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自立:王千源事件帶給我們的啟示

——議新時期“人民文革” 論

劉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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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8日訊】這種官方人民運動的特徵,其實就是反人民。其表徵,在文革和納粹時期,已經一覽無遺。

王千源是一個象徵,是一個希望,是一個理據!

她的出現,說明很多問題。其中一個重要結論是,在中國,文革還在搞,拳民和紅衛兵後繼有人。這當然是中國的悲哀。這是一個負面的資訊;但是,負負為正,王千源和很多中國青年,雖然未曆文革,卻與中共主導和策劃的海內外挺共遊行,劃清界限,發出獨立自由的聲音。說明了這個正面資訊的存在。於是,如何看待“中國人民”——這個集合名稱,成為重新思索極權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必然。

人民究竟是什麼東西?歷來說法不一。我們在2006年紀念文革四十周年的時候,有所論及。那時,我們的主要依據,來源於哈耶克,阿隆和阿倫特等人的批判理論。他們多涉及納粹時代“人民”定義的內涵。這個內涵的一般性解釋,就是關於所謂“平庸之惡”這個阿倫特主義的提法——我們說,這並不是平庸和傑出的問題,而乃是人民的形成之歷史發生論及延續論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政權開動極權主義宣傳機器,剝奪人民獨立思考的資訊來源,培育一種馴化性格和暴力意志於人民,使得每個人的意志,每個黨的意志(其實只是一個黨),都轉換成所謂“總意志”論——也就是黨的意志和獨裁者的意志——那麼,短則數年,長則幾十年,人民內涵就會變成這樣一種單一內涵:服從和排異——而這就使得人民轉變成為獨裁統治的附屬物——這樣的人民本質,就是排斥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化個人、個性和獨立性為集團和階級抑或民族的政體主義和整體主義。這樣的人民存在,雖然在納粹時代,史達林時代和毛時代表達的政治概念略有不同,但是,其表達方式和表達特徵則同。這就是馬克思作為一個民間批判家時所言,人民的思想,就是統治階級的思想之所謂。無論是希特勒時代大眾歡呼德意志優勝論,史達林時代清洗叛國者,還是毛時代打擊階級敵人,都是以人民為其理據,而宣傳而鼓噪——而這個理據和人民的本意根本無關——中共現在的反西方論,正是這樣性質的“人民運動”。

人民運動,是不是受到時代演進的影響而有所收斂呢?一如法國68年運動的被揚棄;毛主義遊擊隊的式微;卡斯楚和格瓦拉主義成為黑色幽默,等等;回答還是應該比較謹慎。

從歷史上看,極權主義人民運動,即便在發生的時候,也會有不同的勢力和聲音存在。這樣的存在,甚至在德國“國會縱火案”事件中,就已經出現。共產黨人季米特洛夫和台爾曼,就是揭穿這個陰謀的反對之聲。

史達林的清洗,也並不能阻止反對派的存在抑或發聲。這是眾所周知的。這些反對派的代表,出自這樣一些偉大姓名,阿赫瑪托娃,索爾什尼琴,薩哈羅夫等。

在文革中,我們的烈士遇羅克和林昭,也是人民運動的偉大反叛者。

那麼,如何定義人民之所謂極權主義運動的載體和反載體這樣一種重要分野呢?換而言之,人民,在極權主義政權裡,究竟是政府之附庸還是反對之力量呢?這些發問非常重要。

如果對此的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類似阿倫特等人的結論——反之,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種答案,一種希望。抑或,這兩者之間,同樣是一種較力過程。誰勝誰負的問題,其實就是人民倒向何方的問題;而人民導向的軌跡,又和人民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資訊和得出確判直接有關。一個最為簡單的判斷,來自西方的“分裂”的“人民”意志的存在。這個意志分裂,從古而然,從來沒有消失過,卻也從來不曾導致一面倒的專制主義(如,拿破崙時代的法典因素等)。原因十分簡單。所謂和諧者,是眾聲喧嘩之果,單一音符,不可能形成音樂上的和絃——而和諧之意,就是接近音樂上的和絃之意——交響樂之創造和欣賞習慣本身,正好暗示西方政治學中,反對勢力之副部主題的形成與不可或缺。單一旋律的政治頌歌,除去個別少數曲目,基本上是一個奇數(如《拉雷羅舞曲》)。這裡的民主常識就是,多數意志,要保護少數意志。古代希臘之絕對多數民主論,殺死了蘇格拉底;亞理士多德放逐那些精英人物于希臘;到托克維爾,講究保護少數,是為民主之一大進步——王千源是不是少數,還是屬於西方主流,還有爭執;但是,即便她真是一個人的奇數主義,毫無疑問,也是屬於保護之列。但是,中共媒體毫無此見地。他們使用文革多數暴力和暴力穢語,要誅滅昨天之遇羅克和林昭,要誅滅今天之王。我們說,他們的多數,究竟是些什麼貨色呢?以民為本——難道王同學已經掃蕩于民之外,成為“階級敵人”乎?按照民主理念,就是王同學百錯之有,也不應該對其進行納粹式的威脅和恫嚇。所幸,王在美國,有FBI之調查和聯邦法律之保護——如果她在中國,又會出現何種情形呢——她是不是要被五馬分屍,碎屍萬段呢?

