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泉：知識分子如何面對黑暗？
【大紀元10月10日訊】徐友漁先生在《堅持還是合流：知識分子與時代》一文中尖銳地指出：「中國目前正處在急劇的社會轉型期，人們在關注社會不公、兩極分化、腐敗蔓延等現象的同時，也在評論知識分子的立場、態度和形象。知識分子的特殊之處，他們的行為值得描寫和議論之處在於，他們比一般人善於使用語言，有些人用語言來宣講自己的理念、社會的理念，堅持理想社會的標準，而有些人用語言來為自己沒有勇氣、沒有道義，沒有是非標準的生活辯護。」
從徐先生的文章可以引伸出這樣幾個問題：何謂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具有哪些與眾不同的特質？當代知識分子面對轉型中的社會該做怎樣的選擇？為什麼要苛求知識分子？我願意談談個人的看法，以就教於大家。
（一） 什麼是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是一個被用濫了的詞，對它有各種各樣的定義，一般傾向於把它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我則更願從主觀（理想）與客觀（現實）的角度來區分之。
主觀方面的定義又可分為兩種。①一種認為，知識分子不僅要有知識，而且要有社會責任感，要有「謀求公眾福利的獻身感」，用我國古代的話來說，就是要「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此，知識分子必須是他所在的社會之批評者。賽義德把知識分子描述成這樣一些人：他們「具有強烈的抗爭意識，從不停止對各種社會現象提出疑問」。這種知識分子在近代以十九世紀俄羅斯的知識分子群體（十二月黨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以及法國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左拉、雨果等人為代表。②另一種主觀角度的理解則認為，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特徵是追求真理。如霍夫斯泰德（ Richard Hofstadter ）所說，一個知識分子是為追求觀念而生活。勒希（ Christopher Lasch ）說知識分子乃是以思想為生活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分子的主要德行是必須有獨立精神和創造能力，他們願為真理而獻身，而不一定要為社會而獻身。顯然，按照前一種理解，知識分子的職責首先是求善，這樣的知識分子必然以人文學科方面的知識分子為主。而後者主要是求真，不問世事的自然科學家也完全可以稱為知識分子。
從根本上說，當代對知識分子的爭論其實源於這兩種理解之間的爭論。它突出表現在對陳寅恪先生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解上。現在的學者幾乎都贊同這一立場，但理解卻各不相同。一種理解認為它不僅僅是知識分子的治學態度，更是一種政治態度，表達了知識分子對專制統治的反抗精神；另一種則把它理解為單純的治學態度。
我認為，這兩種態度各有利弊。前一種態度雖然在道義上令人感動，但效果不一定令人滿意。事實上，知識分子好心辦壞事的例子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從這類知識分子的代表俄國和法國知識分子來看，俄國知識分子最後多數走向了民粹主義和激進主義，而法國大革命的殘酷及其後的動盪也是世所公認的。本想以天下為己任，結果卻陷天下於水火之中，這是救世之心太切的知識分子常見的結局。朱學勤對文人思維的弊病的批評雖然或許有些過分，但確實應該引起重視。正如哈維爾在《知識分子的責任》中所說：「知識分子做下了很多傷害世界的事。對整個世界懷有一種興趣並對它懷有一種日益強烈的責任感，知識分子經常受到誘惑，企圖掌握整個世界，想全面地解釋世界，並對世界的各種問題提供普遍的解決辦法。沒有耐心和出現精神短路是知識分子傾向於提出全面意識形態和屈服於極具誘惑性的全面社會工程威力的一般理由。」
相比之下，後一種知識分子雖然顯得有些保守，但卻更穩妥。當然，知識分子如果都拒絕道德擔當，而僅僅滿足於做後一種人的話，社會恐怕也很難有進步。最好的辦法是集二者於一身，但這樣的知識分子太難得了。所以只好讓兩種知識分子並存。朱學勤所主張的右派在朝、左派在野，或許不失為一種比較好的安排，但在目前的中國還遠遠談不上。可以說，在目前的中國，兩種知識分子都很缺少。大部分知識分子既談不上道德擔當，又談不上純粹的學術研究。
