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6日訊】在「富士康訴《第一財經日報》名譽侵權案」的新聞報道中，「南都」（南方都市報）既是一馬當先的急先鋒，又是影響各地媒體的「旗艦」帥營；可以說，整個「富士康案」的報道、評論中，無論是數量還是力度，「南都」皆遙遙領先於任何紙媒。但2006年9月4日的「南都」，卻將「富士康案」雙方在昨晚18時10分宣佈和解的突發重大新聞，放在A17版的第三條，僅以數百字囫圇吞棗；此外再無一字評論與背景。近十天來，幾乎天天對「富士康案」發社論、發評論、配「巷議」的「南都」，何以在該案出現重大轉折結局之時，反而沒有任何評論，一言不發？
我想，「此時無聲勝有聲」：就表面而言輕說，是「南都」極其不樂「富士康案」如此倉促和解；探本質而深入，則是「南都」特意以此反常的低調版面「變相開天窗」以示抗議——對於「富士康和《第一財經日報》社和解了。昨日下午6點10分，《第一財經日報》的網站上公佈了雙方的聯合聲明」這一消息，「南都」可能大有情緒：媒體據實監督商家善待工人，莫成「血汗工廠」，本是正義之舉，法治之為，若皆以莫名其妙的「和解」而終，今後誰還敢再行輿論監督？否則，「南都」會將其置頂為頭版頭條，並配上數條社論、評論，並延伸專版討論。這有「南都」過去多日對「富士康案」的密切關注為證。
「南都」為何不敢大張旗鼓，而只能如此低調抗議「富士康案」和解？以今日「新聞自由」尚未誕生的國情，這內幕一時是難以披露的，但人們可據已知事實略作延伸揣測——
其一，「南都」深知，此次「富士康案」和解，並非雙方真心自願，至少在《第一財經日報》方面有些勉強。這從《第一財經日報》總編秦朔事後發表的解釋《為什麼是和解還有歉意》（《第一財經日報》2006年9月4日）一文中可見蛛絲馬跡。
秦朔文中有一段頗耐人尋味：「對富士康的價值與局限，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亦希望『類富士康企業』在中國新的歷史時期超越既有的做法。可是，如果我們以一篇有瑕疵的報道，就『大獲全勝』，那麼，在內心裡，我說服不了自己，這不是真的勝利，對富士康也不公平。」這似乎說，尋求和解的主動方是《第一財經日報》，原因是總編秦朔發現本報對富士康的批評有「最後段落顯得誇張」的瑕疵。
但這一說法太牽強附會了——誰都知道「金無足赤」，文無完文，一篇批評報道既然「有支持報道的確定證據，有信心勝訴」，就是瑕不掩瑜，就應當讓人們「看到整個訴訟過程——不是因為訴訟好看，而是希望從中得到更多啟發，發現更多價值，從而為我們的社會發展、司法建設、新聞報道建立一些標誌，甚至是判例的界碑。」
如果依秦朔這一觀點，中國所有的批評報道都不能成立了，相關的官司都不用打了——哪一篇批評報道百分之百準確，沒有瑕疵？只是如此一來，世間就只有「你好我好他也好」，沒有專制、冤案，沒有貪官、奸商了。這樣的「和諧社會」當然好得很，可是恐怕只能在世外桃源裡才能找到。
秦朔乃中國傳媒改革先鋒之一，何以如此不能自圓其說？必有難言之隱！
以我之超笨，尚可略思如此，群英薈萃的「南都」，豈能不更一本全知？
其二，此次《第一財經日報》與富士康「相逢一笑泯恩仇」，實為一種「城下之盟」——有一超越雙方利益的「第三者」，其權勢足以令雙方聞風喪膽，這「第三者」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強逼雙方「和為貴」。《第一財經日報》與富士康各自權衡利弊，終於明白，自古「富不與官鬥」，「喉舌即官奴」，「身在屋簷下，不能不低頭」。否則，會羸了官司，輸了性命。
這一節，中國第一都市報「南都」可能不僅早已見微知著，而且也收到「第三者」的「微笑服務」？將心比心，「南都」深知秦朔陷入「城下之盟」的苦衷，所以只能如此「變相開天窗」？
眾所周知，「和解」在中國歷史上，自古多象徵黑暗戰勝光明。一部二十五史，有多少「城下之盟」？有多少「昭君出塞」？曾記否，甲午戰爭後的馬關和約傳來時，全國痛哭！八國聯軍後的辛丑和約舉國義憤！……表面看起來，今日中國人沒有祖宗那樣大的「和解」恥辱，但試看今日中國各地新聞，有多少被強姦者在含淚與強姦者「和解」？有多少被侮辱者在被迫與強權「和為貴」？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哪一天不在誕生許多「類富士康案」之「和解」？！
誰說「富士康案」和解是《第一財經日報》與富士康「和解」？不，這分明是公理向強權投降，法制向罪惡低頭，民主向專制認輸！
當普天之下，莫非「富士康案之和解」時，無數被侮辱者被迫與強權之「和解」，就可能「聚沙成塔」，累積成象徵國民空前奇恥大脣的「和解」？
物極必反。當「和解」太大太多，就會出現社會大動亂。
「南都」對此定然想得很深，所以，當有人「朕即天憲」時，她只能謹以一種「變相開天窗」的「適者生存」方式略表抗議？
值此「無聲的中國」，「變相開天窗」也會「敢有歌呤動地哀」！
2006年9月4日於深圳「早叫廬」
（來源：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