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0日訊】近百年前發生的辛亥革命，其意義在於將中國面對19世紀中後期以來的生死存亡挑戰，推進了一個新的階段。自1842年的鴉片戰爭後，遭遇世局巨大變化的中國，便一直在找尋著出路。從完全否定西方、到「中體西用」、再到引入西學與變法維新，最終到全面推翻帝制的革命行動，所代表的是對於出路的急切摸索和嘗試，而這其中，竟也是中國之不斷「向西看齊」而致迷失的過程。
近代西方，挾其經濟與政治兩大革命所產生的力量不斷向外擴張，並且將這兩大革命所產生的各種制度向外拓殖，而在這背景之下，中國所遭遇的，便主要就是如何因應這兩大革命的力量。西方的政治革命，誕生了軍事力量強大的民族國家，而經濟革命則催生了物質力量無與倫比的工業資本主義體制；相對地，這兩者卻是中國自古以來從未步上的道路。
以政治體制與統治的正當性而言，中國所遵循的是「天命」與「文化」（二者合為「王道」）的思維。這與西方近代政治革命後所出現的以「權力歸屬唯一」的「世俗最高主權」之政治思想，是極為不同的。孫文曾謂，中國人沒有國家（集體）概念、如同一盤散沙，其實其內涵正是中國自古以來即不存在這種「歸而唯一」的主權國家概念。這一「主權」觀念，是在百年前迭逢挑戰的過程中方才逐漸產生。史學家史萊克（J. E. Schrecker）曾做過一項研究，他對「清季外交史料」進行統計，發現在1875年到1894年間，「主權」二字平均每百頁只出現一次；1895到1899年間平均每百頁出現2.5次；1900到1901年間每百頁8.8次；1902到1910年間每百頁達22次，便是即為顯著的證明。
而以經濟論，中國傳統之經濟皆以需求之滿足（相對於物質慾望的無限追求）為其目標，這固然與過往之生產技術不發達有關，但生產技術不發達其實也是某種特定的思想與經濟制度所致。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卓然成家的翁之鏞便以「農業文化與無為而治之相得益彰」，一語道破中國古代經濟之特點。然而如此之「相得益彰」卻在西方物質文明衝破生產力的桎梏而快速積累，並向外強力尋求市場的衝擊下，面臨了難以為繼的困境。
在百餘年前政治與經濟的兩大挑戰之下，中國的回應過程大抵上就如同上述的逐步「向西看齊」，辛亥革命便可說是這一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標誌點。在辛亥革命後所建立起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就是在面對西方「主權國家」的進逼與挑戰之下，所做出的政治回應。而自此，中國的政治核心概念，便從「天命」轉向了「權力」。同時，在經濟上，也開始以西方的物質文明發展為仿效之對象，孫文的《實業計畫》、《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可以作為這一努力的標誌。也因此，以小農為根本、無為為涵蘊的需求經濟，便讓位與不斷追求更高物質生產、從而征服自然（強調「人定勝天」）的西方經濟制度。
然而，辛亥革命也只是這一因應挑戰的過程之一，雖然它可以作為一個標誌。自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所面對的挑戰並未稍減，在某些方面來說，甚至可能更為嚴峻。
辛亥革命後的分裂與紛擾局勢，使得「列強」更能運用不同軍、派閥間的矛盾，牟取更大的在華利益，甚至演變而為私相授受。這樣一個趨勢，愈使當時期望國家富強的中國人耐性漸失，並轉而益趨激烈。1919年巴黎和會中對於戰勝國中國權益的重大犧牲，終究點燃了怒火。五四運動的爆發對於中國面對西方的挑戰過程來說，是一個激進化的新顛峰，「全盤西化」使得當時的知識份子意圖徹底的拋棄中國傳統文化，而馬克思主義在此時的引入，更開啟了中國未來的黑暗命運。
近代西方文明雖然以「權力」和「征服自然」為其特點，但是，兩千年來的基督教文化對於現世行為的約制，仍舊發揮了一定的力量。然而，以無神論為其基底的馬克思主義，卻在毫無約制的情況下，將西方文化中「權力」與「征服自然」這兩大要素推到了災難性的極端。在馬克思主義的主張中，「鬥爭」與「暴力」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動力，而迷信人類科技力量將無限成長而必能解決一切問題的「進步論」思想，更使得其信仰者不斷的破壞自然。
1949年中共的僭奪建政，以歷史來看，也是中國近百年來面對挑戰所做出的回應結果之一。中共所代表的，是徹底毀棄中國傳統文化之後所造就的極端罪惡，經歷了對於中國文化刻意而殘酷的毀壞後，它以更進一步的邪惡手段，將黨文化附身於僅存其形的「中國文化」軀殼之下以迷惑世人、行惡世間。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百年試煉過程中的一個標誌，雖然它不可避免的步上西方的路徑以為因應，但至少，中國文化從來不是辛亥革命的對立面。而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又歷經了將近百年的試煉，這其中，共產政權的僭奪，卻是對中國文化與命運的最大摧殘。回首百年，共享中國文化的華人又該如何面對這一邪惡政權？或許這一抉擇正決定著中國與自己的未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