規模。到了1966年8月，毛登高一呼，群狼出動，慘不忍睹。
……這當然不是筆者在寫小說。如果可以寫小說，國人的動物心理，倒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這個大書不比妥斯托耶夫的心理刻畫心理深度差於絲毫，還要過之。筆者當然無此能力！
問題究竟在哪里？人民文革者究竟何以在毛死掉多年，還是一腔革命毛的氣味，他們那種反對文革和反對毛的氣味，就是屍體的還魂，因為實在是氣味濃重！這個恐龍是毛的死敵，也是毛豢養的敵對恐龍，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此。
這類恐龍在民國文化和其他專制主義文化中是不可以，也不會被培養出來的。因為一個基本的因素是，人們不知道何以革命，殺人，顛覆……。這些暴力行為，何以一旦正確化，狼群就被豢養繼而出籠——狼群和狼的精神，有時候是所向披靡的，他們狼奔逐突，所到之處，幾乎是一片狼藉，因為，他們嘴巴裏只有一個選擇，反黨，或者不反。
如何“跳出兩般外”？只有回到人民革命的物件——回到民國文化上來。這個民國文化，一是蔣介石提倡之國粹，又是蔣介石崇仰之基督教。這個文化，雖然現在看來有些虛偽，但是，她確實不是革命文化和後來的文革文化。那樣一大批知識份子，有誰是毛式小知識份子般對革命有狂熱者，人數很少。這個知識份子群，成為老蔣時代的一種象徵。這個象徵，就像幾千年專制延續下來的既應該批判之，又應該繼承之的，那種文化及其文化精神。這些不那麼像狼的精英，之所以不像狼，是因為他們的搖籃，不是布爾什維克，不是共產主義殺戮，不是托洛茨基也不是列寧。古拉格和奧斯威辛，不是那種文化的根基，是一種誤植——而這個誤植之原因，卻是人們永遠爭執不休的話題。
中華民族，本來就是一個三綱五常，師道尊嚴之國，何以在1949年瘋狂到如此程度，何以在1966年更是無以復加，就是因為我們中了革命天堂之毒，極權主義之毒，殺人劫貨，學生殺死老師，兒子告發爹娘，之所謂“正確”之毒。
這個“正確”與否的爭執，時下，就表現在，那些人民文革者們，還在為那個本來就已經人性盡失的動物園，尋找“正確”反黨行為之依據——這個悲劇，就是如果可以殺人，殺人反黨是正確，正義，我們就要再來！
“運動了”他們像是嗅到血腥的一群暴徒，高舉起反對或者擁護的旗幟——“再來一次！”
他們甚至已經在另一個和他們毫無關係的國度，做此昏夢。試想，這種飲鴆止渴之舉，是不是有一點喪心病狂呢？尤其是在時隔四十年的今天。
革命與前景
我們現在回到問題的初衷，回到被掏空，歪曲，玷污和扼殺了的，1966年的，和文化毫無關係的那場“革命”。
1966年的文革，和文化沒有關係，和真正的革命也沒有關係。革命是什麼，就是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的相符相稱，是整個歷史為各種階層的後既得利益者讓路，廝殺和勝敗的道路。這個勝敗如果牽涉到經濟利益，則首先牽涉到階級地位的確立，和階級利益的保證（含維護權利，爭取社會地位，政治地位，文化權利等等）。
革命顛倒了本來被顛倒的階級關係，經濟關係，卻往往不應該顛倒那種超脫在階級之上，文化之上的宗教和世俗信仰的重要關係——於是，革命後的人們，把這個拋棄了的上帝，再揀回來——就像拿破崙和夏多布里昂等人所作那樣，以再確立基督教基礎，等等。
這不是我們討論的重點。我們討論的重點是，文化革命，包含革命和文化，在什麼樣子的社會場域裏，尚得生存，在什麼樣子的場域裏，無法苟活。簡單而言，我們當在專制和革命，集權和革命，革命和革命的關係問題上，厘清糾纏，打開繩結，澄清迷霧。其辦法，就是在語言環境和思維前提上，進行超脫黨之羈絆，氛圍和前提的大擺脫。這個大擺脫的過程是，我們首先肯定毛反對的那種民國文化，繼而從那個文化，回歸和追溯到歷史傳統以及東，西方整個文化的傳統，包括某種革命文化的訴求——比如，我們同樣心儀自由，博愛，平等——但是，我們卻摒棄1793年和1917年，更是摒棄1966年的暴力糟粕。因為這個糟粕符合革命者以反對專制來滅絕文化，包括中外文化，宗教的和所有的文化系統。