這種愚蠢和野蠻,使得中共媒體和中共中人,倒退到野蠻時代和野蠻人之列,難道不是嗎?他們的這種表演,居然還能贏得中國人民之一部分的擁護,難道不是國人之大悲哀嗎?

至於那些並未從中共顯貴那裡撈取任何好處之國人,也要為虎作倀,嗷嗷叫囂,難道不是奴才心結借屍還魂之一種嗎?

而文革陰魂不散,暴力和暴力語言不鋤,就此見得!

也是中共改革,改來改去,一無所是,亦就此見得!

於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定位中國政權下反對派的格局之問題。中共政權下,人民究竟是走向西方式分野了,還是仍然未到其時。我們說,從中共策劃的反對法國,反對西方之海內外示威一事斷定,中國人民還是屬於抑或基本上屬於毛式人民,納粹人民和拳民、紅衛兵這些概念。時機一到,不單你家門口有紅衛兵,整個城市街道和廣場上出現的,還是紅衛兵——這樣一種紅衛兵不死運動,有悖於六四式群體示威的人民運動本身,而且正在大大倒退於六四式的“人民運動”——而六四運動本身,正好是中國黨之分野和人民分野的一個脆弱卻是正面的政治運動。繼承這個運動(含四五運動等)的要件,一個是黨的分裂;一個是人民尊崇了黨內反對派勢力的形成——雖然,這個黨內反對勢力,尚根本稱不上是形成了真正的政治反對勢力,如西方政治傳統中,一慣存在的政治反對勢力。舉出一個例子,日本人在明治維新時期,把其政治家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稱之為日本之“兩大敵國”,也是一例;而中國之鄧,之胡趙,和大隈,板垣尚不可同日而語。他們距離真正之“敵國”(正常的政治反對派),還差一萬里。所以,政治分野的幼稚和民主制衡的不力,造成人民敵國之基本無存。這個事實直接導致“官方人民運動”的繼續發生。

這種官方人民運動的特徵,其實就是反人民。其表徵,在文革和納粹時期,已經一覽無遺。其一,就是人民意志的閹割——導致人民運動“閹像”畢露;如,文革裡,人民各個派別的招致即來,揮之即去,即是——既可以忽然反黨如蒯大富,也可以忽然打倒和關押之——而且,這個人民運動,是在有效管治的政治籠子進行的;是可以釋放,也可以收束的,並無失控之嫌。前此,人民之反日運動,就是如此。

其二,人民不知道他們的主張和宣言,是不是經過各種派系的討論,甚至與反對派爭執而終達成妥協。不知道妥協之道者,為其特點——他們不知道是否可以和王千源這樣一個孩子商量從事,共商國事,容納歧見,而是只要看見其反黨之處,就暴跳如雷,幾幾乎要誅滅其九族或十族。那種被官方慫恿的憤怒,是極其廉價和平庸的;是為“平庸之惡”!?

其三,文革重演和復辟,在中國每日發生,就是因為這種思維和行事作風並未根除。人民最大的樂趣,往往不是努力於獨立之思考,自由之精神,之孤獨,之沉思,而恰恰相反,他們喜歡群體裹挾,群己無界,群體滅己;這就是狼群本性,狼群風格。這個君子不党之反,黨同伐異之正,也成為人民運動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在反西方遊行中,表現突出,肆無忌憚,完全如回文革之鼓噪,之殺戮,之野蠻。

四,王千源事件的另一個表現是,在西方人民分野成為擁中,反華(其實是反共)和中間勢力的時候,中共海內外勢力,並不注重國人人民之分野——他們不知道這樣的分野,是一種民主常態和自由法度使然——他們說,不服從中共,就要天誅地滅——而他們甚至不知道其父輩已經被中共誅滅多少次。

他們也同樣不知道,那些中共統治者之遺老遺少,在歐美國家已經形成中共顯貴血統論的“小中國”勢力(從三藩市到加拿大),以捍衛其攫取的類似王室利益之巨大財富——他們舉著紅旗,開著豪華轎車兜售的“愛國主義”,“愛國賊”主義,實際上是在維護王室紅衛兵的國家+世襲=其利益、之權力和權益。

五,於是,在東西方眾聲喧嘩的、關乎於此的事件發生以後,西方政界始終出現幾種政治立場和政治觀點對立的局面——我們稱之為“奧運悖論何其多!——而中共群眾,又回到一色主義,單調主義和誅滅王千源主義,且借助西方的利益集團之呵護,大行其道,紅旗蔽日。這樣,中國人民和中共人民運動的模式風格和格調,一言蔽之,就是王同學所講,他們又回到文革,甚至回到“人民文革”。

這個觀點又是多麼尖銳,多麼準確,多麼深刻啊!