客觀角度的知識分子定義也可以分為兩種。③一種是從其職業身份的角度來定義，即知識分子是從事知識的生產和傳承的人。他們可以是文學藝術家、科研工作者、教師、編輯、記者等等，而不論他們本身是否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④另一種定義則更廣泛，認為只要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說是知識分子，而不論他們是否從事專門的文化工作。當然，這個「較高文化水平」是一個動態的標準，不同的時代各不相同。在八十年代，人們認為本科畢業生就可以被算做是知識分子了，現在則已經不一定。
這兩種定義出於不同的標準。前二者側重於應然，即知識分子應該怎麼樣，後二者側重於實然，即現實生活中的知識分子是怎樣的。雖然不能以前者來取代後者，但著眼於應然的規範性定義仍然是必要的。如果說「知識分子」本身是一個中性詞的話，那麼當我們說某某是一名「真正的知識分子」的時候，這個詞就具有一定的價值內涵了。
所以，與其問「什麼是知識分子？」不如問「什麼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我們其實用不著把知識分子太理想化。所以我個人傾向於第③種定義。但是，正如任何職業都有其職業道德一樣，知識分子也應該有其職業道德。只要一個知識人滿足了他的職業道德，那麼我們就可以說他是一名合格的知識分子，就不該再對他苛求什麼。那麼，知識分子的職業道德應該是什麼呢？
我覺得，首先，知識分子要對知識、文化負責。這就要求知識分子不僅應具備必要的知識水平，而且要有追求知識的內在熱情，而不是不學無術或者只是為了名利而去「搞」學問。知識分子是創造和傳承精神財富的人，為此，作為創造者，知識分子應該具有探索精神，努力創造出新的精神財富；作為知識的傳承者，他們必須傳播那些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東西，而不是人云亦云。所以，要真正對知識、文化負責，就必須具有獨立思考的精神，敢於堅持真理。
其次，知識分子要對人類社會負責。這對人文知識分子來說尤其重要。因為人文知識分子對社會具有非常重大的影響，既然有影響，就應該負起責來。我們不必提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但知識分子有責是肯定的。所謂「在其位，則謀其政」，知識分子雖然沒有直接掌權，但權力的運行其實是離不開他們或明或暗的支持的。所以他們對待權力的態度決不是無關緊要的個人私事。這裡必須注意，知識分子是對人類社會（尤其是弱者）負責，而不是對國家政府，更不是對某個政黨負責。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他們代表著「社會的良心」。
知識分子是一個相對獨立的階層。他們的特點就在於他們能夠超越他們原來所處的社會階層的侷限性，而為全人類（至少是一國的人民）服務。對真正的知識分子來說，階級分析法是無效的。如果說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是屁股決定腦袋的話，那麼知識分子不是，他們不管自己原來是屬於什麼階級，也不管現在是拿著誰的錢。他們考慮的是人類社會的整體利益，是一些永恆的東西。
知識分子由於不直接從事物質生產，所以缺乏獨立生活的能力。但這絕不等於說他們就是毛，只能依附在皮上。古語云：「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唯士為能。」這種士已有點像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但是，嚴格說來，中國古代的謀士或食客是不算真正的知識分子的。因為他們是為主人服務的，缺乏獨立性。
傳說前蘇聯藝術家尤金娜有一次收到斯大林送來的20000盧布，因為斯大林非常喜歡她所彈的鋼琴曲。於是她給他寫了一封信，說：「謝謝你的幫助，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的名字）。我將日夜為你禱告，求主原諒你在人民和國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會原諒你。我把錢給了我所參加的教會。」
所謂錢照樣拿，人照樣罵。尤金娜真知識分子也！
如果說前一點要求主要是求真（對文學藝術家來說則是求美）的話，那麼後一點要求則是求善。其實這兩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不矛盾的。只要我們堅持的是人類社會之善，而不是某黨某階級之「善」（其實是利），那麼，求真就必然是善的。
