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9日訊】很高興來到這個到處是綠樹、充滿生機的美麗城市，這是我第一次來亞特蘭大，很感謝「全僑民主和平聯盟」、美東南大紀元時報的邀請。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從六四事件看當今中國》，主要講四個問題：第一個怎麼看待六四事件；第二個怎麼看待知識份子和學生的侷限性；第三個怎麼看當今中國，第四個怎麼改變中國的現實。
現在我們是六月三日下午二點，十七年前的這個時刻，在北京，坦克橫衝直撞，槍彈橫飛，一場政府公開對平民的屠殺使中國墜入最黑暗、最恐怖的時刻。雖然十多年過去了，但當時屠殺的電視畫面，搶救遇難者的救護車的呼叫，仍然歷歷在目。
美國有個國會議員叫Walter Judd，中文名叫周以德，他當時說了一句話，我至今還記得，他說，中共的這種暴行，「已經把自己暴露到即使瞎子都能看到他們是野蠻人的地步。」為甚麼一個美國人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至少可能有這樣幾個原因﹕
第一個，六四死亡人數很大。到底有多少人遇難，現在還沒有準確的統計。根據六四遇難者家屬、北京中國人大副教授丁子霖幾年前發表的調查名單，已經找到的有名有姓的六四死難者就有155名；當然，這肯定是冰山一角。
六四時《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後來寫出《中國覺醒了》一書，記錄他在中國的採訪經歷，在書中他說，根據一些中國醫生提供的信息，六四遇難者可能在400到800人之間，有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嘆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個世紀以來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
但四百人這個數字可能太保守，因為《時代週刊》當時駐北京的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後來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說，一位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僅一家醫院的屍體就超過三百，它說明全部死亡數字完全可能超過四百，因當時北京的大型醫院就有七、八家。。
蘇聯解體後，解凍的克格勃秘密文件顯示，當時蘇聯方面的情報是，中國六四約有三千人死亡。在上述紀思道的書中，他引用了美國國務院的數字，也是六四時約三千人喪生。
第二個是手段殘忍。根據那些六四遇難者的家屬證詞，中共軍隊當時大量使用了射入體內會爆炸的「炸子」，也就是國際上禁止使用的「達姆彈」。甚至有中共戒嚴部隊用小口徑手槍近距離殺人，還有士兵使用刺刀殺戮。這從遇難者的傷口可以看出來。因而六四事件的性質非常清楚，它是中共政權公開進行的一場對平民的血腥屠殺！
中共也感到理虧，這從它對六四的定性五次改口就可看出來。中共最初把六四定為「反革命暴亂」，然後降級為「動亂」，後來稱為「事件」，不久又改口說是「一場風波」，最新的提法是「那件事」。這一次比一次降級說明甚麼？說明共產黨本身對這「那件事」也無法理直氣壯。
另外一個事實也可看出中共的理屈，它至今不敢公佈六四死亡者名單。不要說遇難的學生市民名單十七年來不敢公佈，就連他們當年稱讚的鎮壓學生的所謂「共和國衛士」的士兵名單也不敢公佈，可見這個政權對六四屠殺心虛到何種地步。
今天，很多中國人在問，為甚麼中國會發生這樣一場屠殺？兩個星期前的五月十六日，是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40週年，這從當時中共中央發出516通知算起。由於是文革40週年，很多人也問類似的問題，為甚麼中國會有一場文化大革命？六四和文革比較相像，都是因為獨裁者下令，文革是毛澤東，六四是鄧小平。但其實這還是表面的，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的專制制度。是這種制度導致一次次屠殺，因為這是一個根本不保護人的基本權利，隨意殺人的制度。
