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鶴慈:我所知道的中國的勞改隊裡面的瘋子隊

張鶴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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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7日訊】80年代我還在中國,有一次,朋友聊天,說到中國最黑暗的地方。大家的答案是:農村,軍隊和勞改隊。其實,最黑暗的地方是中國的勞改隊裡面的瘋子隊。

如果說中國什麼地方是我最不想呆的,我會毫不猶豫的說:中國的勞改隊裡面的瘋子隊。

看到報導:【中國人權從國內知情人士處獲知,上海閔行區上訪人員劉新娟因堅持到北京上訪,第五次被閔行區七寶派出所的警察顧峰高送進精神病院】。和【王萬星,他因在天安門廣場紀念「六四」而被送入精神病院十三年,但是,今年初他終於得到荷蘭醫生的會診,証明他根本沒有什麼精神病問題。】我覺得有必要說出,就我所知道的中國在勞改隊裡的精神病患者『有些可能並不是精神病患者,也被收容在瘋子隊』。

1963年8月底或九月初。我從北京的北苑化工廠【即北京的勞動教養的收容站】調到了北京延慶的磚瓦場。當時延慶的磚瓦場需要勞工,從新收容的人中挑了30個勞動力。外加上我,是為了把我和我的同案犯孫經武早日分開。

北京延慶的磚瓦場是一個戒備森嚴的監獄,裡面,就業人員非常少,主要是三部分人。勞改犯,勞動教養人員和一個混合者勞改犯,勞教人員和就業人員的瘋子隊。

在延慶的監獄,三部分的人分開,和勞改犯在一起勞動,還要一些接觸。和瘋子隊接觸很少。知道在瘋子隊裡,人數大約是兩百人左右。近距離的觀察是在實施林彪的戰備疏散,把北京的勞改隊的人員向南移的幾年以後,在河北的邢台流村農場。

當時對瘋子隊的瞭解,是從幾個從瘋子隊回到教養對的人那裡。我現在記得的有三個人:一個人名字不記得了,是個50到60歲的黑胖子,他的胖不是自然的,是多次的胰島素休克的結果,他是一個共產黨內,級別還不算低的幹部。他的進教養所和進瘋子隊是一個理由:給所有的知名的女人寫信。既然是知名的女人,自然包括政治上知名的女人,我知道的有鄧穎超,不知道是否有江青,那是的江青可能還不大出名。這是典型的精神病,是不應該送進勞改隊的。說當局承認他有神經病,就不應該送他勞教,說當局不承認他有神經病,當局又把他送進了勞改隊的瘋子隊。他和我詳細的講過他在瘋子隊的經歷和見聞,可惜是我基本全都忘了。我印象中有的只是恐怖和無奈。我知道了所謂的瘋子隊的給瘋子治病,和給瘋子上刑沒有什麼區別。胰島素休克和電休克都是讓發瘋的病人人為的休克,當病人甦醒後,可能就不再處於發病的狀態,這是治療,但如果在電休克時,故意使電壓不夠高,使病人無法休克,這就是典型的電刑了。我在邢台時,就知道有一個強勞的正常人,叫宋天偉的,被押進了瘋子隊,受到過電刑。

第二個人叫吳立本,我之所以記住了他的名字,是因為人們在和他開玩笑時,學他發瘋的一句話:我是吳家一本帳。他從瘋子隊回到教養院時,也不過16歲或17歲。不知道他送進來時多大。可能他是進來時是少管,延慶的監獄裡沒有少管所,就送到了教養院。63年時還不像文革中,文革時,13,4歲的孩子都往教養隊送。第三個,是一個20歲左右的非常強壯的漢子,和吳立本一起從瘋子隊送回。名字我也不記得了。他回來沒有幾天,就因為頂撞領導【請原諒,我多次用了勞改隊裡的行話】準備把他送回瘋子隊。被他事先發覺,於是就演出了一場全武行。我們住的地方,是原來燒青磚的窯洞,有點像兩頭堵死的北京城門。他從炕上揭了不少磚頭,佔據了一個窯洞,抵抗了近三個小時,被捆進了瘋子院,沒有五分鐘,就老實了。

這三個所謂的瘋子,一個是應該送入醫院的病人,本來就不應該送進勞改隊。一個最多是只應該在勞改隊的正常人,因為不服管教【又是勞改的行話】,就送進了瘋子隊。

很早就知道,前蘇聯用精神病院,對付不同政見者。現在,在中國,也時有耳聞。想當年,慈禧想廢光緒時,對外說是光緒病重。各國的使節紛紛表示,願意派本國的醫生,給光緒看病。今天,當世界各國和聯合國,人權組織等關心中國的人權時,當中國允許一些人權組織,聯合國的官員視察中國時,他們應該也帶些醫生,去精神病院看看。最好能夠進一步的瞭解一下,現在的中國的勞改隊裡,還有沒有那個恐怖的瘋子隊。

我是很不願意回憶我在勞改隊的16年。邢台的故事就更多了,但性質都差不多。這次所以提起往事,是因為看到了今天的報道。

張鶴慈。24、06、06墨爾本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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