當然，知識分子並不是神仙，他們也有個人利益。但他們不能把個人利益置於學術、思想或藝術作品之上。古語云：「學術乃天下之公器」，而決不是知識分子用來為個人謀利的工具。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應該以追求真善美為目的，而利只能是其副產品。知識市場化本身雖無可厚非，尤其是科技成果應該盡快推向市場，但是就像廠家為謀利而生產的產品應該以有益於消費者為前提一樣，知識分子創造的產品也應該有益於社會，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個人利益。為了個人的名利而歪曲事實或隱瞞自己的觀點，製造一些迎合一時的「主流」觀點的偽學術，這是不道德的。因為它會對社會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從而是一種損人利己的行為。
簡而言之，作為知識分子，首先應該要有知識，其次必須要有德。如果只有德而無知，當然談不上是知識分子，但如果只有才而無德，那麼他就很可能會故意歪曲自己的觀點，製造出一些偽科學、偽學術來，比如說晚年郭沫若之類。這樣的御用文人更接近於官，而算不上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了。
知識分子所需要的德其實比其他行業的高尚不了多少，決不是說知識分子必須是聖人。但是，由於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與政治密切相關的領域的知識分子）的社會影響，那些專制獨裁者、做賊心虛者，總會或者威逼或者拉攏知識分子加入他們的陣營、替他們說謊。知識分子如果拒絕，那麼自己的生存就將受到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要堅持自己的職業道德就必須成為聖人。否則就很容易淪為幫凶或者失去知識分子的屬性。
劉志琴在懷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不是謝幕，是序幕》中提到，南開大學一位歷史系教授曾經對他說：李慎之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聖人！我想這並非他一個人的感受。為什麼李慎之先生就成了聖人了呢？他所做的也就是堅持了一個思想家的良知而已。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這本來算不了什麼。他之所以成為「聖人」，恰恰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所處環境之嚴酷以及俯首投降者之眾，這才反襯出其行為之高。
（二）兩種知識分子：體制內與體制外
那麼，某些人對「體制內知識分子」的批評是否合理呢？我覺得首先必須澄清其定義。所謂體制內外，我認為其實有兩種分法。一種是客觀的分法，即只按照知識分子的身份與工作單位來劃分：凡在屬於國家的黨政機關、科研部門、企事業單位工作，擁有體制內的職務職稱及待遇的就被視為體制內知識分子，反之則為體制外。另一種分法不是按照知識分子的外在身份，而是按照他們的思想態度來劃分：支持現有體制的就是體制內知識分子，反之則為體制外。
我認為後一種意義上的體制內知識分子是應該受到批評的，但不應該籠統地批評前者。
我們不應該否認很多身在體制內的知識分子也是堅決主張改革的，也許可以借用一句俗話來說，他們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比如說劉軍寧、秦暉、朱學勤、錢理群、徐友漁、袁偉時、任劍濤等，包括曾經擔任領導職務的李銳、朱厚澤、杜潤生、李普等，甚至李慎之也沒有完全放棄其體制內的身份。他們的態度或許不如劉曉波、余傑那麼鮮明，但所起的作用應該說是在後者之上的。我們決不能抹煞他們的功績、懷疑他們的人格。破釜沉舟、義無反顧雖然令人敬佩，但忍辱負重、以圖將來也不失為一種高尚的選擇。
也就是說，體制內與體制外如果僅僅是身份的差別，那就不好說誰對誰錯。有些知識分子身在體制外，但心在體制內，只想著哪天被某個領導看中、從此平步青雲；至於某些「體制外」的企業家走官商勾結的路線，化公為私、大發橫財，那就更不用說了。而身處體制內的人也不乏堅持原則、潔身自好者。
如果體制內外的知識分子目標是一致的（即都以促進社會進步為目標），僅僅是手段不同的話，我認為都是值得讚許的。問題在於，體制內生存相對來說要容易一點，從這個意義上說，自覺選擇體制外反抗的知識分子在道義上確實要更勝一籌。不過，道義只是評價問題的一個角度。我們不能只講動機不問效果，只重意圖倫理而不講責任倫理。比如說，清末有一些知識分子什麼辦法都沒有，就只知道一味地主戰，別人一提議和就罵別人是賣國賊。這當然是不可取的。