在六四之前的文革，根據中共官方數字，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210萬人死亡，703萬傷殘；7萬個家庭整個被毀。而根據中共高官陳漢生的說法，文革中有400萬人喪生。
大家知道美國參加二戰解放了歐洲，擊敗了日本軍國主義，美軍陣亡41萬。而中國在沒有外敵侵略的和平時期，一場文革就喪生210萬，是二戰中美國人喪生的五倍以上。二戰中美軍傷殘100萬，而中國一場文革就導致703萬人傷殘。
文革之前，是六十年代初那場大饑荒，各種資料都證明，它完全是毛澤東的人為政策造成。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裡曾多次去中國，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高官，1992年出版了《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一書。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計算，有 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該書引述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300萬到4600萬之間。」
人們討論六四事件時，多對趙紫陽好評，因他拒絕鎮壓學生。但趙紫陽在那場大饑荒事件中，則有直接的責任。美國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沉大偉（David Shambaugh）在他的專著《趙紫陽傳》中指出，1959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認定大饑荒是因農民藏糧所致，因此趙發起「反藏糧運動」，派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找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沉大偉說，毛澤東聽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後來毛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送上來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饑荒的報告後，「十分高興」，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中國大陸學者金輝1994年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上發表調查報告，提出那場饑荒的死亡人數可能在4040萬至4319萬之間。這個數字和趙紫陽說的差不多，還少一點。4000萬是個多大的數字？亞特蘭大的人口是41萬，那就是相當100個亞特蘭大從地球上被抹掉！
在這場大饑荒之前，就是五十年代的反右運動，據統計近55萬3千人被打成「右派」。後來僅96人沒有「平反」。可是中共當局堅持說「反右」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了5700倍！
在反右之前，則是中共建政初的鎮反運動，主要是殺害國民黨人和國民政府同情者。《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在《中國覺醒了》中引述說，「根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你看，中共就是這樣一路殺過來的。進入21世紀，中共還在殺，包括殺法輪功學員。據統計，截止2006年4月，就有2840多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被關進監獄6千人，送去勞教的超過10萬人。最近還傳出中共殺害法輪功學員，用其器官謀利的內部消息。中國簡直成了一個大屠殺場，去年《洛杉磯時報》報導說，全世界死刑處決人數，中國就佔了90％。
