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6日訊】更要拷問那些作為公權部門的公安局、勞動監察、村鄉鎮部門都去了哪里？
但凡還有點人性的人，都會被山西、河南、河北的黑磚窯事件震動。人們一方面同情少年奴隸的悲慘遭遇，詛咒黑心窯主，更要拷問那些作為公權部門的公安局、勞動監察、村鄉鎮部門都去了哪里？在部門利益的驅趕下，金錢讓這些人喪盡天良，跟禽獸無異。政府人員眼裏的少年，連圈在籠子裏的動物都不如，動輒遭受殘害、虐打、活埋。地方政府服務於人民還是殘害人民，其行為超越了民間社會的心理底線。
再聯想到山西礦難頻繁，地方官員參與投資分紅，罔顧礦工生命，瘋狂掠奪資源的災變記錄。這些都證明地方政府勾結礦主和窯主，成為合法化的斂財機構，地方政府普遍奉行的是“血酬定律”，也顯示地方政權作為公共權力機構業已癱瘓，呈現黑社會特徵。苛政蒙於虎。現在老百姓中間不缺任何角色，只差陳勝和吳廣。
魯迅先生在中國史書上讀到的是“吃人”。我們在中共“三個代表”的當下“和諧社會”，見聞的卻是活生生的人吃人慘像。
關注系列黑磚窯事件，在於其暴虐程度打破了數個紀錄。
一、10年累計的黑磚窯應在1000個以上，不全在山西洪洞縣。
二、時間跨度達10年之久。
三、地域跨度達3個省份。
四、摧殘工人（包括大量未成年人）數額巨大，達千人以上。其確切數量根本無法統計。
五、地方政府（公安、勞動、環保、土管、村鄉、紀檢、縣市、工商）負責人涉嫌瀆職和行政不作為犯罪，部分公職人員參與受賄、綁架兒童犯罪。特別是當地縣市長、書記瀆職行為，以及派出所負責人的行政不作為，尤為嚴重。
六、包工頭和窯主涉嫌綁架、拘禁、傷害、雇傭童工、超時工作、行賄等多項犯罪。
七、部分當地新聞媒體間接參與了犯罪。現在尚未有證據表明，各級宣傳部是否多年來下令媒體不准報導黑磚窯。
八、奴工從被綁架到解救，充滿慘絕人寰的暴虐特徵。
黑磚窯在北京的直接干預下，人們僅見山西洪洞縣為解救出的工人補發工資和慰問金，並且派出工作組，分赴各地尋找受害人。這些後續努力是政府理應所為，不值得感激，更不該被蒙蔽視線。人們應該清醒地看到，這些努力並不能掩藏、或者取代政府公職人員的違法行為。那些違法的公職人員理應受到法律制裁。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夠誠意的話，應該在省級電視臺公而告知發出尋人啟事，尋找那些分佈在中國某個角落的受害人。10年來的受害人數遠在1000人以上。讓這些受害人作為證人，指證黑窯主、包工頭和打手，以及人販子。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夠誠意的話，應該從400名未成年人受害者父親的投訴信中，發現並追究不受理報案派出所所長的刑事責任，並調查他們是否受賄。當地村鄉縣各級政府負責人，不可能不知道存在如此普遍和長久的奴工現象，他們也應該承擔連帶刑事責任。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夠誠意的話，不應該存在中央督察下“好事變好事”的錯誤意識，更不應該試圖用事後補償替代瀆職和行政不作為的違法事實。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夠誠意的話，在追捕黑窯主和黑包工頭的同時，應該同步勒令當地公安、勞動、環保、土管、村鄉等政府部門負責人，引咎辭職，進而搜集他們的違法犯罪事實。
黑磚窯事件，只是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社會弱勢群體悲慘遭遇的一個縮影。經濟發展並不能必然帶來法治昌明，生命得到保證，基本人權受到尊重。透過這個極端事件，人們可以看到，地方政權僅僅只有自上而下的監督是遠遠不夠的。只有自下而上的監督，才是最真實而且最有威懾性的。我們不禁要問：那些分佈在當地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難道沒有聽聞黑磚窯殘害工人的事件？他們為什麼不作聲？
在制度不存在多黨制衡、道德崩潰的國度，如果一廂情願地用“冷漠”解讀中國這個沉屙的社會，類似的黑磚窯事件還會相繼出現。當地村民也對黑磚窯長年存在保持沉默，我寧可理解為是村民對政府部門極端不信任的結果。社會集體冷漠，實際上是一個社會的正義、公平價值極度貧乏，民間無法抗衡政府的無力感使然。有人贊同“亂世用重典”來監管官員，有個現象值得考量這一說法的不可行性：貪官遍地，前赴後繼。中共反貪的決心和力度，不可謂不大，為什麼貪官越反越多？中共反貪的慣例是由黨內上級官員查處下級貪官，採取“雙規”措施，其間有太多的人為因素，反貪制度本身先天不足。反貪亡黨，不反貪亡國。專制制度永遠不能解決自身的制度弊端。
現在的官員眼裏只有權和錢，成為權貴和金錢的奴隸。當政府的征地、拆遷等非法行為，遭遇社會的抗拒時，動用軍警暴力工具擺平，是他們的不二選擇。這個時候，官員的眼裏，再沒有什麼群眾利益。政府作為為納稅人服務的僕人角色，早被官員拋到九霄雲外，甚至直接參與了草菅人命的非法活動中。“地方政權暴政”是中國最貼近民間社會的獨裁的注腳，是中國社會轉型中出現的一種致命景象，中央對地方政權出現失控苗頭。
轉型正義，是各個國家制度轉型過程中遭遇的重大難題。後起的蘇東、拉美、東亞的民主國家，都曾陷入這個夢靨中不能自拔。一元制度天然不能革除自身不斷膨脹的毒瘤，需要借助民主的變革手段，監督、制衡權力的擴張。制度安排才能從根本上遏制“人治”的惡果。人們寧可相信制度，但不能相信某個官員。民主制度是人類發展至今唯一有效的社會制度，即使社會最底層者都能望見正義的光芒。
值得警醒的是，山西洪洞縣不應成為系列黑磚窯事件的“頂罪羊”。存在黑磚窯的每個地方，涉及的政府部門負責人、黑窯主、包工頭都受到法律制裁；所有遭難工人都應得到撫慰和國家賠償（包括精神賠償）；黑磚窯全部關閉。系列黑磚窯災難才能稱得上最後解決。
對此結果，沒有樂觀的理由。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日
《人與人權》7 月 – 2007 年(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