誰對敵人態度最堅決、最激進，誰就最正確，這種思維方法顯然是有問題的。有時侯，妥協是必要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茅於軾先生主張體制外人士與體制內合作，並非沒有一定道理。問題在於這種妥協是否以放棄原則為代價。其實，更關鍵的是要判斷現體制是否有與異議人士合作的誠意，即這種合作主要是以維護「穩定」還是以促進改革為目的。
應該承認，現在這個體制比二十年前還是有進步的。在體制內並不是什麼好事都幹不了。不過，如果認為在體制內就是干實事，而在體制外則只是空談，那無疑也是不公正的。事實上，無論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要想真正做點事或說點話都不容易。區別只在於，體制外的人在冒著危險不懈努力，屢敗屢戰，但效果有限；而體制內的人則只能在體制所允許的範圍內盡自己所能，其效果同樣有限。
另外，必須承認的是，處在體制內的知識分子要堅持原則是很困難的。朱競在《李慎之印象》中談到一次他對李慎之的訪問，他問：「如果您現在還在工作崗位上並擔任領導職務，您能做到『乾淨』嗎？」李慎之回答說：「不好說」。連李慎之都認為不好說，可見體制對人的束縛與毒害力是多麼的大！
尤其要注意的是，說體制內外應該主要按思想態度來劃分，這決不是說就沒有任何明確的標準。雖然思想態度是主觀的東西，但它總會通過人的言行表現出來。身處體制內的知識分子有時難免說幾句言不由衷的話，比如說現在一些所謂學術著作的前言，或者一篇論文的開頭和結尾，往往都是一些套話，只有中間部分的內容還有點東西。但如果一個人所說的都是新聞報導式的語言或者老是顧左右而言他地迴避問題，你能相信這個人心裡其實是有正義感的麼？正如范美忠在《擔當還是逍遙——我們如何面對黑暗》中所言：「一個人不殺生不近女色我們不能相信他一定信佛，但你能相信『佛在心頭坐，酒肉穿腸過』的人嗎？」
當然，為了自保，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在面對一些比較尖銳敏感的問題時可以採用一些比較隱晦的語言。但一味地迴避，不僅在公開發表的作品中找不到幾句真話，就是在課堂、講座和會議上都沒幾句真話，那就說不過去了。知識分子不是不可以退讓，以退為進不失為一種策略，但退讓應該是有限度的。選擇在體制內努力決不能以放棄原則為代價，否則就不叫忍辱負重而是卑躬曲膝、苟且偷生了。正如劉曉波在《誠實地說出常識的良知 ──祭李慎之先生》一文中所指出的：「在某種意義上，『曲筆隱語式』自由主義敘事很容易淪為偽自由主義；『避免正面對抗』也是退向無原則馴順的曲徑。」所以，體制內的知識分子應該時時反省自己，而不要先想著為自己辯解。
當年汪精衛投靠日本時並不說自己是賣國求榮，而說是走「曲線救國」之路的。按照他的說法，他才真的是「忍辱負重」啦！
懦弱本身並不可恥，但如果不承認自己懦弱，反而還振振有辭，覺得自己才是對的，那就真是無恥了。「知恥近乎勇」，「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龔自珍）。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懺悔真的就這麼難麼？
（三）在抗爭與妥協之間
據說薩特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當面對黑暗，你沒有說不，你就是同謀。」
這樣的要求也許太嚴格了。我個人覺得，當說不的代價太大時，選擇沉默也是可以原諒的（雖然不夠高尚）。我們沒有理由要求別人都來當烈士。唯一的要求只能是，不要跟黑暗同流合污。比如說，當面對黑暗時，你可以不說不，但絕對不應該說它是光明。遺憾的是，有很多知識分子連這條底線都沒有守住。
應該承認，今天我國的思想文化水平在很多方面是比起上世紀八十年代是進步了。九十年代並不是一無是處，只是在精神氣質上與八十年代相比有了較大的不同。這不僅與政治環境有關，更與社會環境（尤其是經濟環境）有關。從很大程度上說，九十年代以來，不是知識分子影響了民眾，而是民眾影響了知識分子。當然，這與一開始知識分子被迫選擇了沉默有關，後來，則是想影響也難了。於是，很多知識分子索性放棄了努力，爭相去謀求自己的名利去了。古語云：「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本來也不算錯。但何時才算達？是不是只有到毛澤東、鄧小平的地位才算達？獨善其身又是什麼意思？難道不是潔身自好而是唯利是圖麼？
當然，體制內知識分子有不少自我辯護的理由。
1，知識分子應該遠離政治。