張藝謀導演的電影《英雄》中有這樣一個場面，千軍萬馬高喊，殺不殺，殺！看到那個畫面，我就想到毛澤東、鄧小平，包括今天的江澤民、胡錦濤，實際上都是秦始皇，他們手下的幾百萬軍隊，幾千萬共產黨員，不也是這樣一直在喊「殺不殺，殺」嘛！共產黨就是個殺人黨，中共政權是個屠殺政權。
●六四時學生和知識份子的局限性
可是為甚麼這麼殘暴的政權至今還存在？它們靠的是槍桿子營造出的恐懼統治。還有一個重要手段，那就是筆桿子的洗腦宣傳。你看今天在海外，在亞特蘭大，並不是中國人都這麼看待共產黨的歷史，即使有這樣的看法，也不敢出來說真話，他們在自由世界，仍然有恐懼，更有的是被從長期宣傳洗腦的後遺癥。六四事件時學生和知識份子的局限性，也是這種洗腦的結果，這也就是我要講的第二個問題。
我們今天回過頭看，那場運動展示出，學生和知識份子被共產黨洗腦得多麼嚴重。他們喊的口號，甚麼保衛憲法，愛國主義，反腐敗等等，很少提到結束一黨專制，剷除整個共產制度。有人認為結束一黨專制是萬萬不能提的，一提必定引來殺身之禍。但事實是，你唯恐惹怒皇帝，他還是照樣殺了，這是獨裁者的本質。
甚麼叫保衛憲法，中共憲法明寫著共產黨是領導核心，你還保護甚麼憲法！而且學生還要和工人、知識份子劃清界限，保持他們的所謂「純潔性」，其實就是保持被政府承認的正統性。
學生們不斷強調這是愛國運動。但這個「愛國」的背後，其實是肯定共產黨的領導。因為中國是黨國一體，在這種政治制度下，「愛國」的結果一定是愛黨國，最後是愛那個黨。你看蔣介石統治台灣時，也是喊愛國，因為那也是黨國，他知道只要你愛國就得愛國民黨，最後愛我這個黨國領袖。從邏輯上，你只要愛國，就無法挑戰這種專制制度了。這就是所有獨裁國家都鼓勵老百姓「愛國」的原因之一。
還有那些學生幾個小時跪在人民大會堂前遞交情願書，其性質和封建朝代一樣，是在皇帝面前跪著進諫。它傳遞的不是要推翻（專制）、抗議（獨裁），而是肯定皇帝和朝廷的合法性下，忠臣的諫言。
而東歐的學生運動則是抗議的運動，是否定共產政權的合法性，要結束那個制度。而中國人則是反腐敗，要求懲罰貪官污吏，不反皇帝，因此才發生學生把三個湖南教師扭送公安局，因為他們敢向天安門毛像潑雞蛋和油漆。他們不是被警察抓走的，是被學生送給警察的，後來被判了很多年刑。
在人民大會堂前下跪請願，把向毛像潑漆的人扭送公安局，這是兩個重要的標誌。這場運動的失敗，可以從這種象徵舉動中找到一定原因。
但中國的學生還情有可原，畢竟他們太年輕，而中國很多知識份子的表現，相當糟糕；他們不是站在學生一邊，抗議政府，而是做政府的說客，做「協調人」。在專制和自由對抗的時候，他們沒有清楚地站在要自由的這邊。
中國著名的知識人劉賓雁，不久前剛剛去世，主要代表作是《第二種忠誠》，就是這種思路，還是要依靠共產黨改革，最後還是要忠誠共產黨，而不是自由的價值。中國另一個當時著名的知識人方勵之，呼籲學生加入共產黨，從內部改造黨，思路也是體制內改革，而不是像東歐和蘇聯的知識份子那樣，指出共產主義是邪惡，結束共產制度。這完全是兩種思路，最後也是兩種結局，東歐的共產政權全部被推翻，人民獲得了自由；而強調第二種忠誠的中國至今仍是專制。
不少中國知識人美其名曰這是他們懂策略。大家都知道那個著名童話《皇帝的新衣》，那個喊出皇帝甚麼也沒穿的孩子，不講策略，他看重的是真實，是真相，是從一開始就說真話，說老實話。按照中國知識人的所謂策略，這個孩子不應該一下子喊出皇帝沒有新衣，而是應該說皇帝是穿著衣服的，只不過衣服有點髒，需要洗一下；或者說皇帝僅僅穿了短褲，沒有那麼多衣服。這樣在不觸怒龍顏的情況下，一點點勸說皇帝「改革」。
實際上中國知識人不是甚麼懂策略，而是他們根本沒有看出皇帝沒穿新衣的智慧。不少主張第二種忠誠的知識人，都曾幫助共產黨打江山，建立暴政。他們本身就是皇帝新衣制度的一部份。
而東歐和蘇聯的知識份子就不一樣，他們像那個童話中的小孩一樣，勇敢地喊出皇帝赤身裸體，共產制度是謊言。別看共產謊言的氣球很大，但人家勇敢地戳一針，它就不斷漏氣，最後轟塌。而中國的很多知識人，總是強調甚麼策略，實際上就是肯定共產制度的合法性。因此才有先是歌頌鄧大人，然後期盼胡耀邦，呼喚趙紫陽；後來又盼望江澤民下台，對胡錦濤充滿希望……而東歐的知識份子則根本不去尋找甚麼胡錦濤，趙紫陽，他們給共產黨尋找永久的墓地，埋葬共產制度。
●統治新術﹕鎮壓洗腦和金錢收買
