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錢永健生在中國

無論人們如何猜測諾貝爾獎金的獲獎者，有一點似乎已變成定律：在近些年，中國人無法登上舞台正中，只能作為最狂熱的觀眾。

化學獎獲獎名單公佈後，同事指著錢永健的名字說，這個人我們該去採訪啊，仔細一看，原來他人在美國。錢永健不只人在美國，他根本就是一個美國人，他的公民身份、學術成就，都和中國沒什麼關係。坦白而言，除了血緣、長相和名字，「中國」這個詞，對他並不意味著什麼，也沒有對他的研究有任何培育。所謂錢學森堂侄，就像劉姥姥和賈府攀遠親，是一種值得同情的行為。

錢永健生於1952年，這個年紀對於科學家來說是壯年，我們可以做一個有趣的設想，假如他生長在中國，現在的他會是什麼樣子，有沒有可能獲得這個最受矚目的獎項。

生於1950年代，一定不能生於知識份子家庭，因為那就意味著父母會成為右派，被批鬥，下鄉勞動，進「干校」，等等導致家庭破碎的可能，更不要說接受早期教育。生於貧下中農家庭、部隊大院，或許早年生活平順，沒有太多傷痛，但也沒有獲得知識的可能。無論在哪種情形下，都意味著童年啟蒙的喪失，求知慾最旺盛的時候沒有獲得啟發，人類的精神成果就無法轉化成成長的基石，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最初最強大的熱情。

或許該講講那個年代關於科學的荒謬故事。中科院院士、遺傳學家夏家輝回憶說，1958年毛主席講要消滅四害：蒼蠅，蚊子，老鼠，麻雀。學生們成立了大會，開始做滅蚊小組研究。系裡派了個姓付的講師來指導他們。老師提出蚊子是不能消滅的，只能把數量控制下來，要控制下來就要研究蚊子的生活習性。而有些同學說，聽毛主席的，只要是蚊子統統都得消滅。於是小組舉手表決，學生全部贊成消滅蚊子。沒有一個人舉手贊成控制蚊子的人舉手。學生們說，少數服從多數，老師你也來滅蚊子。從第二天開始學生就開始研究如何滅蚊子。這就是那個年代的科學氛圍。

很快「文革」來臨，假如錢永健生在中國，那時他14歲，可能在初中讀書，該「上山下鄉」去修理地球了，這個「老三屆」知識青年，有可能要在農村、建築隊渡過自己的一生，至少當時他會這麼以為。政治氣氛如此強烈，知識遭到前所未有的唾棄（「卑賤者最高明」、「知識份子臭老九」），造成了精神生活的極度貧瘠，當「文革」結束，1977年恢復高考，如果足夠幸運，能夠取得單位、村黨支部蓋章的介紹信，年輕人或許能考上大學開始學習，但接下來所做的，不過是補過去十多年的課而已，而青春年華馬上就要過去了。

經過整個國家對於文化如饑似渴、狂飆突進的八十年代，1992年，市場經濟的轉向，使得商業逐利在接下來十多年裡成為最重要的潮流。如果你還記得「製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這句話，就明白學院、研究在當時的悲哀地位。

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漸漸有錢了，科學研究——似乎人文學科除外——獲得了越來越多的研究經費，但是學院掌握在誰的手裡？經費如何申請？一位中科院院士、遺傳學家說，研究人員絕大多數時間都在申請項目，寫申請書，匯報，參加各種各樣的會議，以獲得經費。學術機構的嚴重官僚化，怎麼可能產生偉大的科學家？

我並不是想要否認那一代人，磨難和匱乏使他們對知識和成就極為飢渴，而他們當中不乏天才（像任何一代一樣），但是對於科學研究者來說，這不是一個幸運的時代。或許他們已經成為院士、著名科學家，可是和國外的同行相比，他們起點太低，用了一生去擺脫革命、政治、生存的影響，卻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建構與發現。

可是，我們該寄望於年輕一代？時代不像以前那麼嚴酷，但是一個政治課佔據大量課時的教育體系，物質成功變成宗教的年代，我們當中會出現錢永健、愛因斯坦嗎？

科學研究需要一種熱忱，對於未知世界的好奇，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的渴望，驅使他/她渡過常年寂寞而專注的生活，這些努力或許能、或許不能在某個時刻結出果來，然而一個正常的社會，正是應該創造一種制度，而不是讓利益與爭鬥填滿每一個空間，因為我們的未來——而不是諾貝爾獎金——維繫在他們身上。

14, 2008(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