首先我們應該承認，這是有一定道理的。知識分子曾經被迫政治化，如文革時期，那自然是一場惡夢。知識分子也曾經主動干預政治，遠的如五四以後，近的如八十年代，結果也事與願違。痛定思痛，很多知識分子感到自己的真正位置還是應該在書齋，於是潛心於學術，不再過問政治。這也算是一種無聲的抵抗吧。對這些人，是不應該批評的。知識分子有權拒絕對政治發言，尤其是科技知識分子。
但是須知，當前中國最大的問題還是政治。知識分子固然不必都來關心政治，尤其是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分子，但如果大家都不關心政治的話，那顯然是有問題的，是避重就輕、逃避現實的表現。政治決不僅僅是政治家的事，在一個民主社會，作為普通公民都應該關心國家大事，何況是知識分子？所以，人文知識分子拒絕對政治發言，放棄的不僅僅是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還有作為公民的責任。
更為嚴重的是，在現體制下，知識分子即使想遠離政治也很難做到。體制經常迫使你發言，這時你是說實話還是說謊話呢？顯而易見，很多人選擇了說謊話。
有些文藝界人士或自然科學界的人士，嘴裡說不關心政治，但卻擔任著人大或政協的委員。當然，他們不是不能當，問題在於是怎麼當的。是堅持真理、仗義執言，還是唯唯諾諾，或歌功頌德，或顧左右而言他呢？顯然，大多數人選擇的是後者，象吳祖光之類的只是鳳毛麟角。
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知識分子該不該參政？怎樣參政？哈維爾在《知識分子的責任》中說：「看到烏托邦主義的知識分子，我們應抵制他們的迷人呼叫。如果他們進入政壇，我們要更少地相信他們。另一種知識分子——那些更留心與世界所有事物關係的人，那些以人性看待世界並且懷有日益強烈的責任感的人，那些為所有美好事物而奮鬥的人——對這類知識分子我們應屏息聆聽，無論他們是作為獨立的批評家拿著一面很有必要的鏡子審視政治和權力，還是直接介入政治。」對此我基本贊同。不過我認為知識分子參與政治最好還是以言的形式，而不是直接與權力相結合。
2，社會在進步
這也是對的。但能不能說社會在進步所以就不必批評了呢？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這二十年來的領導人其實都得感謝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因為正是由於毛澤東晚年的亂搞一氣，才使得人們覺得現在的生活簡直是在天堂，統治者才有資格自豪地吹噓這二十多年來的政績是多麼輝煌，才有理由勸告人們要「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其實，我們不過是從「想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進步到了「終於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而已。
體制內知識分子往往指責體制外知識分子只看到體制的黑暗面，而沒有看到體制本身是在不斷改良的，是攻其一點、不計其餘，有意識形態偏見。確實，體制外知識分子有時是顯得有些偏激，而體制內知識分子則似乎要全面、客觀一些。但是，批評現實不僅是知識分子的權利，甚至是知識分子的職責。只要世上仍有黑暗，現實仍有不足，社會仍有弱者，人間仍有不公，那麼，知識分子就不能停止批判。何況，現在的問題不是一點，而是很大；批評的聲音不是很多，而是很少（至少在公開發表的言論中是這樣）。所以，社會雖然有進步，但這決不是放棄批判的理由。
3，批判不能解決問題，關鍵在於建設
這似乎也不錯。只破不立是不負責任的。批判現實容易，建設未來難；發現問題容易，解決問題難。那麼，怎麼樣來解決問題呢？體制內知識分子認為，應該循序漸進，多研究點問題，少談點主義。他們批評體制外的自由主義者只知空談民主自由。曾經是自由主義者用來批評共產黨的口號，現在反過來成為共產黨人用來批評自由主義者的武器了。
批判是不能解決問題，但如果沒有批判，連問題都難以發現，遑論解決？可以說，由於缺乏批判的自由，新聞報導經常報喜不報憂，使得我國很多問題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後果是非常嚴重的。至於建設性意見，體制外人士也不是沒有，只不過掌權者聽不進去從而把它們也當成了反對意見而已。而體制內人士的所謂干實事、解決實際問題，往往也只是拖延、敷衍，或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已。
