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8日訊】近來在反右派題材上的「夾邊溝」敘事達到了新的深度，為世人睹目。但是在汗牛充棟的現代漢語文學作品中，描寫「反右」的長篇小說十分少見，常見的多是零散的回憶和個人視角下的艱難敘事。作為長篇小說在宏大敘事上的缺席，固然是因為統治集團在反右問題上的遮蔽，同時也兀顯出中國知識分子的的巨大軟弱性和英雄人格的淪陷。正如謝有順先生所說：「一九五七，這個巨大的時間烙印，正在成為中國人記憶鏈條上的複雜段落。儘管它是自由思想和知識分子命運在中國的重要轉折點，也是二十世紀的中國第一次針對知識分子的大規模思想宵禁，標誌著知識分子話語權利和批判品格的全面中斷，事實告訴我們，記憶，居然成了這個時代每一個還有責任和良知的人，必須首先對付的精神難題。可不過是五十年時間，漠視和遺忘便已成了它最重要的敵人。」 [1]
歷史被割裂、中斷，現場被不斷毀壞，大部分當事人沒有陳述的勇氣和願望，許多人都入已經融入市場經濟豐盛的物質盛宴「欣然地活著」。「我活故我在」成了這個時代的人生主旋律，在這個時候青島著名作家尤鳳偉卻把深刻、犀利的筆伸到了這段歷史的最深處，企圖對一九五七年的中國做一次X光透視。我們不能不對這種具有歷史責任感的作家表示莫大的欣慰和尊重。進入新世紀以來，青島作家尤風偉和劉海軍分別寫出了具有深刻歷史反思題材的作品《中國：一九五七》和《束星北檔案》，作為同鄉我的欣慰中還充盈著驕傲。幾次到網上檢索，發現很難檢索到原文，甚至不多的評論，也不容易找到和打開，有關本書的信息顯然被冷處理了，就是在今年紀念反右50週年的海外文章中我也沒有發現被誰提及，顯然是在半明半暗地遮蔽中被清場、被遺忘，很少有人讀到原著。可是，這是一部不可遺忘的小說，我以為她的存在、她的被知道、她的被閱讀是我們思考這段歷史重要的一環。
責任——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不是多不多，少不少的問題，也不是難易的問題，而是有無的問題，能不能最低限度在他們各自熟悉的領域擔當的問題。不是要他們鬥爭，而是要他們面對真實和敘述過往。比如：對重大歷史罪責進行分析清算的問題，從來不屬於知識分子群體和和所有大眾苦主，當局憑一紙《關於歷史問題的若干決議》就擺平了所有重大歷史問題，從此一切相關的評介都成為歪曲和反動，此時敢於針鋒相對的勇士只是不多異數。但是作為作家有審視已經發生的歷史的責任，有通過個人體驗和事件對歷史黑暗角落進行挖掘、重現和展示的責任，遺憾的是許多當事人就是大牌作家，可是他們的回憶和敘述缺乏足夠的思想內涵，往往限於個人簡單認知和個人遭遇的痛苦呻吟，而這些呻吟也是打了折的。我以為這些作家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早就有人指出：「尤鳳偉選擇了反右作為他的寫作命題，可以想像，在當前的情勢下，一定會遭遇巨大的困難，心靈和環境上的，因為他是在與遺忘、與日漸消失的記憶、與權力的強勢話語、與歷史悲劇、與人性的隱秘品性作鬥爭。」[2]的確如此，我在當地論壇中得知這樣一個細節：新年拜年時一位友人和老尤就這篇小說簡單交流幾句，老尤說不得不考慮多活幾年，希望能看到女兒出嫁，不然活到五、六十歲也就差不多了。這樣的表白、這樣的悲涼讓我們看到作者宏大敘事後的焦慮。是啊，宏大敘事與渺小的個人命運的關係不能不是作者責任釋放後的憂思。作者不是英雄，只是一個歷史記憶的打撈者，一個思考著，焦慮著，並把若干既得利益置之度外的良知作家。
愛情——在極權壓迫下，當人的本性喪失，生命尊嚴喪失，人淪為非人之後「五七人」活著還是死掉，為什麼活著，為什麼死掉的問題，顯然是一個無法迴避問題。作者通過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給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值得關注的是為愛情活著，為什麼為愛情活著，各自怎樣為愛情活著是作者著墨最多的地方，也是最震撼人心的地方。書中主人翁周文祥和他的未婚妻馮俐在這個問題上的矛盾衝突是本書最悲壯的部分。