我們這一年齡段的人們,常常以80,70後之小青年不懂文革為憾;我本人就有和兒女輩說了一籮筐話,也說不服他們之感。卻不想,有王同學這樣一語中的者,出現在他們這些青年中。是為國人之幸,歷史之幸也!

於是,我們重新看看她說了些什麼,說了些如何定位“人民文革”的話,是有意義的,是耐人尋味的。

王千源說,“你看他們都寫了大字報,寫口號標語,又潑糞。這簡直就是文革。最可怕的是,這次是人民文革。

“我覺得中國現在就是需要讓大家聽到不同的政見、不同的聲音。我希望一個國家有更強大的人民,而不是一個強大的政府逼迫人民連話都不敢說。現在有點像秦朝。秦朝當時為什麼滅亡?就是因為暴政。現在我擔心的是,這個暴政既有可能出於政府,也有可能出於人民,這太可怕了。

“現在這種很強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多少年的積怨始終都沒有解決的結果,所有問題積發在一起,現在就成了一鍋粥。感覺好像走到了文革那個時期,但實際上又不是,他們是把自己的憤怒和積怨,單位的,或者家裡的,沒有發洩機會,現在在眾人的掩護下,把自己的憤怒就一起都發洩出來。”(見王千源接受外國媒體採訪)

反對中共,好像是一種偏頗。很多學者不這樣看問題。我們也同意這樣的觀感。但是,支持中共,難道可以不合反對中共為一體兩面嗎?也就是說,我們和他們,世界上的人們,好像應該贊成這樣一種觀點——你可以支持中共,但是,我也可以置疑和不支持之,甚至反對之——你可以反對CNN,BBC,——我為什麼不可以反對中宣部和新華社呢?——你可以遊行與紐約和巴黎,我為什麼不可以遊行於北京和上海反對之呢?你們可以看CCTV於美國,我們為什麼就不可以看CNN AND BBC呢?這些豈有此理之論,憤青們是無法回答的。他們更有強調者,說你們不是“博客”了嗎?我們怎樣博客——那些博客不是早被封鎖了嗎?

於是,一方面,是(居住於)美國紅衛兵,大張旗鼓于西方國家遊行示威,鼓噪嗷嗷,另一方面,是盲人和瞎子之人民,之憤青,之奴隸,在中國遊行反對自由和民主之西方。這事情,是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呢?

最後,我們來談談類似文革之左右兩派式的言論風格和言論內容,以判今天之“人民文革”。

這個議題的基本層面是,在文革中,反對和支持所謂官方的革命和保守派,系出一人之手,這個人,就是毛。毛利用兩派,乃是他本人造就的兩派,達成互鬥和內戰,俟出現舊秩序瓦解,他就打倒劉少奇,組成新政府——一切復舊,返回原點——甚至,毛的新秩序,比起他的老秩序(如八大,結束階級鬥爭等論調),還要反動。於是,文革左右兩派之分野,毫無西方政治分野的那種制衡意義。

現在,左派批判西方資本,如抵制法國家樂福,是不是就是文革式的批判?我們說,大致如此;但是,其中,左派批判西方資本的一些要素,和自由派(真正的自由派)批判西方資本的南桔北梔效應論,似有共性——須要指出的是,他們以為,這個批判,是以回到毛主義即為結局,則完全是是南轅北轍,大錯特錯。至於“假右派”,不糾資本利益驅動的無原則論,同樣也是誤植誤導。

我們的意思是,左右共處的前提,就是共同回到對於西方普世價值的期許和回到類似百年前羅莎.盧森堡等人批判的,資本外部增長論——就是他們一改以往的戰爭主義和擴張主義,施行對於中國等地的資本無序化進程。就是我們屢次重申的,他們利用共黨提供的非人道市場,作業其中,與共產黨官吏結合,一起剝奪勞工權宜,施行他們的資本(無獨立工會)剝削,能源劫掠和環境破壞等。他們的自由貿易和經濟互惠,本質就是枉顧中國人權——施行低人權和無人權經濟主義。面對這樣的西方資本和資本人,左派批判西方價值論,確有這樣的正面性質。但是,這個正面性質,卻不是,也不能以回到毛和閉關鎖國為其道——一如,聽任鄧式改革的開放無原則主義一樣,他只能造成對於中國人權和環境的巨大破壞。

在搞清楚這個前提以後,左派批判方能和右派訴求產生某種統合。

這個統合的可能,在另外一個層面上,就是完全排除類似王千源同學所講的“人民文革”——也就是說,要對過往和時下一切含有文革意味的暴力和愚民論進行甄別和批判——含,對今天的“人民文革”,左派擁毛運動,進行批判。

這也就是我們支援和讚揚王千源的全部理據之所在了。

我們為王千源從“中國人民”中脫穎而出,感到由衷的欣慰;並在此祝福她一切如願,學業功成!

《人與人權》08年5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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