「多研究點問題，少談點主義」，這一說法本身沒錯。但現在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繼續依靠「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思路已經不行了，必須要有一種新的宏觀理論來指導。實際上，統治者一方面對體制外人士說要多研究點問題，另一方面自己又在那裡大談主義，什麼「鄧小平理論」啦、「三個代表」啦，喊得震天響。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該宣揚的主義不宣揚，缺乏實際意義的東西反而在那裡大肆鼓噪！
4，把老百姓當替罪羊
體制內知識分子有時侯也會談到政治改革，不過，他們一般都會以條件還不成熟為由將其推到遙遠的未來。為什麼還不成熟？主要是因為中國的老百姓素質太差。中國人民缺乏民主素質，給他們民主權利他們也不會用。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中國實行專制是有其必然性的。自由主義者李慎之不是也強調要啟蒙嗎？「千差距、萬差距，缺乏公民意識，是中國與先進國家最大的差距。」其實我們也想早日實現民主！只是國情不允許呀！你們這些體制外激進派，不過是想拔苗助長而已。
有時侯我感到很奇怪，專制主義與民族主義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當自由主義者批判國民性時，他們批評自由主義者崇洋媚外，說中華民族是多麼的偉大；但是，當自由主義者主張加快民主步伐時，他們又反過來說中華民族缺乏民主傳統，是護不起來的阿斗，只能享受專制。真是奇哉怪哉！
制度與文化的關係確實複雜，非一言兩語所能說清。但至少可以肯定，制度並非簡單地由文化決定。李慎之先生確實很重視啟蒙，但他更強調要加快制度變革的步伐。他在《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兼論中國的專制主義》一文中指出：「認為中國人素質太低，短期內不能實行民主。這個觀點是康梁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癌疾，中國要有前途，必須打破這個只能引人走入死胡同而且永遠轉不出來的論點，歷史是人幹出來的，不是摳書本，講死道理摳出來的。當然，如果機緣湊巧中國能夠迅速民主化了，可以預言那個民主大概也是很不如人意的民主。然而我們只能以此為起點，認認真真地進行公民教育」。即「只有先實行制度民主化，然後再完成子民的公民化。」
5，把理論當擋箭牌
很多知識分子說：我心裡也很急，但中國的事情太複雜，不容易解決，必須創造出一種萬無一失的理論來才能去付諸實施，這才是負責任的態度。你們這些體制外的激進派光會喊口號，光有熱情、有勇氣有什麼用？
中國的問題確實複雜，但是，世界上有萬無一失的理論嗎？沒有。何況，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已經非常明確，對症下藥，這藥方其實是現成的。解決中國當前的問題，根本不需要什麼高深的理論。所以，中國的主要問題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即把常識付諸實施），實踐問題主要不是方法問題而是勇氣問題。
迴避基本的常識，一味地從西方引進一大堆新概念、新名詞，雲山霧罩，不知所云，表面上深刻得不得了，似乎其他理論都不堪一駁，其實要麼是換湯不換藥，要麼是遠離中國的現實。
一種比較常見的迴避現實的手法，是把西方的問題當成中國的問題，或者是把未來中國的問題當成是需要馬上解決的問題。比如說一味地擔心這類問題：實現現代化之後會有什麼弊端？民主化後會不會帶來多數人的暴政？經濟自由化後會不會加劇兩極分化？等等。這些問題不是不該問，未雨綢繆也是有必要的，但在很多人那裡，這卻成了阻止我國進行進一步改革的藉口。
6，把制度當成遮羞布
其實很多知識分子心裡也清楚自己的所作所為不夠地道。他們最後為自己辯護的理由是：沒辦法，制度比人強，「人在屋簷下，怎能不低頭？」我的所作所為都是體制迫使我做的，其實我又何嘗不想講真話？
應該說，能夠承認這一點也算是一大進步了。但是，這不能作為我們拒絕懺悔的理由。制度不合理確實會使好人也變壞，但這不等於說一切都是制度的錯，個人沒有一點責任。不，正如哈維爾所指出的，我們都是有罪的。難道在不合理的制度下我們就只有屈服這一種選擇麼？如果一切都可以推到制度身上的話，那麼為什麼二戰後還要審判戰犯？他們大多數人不都是執行上面的命令而已麼？
更不應該的是，作為知識分子這樣來自我辯護，其實是把自己當成了普通民眾。當他們以民眾缺乏民主素質為由來拖延民主改革時，他們是精英主義的；但是，當他們為自己的懦弱辯護時，他們又把自己當成了跟普通人一樣的受害者。我們也是人嘛！
是的，知識分子也是人，也有個人利益，也有恐懼。但是，既然你選擇了當一名知識分子，也就選擇了相應的責任。普通人屈服於專制的淫威不該過於苛責，但對知識分子，應該有不同的標準。