馮俐屬於林昭式的鐵女子，她固然熱愛生命，追求愛情，但是她信仰的是真理，為了真理，她最終埋葬了自己的生命和愛情，義無返顧，沒有猶豫、沒有屈服。周文祥在身為「五七人」之後，信仰的是愛情，其實這是趨吉避凶這一人性弱點的必然遷移。不僅周文祥，其他人也是如此。作者詳細描述了他在獄中對馮俐的揪心思念和對未來共同生活的憧憬。他的心靈生活就是思念馮俐，生存公式就是做夢，一次次的夢境：懸疑、恐懼、苦澀、盼望。為了這個最實際的目的，他可以在不喪失做人基本底線的前提下苟活著，他氣急敗壞的時候他也會擦槍走火，檢舉自己的夥伴。他知道自己與馮俐的距離，甚至在夢裡出現馮俐的告戒：爾等「閹是必然趨勢」，以此暗示自己業已屬於閹類。可是，他不甘心自己的女人飛蛾捕火當英雄，出獄後他終於有機會當面勸說她，對於他的滔滔不絕，馮俐沒有一個字的應答，她只是詢問熟人的情況，並且囑咐他「思想是氣體、語言是液體、文字是固體」，沒有文字留下來相應的歷史就會成為空白，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然後她煞有介事地將她特意為周文祥的到來而寫的一份文字材料交給周文祥，結果那是數張無字的白紙。
當然，為真理和為愛情活著的結果有所不同，馮俐慘遭槍決，周文祥自由僅僅幾個月再次因為文革的到來莫名其妙地入獄。
除了周文祥和馮俐的愛情悲劇，書中還寫了張撰和王妃、俞峰華和小敏子的愛情悲劇，這幾齣愛情的悲劇都因為女主人命運的陡轉而破滅，讓我們看到的是一架制度性的悲劇加工機器。在勞改中的右派相當多都是絕望的人，此時他們不僅靠愛情情取暖，點燃未來，也靠愛情逃避真相和恐懼。可是他們往往無處可逃，哪怕他們的個人設計巧奪天工，天衣無縫。比如：張撰和王妃（枉費）的通訊方式設計，還不是被一位看好王妃姿色的首長橫空出世的霸佔所碾碎。
極權的真相——周文祥性格的複雜性（相對性），國家機器和極權制度不可理喻地單一野蠻性（絕對性），作者在二者的比照描寫中對極權的真相層層剝離。書中有許多許多細節，擷其一二：
第一個撩動人心的細節是：右派們第一次割麥子，由於天熱，大家不由自主地脫掉外衣，幾乎每個人的背心上都印著某某大學、某某學院的字樣，這是事實，但也很像是一次集體示威展示，管教自然要上綱批評一番，於是大家又不約而同地脫光背心，任憑麥芒針刺著……這個細節意味著知識分子無條件地臣服於「改造」。
第二個撩動人心的細節是：對周文祥夢的審判。周文祥習慣做夢，夢中常唸唸有詞，自然有人仔細傾聽，隨後報告管教，幸虧報告者不夠惡毒，夢中不過是幾句簡單的牢騷，也就草草過關。曾有人在夢中罵管教成了抗拒改造的證據被很很處罰。從「脫光」到「審夢」表現出對右派全面專政的深度和廣度，即私人空間的全然淪陷，這其實就是極權的真相。近來的「彭水詩案」與其何其相似乃爾！
第三個撩動人心的細節是：在「馬廄」裡對「反改造」分子高雲純的批判會以及在”淨身房”裡對傳抄屈原《漁父》的批判。對高的批判原於高的正直和嫉惡如仇的個人品格，也在於他的老婆是陳獨秀的孫女，前者是致命的缺陷，是極權者必欲除之的眼釘，後者則是羅列罪狀的道具。書中對傳抄《漁父》的描寫十分真實十分到位，文字獄一直是專制者不離手的一把斷魂刀，它寒光閃閃足以讓每一個健全的魂魄匍匐在地。《漁父》何罪？
當然全憑政府的肆意解釋。他們的解釋是——不管是海瑞還是屈原，都把黨和人民比成封建帝王，抬出屈原無非是右派們以屈原自居，號召犯人抗拒改造，是一樁反革命政治事件。本來是老右們的喪志和自欺，結果成了進攻，這種被動語態與主動語態的錯位，以及其調用的鬥爭哲學的辯證法實際上讓整個歷史錯位，墜入深深地的黑暗。
書還有這樣一個令人恐懼的細節：有一位即將刑滿釋放的管姓犯人突然越獄跑了。「老龔問：老管你為啥要跑呢？你不是只剩下兩年刑期嗎？……管勤說真他媽是大晴天叫雹子打破了頭。那外調的公安人員問我在一九四九年那一年對我表弟說了些什麼話。我說不記得了。公安人員說你表弟揭發了你，你必須如實交代。……陳濤問你在一九四九年多大年紀呢？管勤說十二歲。陳濤說十二歲還是個吃奶的孩子呢，未成年，法律是不追究的。管勤說表弟比我小兩歲，要說我是個吃奶的孩子，那他還是個吃屎的孩子呢。他揭發的算數，我哪能沒事呢？陳濤不吱聲了。」
實際上紅色歷史表明，從革命的「兒童團」到反革命「小崽子」的煞有介事，都是極權邏輯判斷選項上的選言肢。
正是這樣嚴酷地、單一地、野蠻性製造的巨大恐懼，讓周文祥們低下高傲的頭顱，收斂起對真理的追求，祭起了「既來之，則安之」「識實務為俊傑」的萬能旗子，用生存智慧自我保全兼自我繳械，隨後接受洗腦、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也就順理成章了。應該說這是絕大多數右派的心路歷程，只要不刻意傷害別人，也就無可厚非。周文祥是軟弱的，但是善良的，是正直的有道義底線的，也是無奈的和妥協的，除傳統文化的閹人性格外，無疑這種性格的複雜性的形成是對應於專政機器殘酷性的。