今天，我們甚至在對比“不好的民主和更壞的專制”方面，也同樣不會忘記對比，“不好的專制和更壞的集權”——甚至，我們還要對比，在1964年，1965年，劉鄧主政時期和毛的1966年——這個同時身為集權統治的異同——雖然，這個異同之解釋，可以引出66年和89年這個更大的課題，等等。毛不是說過嗎，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革命的定義如何做出，革命是否會再度回來？如何實行新興革命——這些問題，隨著那種改革，失敗，崩潰，民粹，暴動之斯托雷平式的改革歷史邏輯演繹，是否會在中國重演——這些問題都還沒有解決。
至於是否“告別革命”，更是一個嚴肅的，令人憂鬱的判斷，現在看來，還是未定之先。
威權主義和維權主義的關係，其關鍵是確定憲政是否存在。我們多次說過，不服從運動和甘地主義等，完全在憲政框架裏面運行。所謂非暴力運動的非暴力憲政運動，其前提就是法治。現在，當我們定義時下的維權主義運動的時候，其反抗的特徵，已經和文革時候的造反，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其中的區分是，這個維權運動一是，其文化參照系列的自覺移動。他們不再實行党文化式的恐龍思維，而是企圖建設，據說，是建立在基督教甚至神學基礎之上的自由架構。雖然這個訴求的前提條件，還是極為朦朧不清的，不像甘地的佛教和不服從運動的基督精神，使得非暴力之前提可以適當存在。
布希接見一些異議人士的基督教籍口，說明一個政教合一的政治宗教訴求已經出現。她，重新規定了反對派的參照系統和背景。這個背景，也許是第一次把中國人的政治訴求帶入了西方政治價值觀念之外的宗教觀念裏。於是，產生另一個區別党文化背景的革命文化背景的准革命，准宗教運動，開始了一個類似本土化的，耶穌化漸進過程。
我們不知道在這個運動裏，誰，將是中國的保羅和中國式希臘化的基督精神之傳播主體——但是，這個背景建設或者再建設（因為傳教運動從唐代即見端倪），之所以極為重要，是因為她把原來國人加入布爾什維克主義背景的立場加以改宗。在理論，宗教和政治資源的配置上，進行了決定性的演變。
這個演變之進程的本土化意義，雖然任重道遠，自當面臨許多挑戰，但是，這個又是第一步的進程，畢竟開始了。
這個進程面臨一些嚴峻的挑戰。也許包括——
一，耶穌基督的精神，是不是和元創文化之一級的中國文化，有融合性，替代性——從湯若望，利馬竇開始的傳教運動，其效果本來極為微弱。新的基督中國化進程，是不是有了新時代完成之的契機？其文化整合和宗教移植的外在內在可能性如何？
二，宗教與政治合一的政治進程，如何面對西方，其實是政教分離的社會現實和理論意義，實踐意義？西方社會在何種意義上規定了這個分離？分離的必要性和合一的必要性，如何解釋？
三，這個准宗教運動和由此產生的，也許是准政治運動，如何確保她不會被党文化的，無論是集權的，還是專制的文化，所利用和所異化？這些政治人物和宗教人物受到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有效制約？他們在中國文化，專制文化和集權文化中，如何保證和體現他們的民主精神，也就是，如何保證他們不會演變到排除異己，強調服從，不事分析的宗教負面價值？
諸如此類的問題，現在尚未登上臺面，也許，她，終究會登上臺面——因為，我們以為，美國對華政策，幾乎是全面失效的歷史，值得我們對於加以警覺。
今天，人們會重新面臨一個課題——中國基督教化，是否會產生變異性和醬缸化——這樣一個最終的考驗。
如果像今天的人們分析文革那樣，把事情完全曲解和變形，勢必很難保證這個基督教政治演進不會被照樣扭曲。只是，我們應該說，國人的，不同于文革思維，不同于人民文革的辦法和精神，已經誕生。這個相對于革命和文革之文化背景與參照的轉移和調整，對於中國人非常重要。
北京之春2006年6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