（四）為什麼要苛求知識分子？
很多人可能會爭辯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所受的苦已經太多了！你為什麼還要苛求他們呢？
是的，近五十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所受的迫害真是罄竹難書。知識分子可以說是被嚇壞了。連李慎之先生在八十年代都不敢發言，他後來回憶說自己「被連續幾十年的運動嚇破了膽，樹葉掉下來都怕」。
但是，知識分子輕易地就因言獲罪的時代畢竟已經過去了，隨便地就從肉體上消滅的時代更是已經過去了。雖然言論自由還非常有限，但畢竟有了一些縫隙，知識分子決不是毫無發言的空間。問題在於，太多的知識分子仍然生活在自我禁錮之中。他們滿足於亦步亦趨地跟在報紙後面說一些絕對安全的話，不僅不敢去爭取更多的言論自由，反而連現有的言論空間都沒有充分利用。
如果說以前的知識分子說真話面臨的是牢獄之災甚至死亡的威脅的話，那麼現在，他們所面臨的威脅要小得多了。他們失去的不過是體制內的名利而已。然而就是這麼一點可憐的利益很多人都舍不得放棄。
當然，知識分子的待遇比以前已經大有改善了。八十年代人們曾經抱怨過的「腦體倒掛」現象現在已幾乎不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客觀上確實已經成了既得利益者。本來，作為獨立的知識分子，是不管待遇好壞都應該堅持原則的。但是，如果因為待遇好了就自願地認同於這個體制，那麼，體制外人士用「收買」這個詞來形容他們也就不奇怪了。
可以說，我國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已不再屬於一個獨立的階層，而成了統治集團的一部分；他們的腦袋不再由自己的心決定，而是由自己的屁股決定；他們不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而成了統治者的宣傳工具。他們所說所寫的很多話是他們自己也不相信的，知識成了他們賴以謀生的工具，為此不惜對其進行歪曲、自戕。更令人悲哀的是，他們對此已習以為常，不再感到羞恥。
這難道正常嗎？
確實，整個社會氛圍都在鼓勵人們同流合污，知識分子要潔身自好確實不易。尤其是年輕一代的缺乏原則、缺乏血性，令很多知識分子感到寒心。
李靜在《年青者的羞慚》一文中指出：「在這個充滿強權和悖謬的世界，此時最真切的悖謬在於：稀少的老者在覺醒中抗爭，眾多的青年在謊言中逸樂；老者顯現出揭穿皇帝新衣之孩童的純真，青年在扮演見怪不怪人情練達之士的圓滑；老者不再『耳順』，為『從心所欲』而『踰矩』，青年不再憤怒，為出人頭地而規矩……一種逆向的進化在此形成：老人構建著『不滿的文化』，青年實踐著『苟安的哲學』；老人在清算專制制度皇權文化的遺毒，青年在編織『中華文化拯救全世界』的美夢；老人不再顧及己身的利害安危，只想以殘燭之年為中國的個人尋一條『最不壞』的路，青年不再懷抱人道自由的理想，只想風華正茂時為自己殺出一條『出名趁早』的血路。老人在燃燒，青年在取暖，一切都已倒置。」
這雖然有點誇張，但確實反映了很大一部分事實。不過，這不能作為知識分子放棄自己的責任的理由。因為一方面，青年一代的犬儒主義是怎樣形成的？如果不是中老年知識分子放棄了引導，他們會變成這樣麼？可以說，在青年一代的墮落過程中，中老年一代的「榜樣」作用不可忽視。青年人本來應該是知識分子的啟蒙對象，現在卻以他們的無知與淺薄作為放棄啟蒙的理由，這合理嗎？另一方面，青年一代正前途未卜，面臨著很強的學習與生存壓力，他們如果選擇反抗，付出的要比已經有了一定資本的知識分子多得多，很可能，他們的一生將就這麼毀了，所以，他們的軟弱更值得理解與原諒。最後，青年一代是未來的希望，作為中老年知識分子，應該以愛護他們為出發點，怎麼能要求他們來做犧牲品呢？
從戊戌變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充滿了苦難。這裡面既有知識分子自身的失誤，更有統治者的殘忍暴虐。從某種意義上說，當身處無道之世的時候，知識分子所受的苦難也就是知識分子的驕傲，而知識分子的風光反而是他們自身的恥辱。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依然任重而道遠。他們應該繼承魯迅、胡適、陳寅恪、顧准、李慎之等前輩知識分子的遺志，發揚他們的精神，為我國的民主自由事業搖旗吶喊，為我國的優秀學術思想傳遞薪火。果如此，則中國幸矣！民族幸矣！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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