知識分子的真相——在中國擔當真理和正義的始終是少數英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過「反右」和「文革」兩次大圍剿，知識分子的本相已經喪失，隨後幾十年的物質主義熏陶，尤其是89民主運動的鐵血洗滌，保衛弱者，反抗權威的知識分子的本相幾乎滅絕。那麼，什麼是知識分子的本相呢？
班達曾經給知識分子作過這樣一個著名的定義：「知識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眾、道德高超的哲學家——國王（philosopher-kings），他們構成人類的良心。」根據這一定義，真正的知識分子在任何時候受到真理和正義的感召時，都應敢於斥責腐敗，保衛弱者，反抗權威。有時甘冒被燒死、放逐或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險。（班達《知識分子之背叛》P43）這樣的說法雖然不免有極端之嫌，但是，我以為，這才是知識分子應有的本色，也正是我們這個時代依然應該呼喚的一種特質。[4]林昭、遇洛克以及書中的馮俐雖然極其鮮見，但是這瀕危的存在也算是暗夜中的曦光，好在近些年來我們看到了這種光芒的不斷閃現。
《中國一九五七》的價值態勢——《中國：一九五七》的誕生，是中國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它是知識分子話語權的一次勝出，在某種程度上洗刷了作家群體的恥辱；它也是文學樣式和文本敘述的一次成功嘗試；重要的是它使那段被遮蓋的歷史和被摧毀的人格得以重現，把80年代以來的「反思文學」推到新的高度，「從敘述的語調上來感受這本書，它沒有痛定思痛的呼喊，沒有悲憤、激越的張揚。平靜，內斂，這種敘述品格追求的是真實的還原，彷彿一個親歷者在我們面前，對那段歷史娓娓道來，雖然是在講往事，卻有恍惚其間的現場感。這樣的敘述令人為之動容的地方，當然還是其間對人的關注。小說著力表現的是作為個體生命存在的人的價值是如何被摧毀的。小說表現的不再是一個知識分子蒙難事件，當然也不是國家社會的災難事件，這是《中國一九五七》與許多同題材小說的區別。」[5]
在主人公的苦難歷程中，我們看到的是人的自由喪失、人的基本信念失落後的驚人異化，主人翁如此寫道「這裡的我們早已沒有『人形』了，說的難聽些都變成了一些狗，象狗一樣聽命於人，象狗一樣搖尾乞憐，象狗一樣不知羞恥，還有許許多多的象狗一樣撕咬同類。我們已不是人，是『非人』，反右運動的偉大之處正是將人變成『非人』」[6]
此外，在歷史現場的重現中，作者採取的的四聲部立體交響式的結構，分別由：多種敘述交織的「京畿鞦韆架」（看守所、預審）；日記體的「清水塘大事記」（改造、蛻變—人到非人的不自覺過程）；第一人稱自我流動輻射式的陳述「御花園遙祭」（人到非人的自覺過程）；最具有特色的是第四部分「我樂嶺人物誌」。作者顯然借用史志式的寫法，對人名和場所類似《馬橋詞典》式的條目羅列，靈活多樣地詮釋了複雜的勞改現場（肉體和心靈的全面淪陷和重建記憶的掙扎），使中國的「古拉格群島」初具規模。
這樣一部具有豐富歷史意義和文學價值的作品，在反右50週年的時候是應該被提及和重視的。這也是我不揣愚陋撰寫這篇文章的初衷之一。
註：
1、謝有順：《一九五七年的生與死》（尤鳳偉《中國1957》小說跋一），春風文藝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2、同上。
3、在所有監獄和勞改場所管教都代表政府，犯人的所有洗腦文本中管教和政府是互通的、一體的。
4、 班達《知識分子之背叛》P43頁（郭夢霞：誰擔此罪——讀索爾仁尼琴《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與尤鳳偉《中國1957》）。
5、《南方日報》2001年6月15日。
6、《中國1957》P201頁。
2007年12月上旬於青島咫尺居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