六四事件十七年過去了，中國發生了甚麼變化？這是我要講的第三個問題﹕怎麼看待當今中國。應該說，中國的專制制度沒有變化，共產黨仍然是靠槍桿子暴力、筆桿子洗腦維持統治。只不過隨著經濟開放，現在又多了一個手段，那就是利益收買，用金錢換取你保持沉默。如果說過去是共產黨靠槍來鎮壓，逼迫人們成為警察的一部份，而現在則是用金錢來收買，誘惑你成為腐敗的一部份。像《浮士德》一樣，抵押靈魂。也就是我給你發財的機會，給你腐敗的機會，然後你跟我一起腐敗。
除了金錢交換，共產黨今天更強調民族主義，因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不靈了，它只有打民族主義的牌，煽動愛國主義，甚麼共產黨把中國變得強大，中國經濟騰飛，軍事崛起，神六衛星上天等等。利用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感，潛移默化地把中共和中國混在一起，讓人們在認同中國的同時，認同中共。包括煽動反美，反日，打台灣等，都是利用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狂熱。
●中國的出路﹕結束專制，改變人心
那麼怎麼改變這個現實，這是我要講的最後一個問題。我認為必須先改變制度，結束共產黨統治。我們剛剛說的鎮反、反右、大飢荒、文革，以及六四屠殺，全部的問題都出在制度上。沒有專制制度的話，再有毛澤東、鄧小平這種狂人，他們也很難獲得權力，即使獲得了，也無法胡作非為。因為如果是民主的制度，可以制約他，甚至彈劾、罷免他。
毛髮動文革那年，不是四十多歲壯年，而是74歲了，這個年齡的人，多會想人生的下一步，晚年怎麼過。但毛在這樣的高齡發動文革，除了想獲得更大權力，把黨天下變成毛天下，主要是擔心中國出現赫魯曉夫，像對斯大林那樣清算他。因此他要把可能的對手全部清除。
從醫學的角度，毛在晚年已患有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癥的兩大癥狀「被害妄想」和「誇大妄想」，在毛身上都十分明顯。斯大林也是同樣的癥狀。中國古代那些濫殺忠臣的皇帝，也是這種狀態，懷疑心重到得了精神疾病的程度。
為甚麼大權獨攬的獨裁者容易得精神病呢？因為專制社會的高位者多是通過暴力和陰謀獲得權力的，因此他們總是懷疑別人也會這麼幹，因此猜忌每一個人，長期的不放心，長期的恐懼感，就會導致被害心理，得了精神病。
另一個原因是，由於絕對的權力，沒有自由媒體的制約，全都是歌功頌德，每天都是偉大光榮正確，最後一定導致獨裁者的自大狂妄，最後患上「誇大妄想癥」，成為《病夫治國》。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獨裁者和皇帝都會是精神病人，但文人出身的，可能性比較大。像寫詩的、搞文學的那種氣質的人獲得了國家權力，總是很危險，因為他充滿幻想，甚麼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就想烏托邦改造社會，最後導致千百萬人頭落地。
因此要想改變中國的現實，首先是，前提是，必須改變這個政治制度，結束共產黨統治。現在中國的民間維權運動，法輪功學員要求信仰權利，異議人士爭取民主，地下教會蓬勃發展，據艾克曼（David Aikman）不久前出版的《耶穌在中國》那本書，現在中國的基督徒已有八千萬，超過共產黨員人數，這些都成為挑戰專制，推動中國走向民主的力量。只有更多的中國人有智慧和勇氣喊出「皇帝沒穿衣服」，中國才會有希望。
除了結束共產制度之外，更重要的，是結束人心中的黑暗，也就是說，要改變人心，重建道德。因為再好的制度，如果沒有充滿人性的人，沒有道德的復甦，都沒法維持下去。如果人們的心沒有變，仍是貪婪，黑暗，充滿仇恨，那麼即使結束了原來那個制度，掌握了權力的人，仍可能是毛澤東第二，鄧小平第三，胡錦濤第四。所以關鍵是個人的道德修煉，成為一個有道德感，更富有人性的人。
只有中國有更多有人心的人，有人性的人，才能形成一個有人性的社會，建立一個有人性的制度。個人修煉很重要，古語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首先要破除你心中的賊，把心賊抓走，才能成為一個健康的人，每個人更健康一點，才可能形成一個健康的社會。只有重建道德，更多的人成為鹽和光，中國才會不再腐敗，才能結束黑暗。謝謝各位！@
2006年6月3日在亞特蘭大演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