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1979年夏天(33)

林良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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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牢獄中,時間漫漫,我開始認真的回想自己的一生,我想了解自我。接下來這一星期的思索似乎超越我過去反省的總和,有時簡直想過了頭,陷入鑽牛角尖,舉例來說,我想過「死亡」已有數千次了。有一次我提出「人生來自何處?人死走向何方?」的千古謎題,想了許久我發覺老天總愛跟人開玩笑,原來問題的答案只有從躺在棺材中復活的人才會知道,但你可曾見過這樣的人? 真是天機不可洩,老天還是蠻聰明的。我陷入這般地胡思亂想時,我就習慣性地猛敲自己的頭殼……。

  有時我妄想時間會倒流,讓我重新開始。我不會再去做那些悔恨終生的事,我會深愛我的妻子和兒子,組成一個人人羨慕的幸福家庭,這時我眼眶充滿著淚水,心靈自由歡樂,我希望可以永遠這般的夢想下去……。但是時間啊,時間!你為什麼那麼冷酷無情? 那麼可惡,一視同仁地一直往前流,永不回頭?那陣子剛聽到自己的「死期」,我心中立即浮起了「我是誰?」的問題,用英文來說是「Who am I?」絕大多數人只有在碰到重大的挫折才會去想我是誰,我發覺這樣的提問太抽象了,就好像有人不問「現在幾點鐘?」卻問「時間是什麼?」除非是天才,誰能答得出?於是我就用比較具體的提問方式,把「我是誰?」改為「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進一步發現,如果加入「時間」這一向度,問題還可進一步具體化為:「我青少年時是什麼樣的人?」「我婚後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等等一系列的問題。

  人在自我反省的時候,好像很容易陷入上述這般無聊的,或者是散亂的思索。碰到這種情況,我逐漸學會立刻把心拉回現實,我學會不再紊亂無章,也不再情緒化,因為我真的想客觀地搞清楚我這個人。下面就是我近幾天來用心整理出來的暫時性答案。

  那是十八年前,也就是民國五十年的事。我所以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那時恰是如芬腹中懷著小徐雨,她天生體弱多病,懷孕時特別辛苦。那陣子我常擔憂會出狀況,幸好胎兒穩住了。就在那段期間,命中註定的一件事降臨了。我原係在陸軍總部的幕僚單位上班,三年前才從鳳山的軍校畢業被分發到臺北陸軍總部,官階是少尉。有一天,上級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他說:警備總部要從部內抽調一些幹部過去,還說加入警總,身份較特殊,可能升官的機會較多,他問我願不願轉調?當時我考慮到自己在台孑然一身,父母兄姐都因未能即時逃過來而滯留大陸,我既無家世又無背景,只要能有儘快升遷的機會我就優先選擇,我立刻向上級說我想申請轉調。不到半個月,我搖身一變成了警總的人,也就是人們眼中的「情治人員」或「特務」。

  調職後我才發現自己犯了嚴重的錯誤,想回頭都已來不及了。原來這裡的工作性質完全不同,以前只是單純地考量軍事性質的事務,現在竟然要去抓匪諜和政治犯。變化真的超乎自己預料之外,我後來常常在自嘲時稱它為「致命的一調」!

  剛任新職,我渴望積極地有所表現,凡是部內的工作都盡力參與。剛開始,我主要是參加部裡辦的研習會,全部課程都在教我們認識潛在四周的敵人,我們的思想必須從根紮起,鞏固信念。我們要學習敵人所善用的伎倆,知己知彼,才可戰勝敵人。要想方法設法抓住潛伏在地下的匪諜,寧可錯抓百人,不能輕縱一個;對付公然煽動反政府言論的異議人士則有另一套尺寸。因為他們人多勢眾,擅自抓人容易引起公憤,甚至暴動,我們要熟悉群眾運動的特性,亟思分化扼殺、以及可能的善後之道。

  上課之餘,還要參與執行逮捕嫌犯和審訊的任務,我們必須分組進行實地調查、搜集資料並秘密跟蹤監視。審訊都限定於某特定的軍營或牢房,嫌犯就逮後,工作的任務本質上是「整人逼供」,讓他們心驚膽跳地供出罪狀以及同夥,直到他們簽下「自白書」,有了自白書就可名正言順地進行軍法審判,也有理由公然地去抓其他共犯,將他們一網打盡——就像提起一串粽子似的。

  知易行難,尤其是利用暴力整人逼供,更不是人幹的,一方面教訓他們,讓他們「心悅誠服」,以後不敢造次,一方面取得我們所欲知悉的一切。我不用描述牢房中各種的慘叫哀嚎等不愉快的過程。總之,我不習慣幹這種「不上道的勾當」——我私下常用的形容詞。不到半年,我就申請調回原職,卻遭回絕。

  我只能繼續冷酷地執行上級的命令。雖然於公,我大可心安理得,但於私,總不樂於幹跟蹤或刑求的事,我心中常浮起如下的問題:在這個號稱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時代,我憑什麼把「整人」當作任務?那時我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來為自己辯護。剛開始,我像大多數同事一樣,習於自我安慰說:我是偉大領袖的忠僕,領袖的話就是國家前途的指導,依他的話去行事絕對正確無誤的!經歷一年半載的調適期,我壓抑了內在的不安,轉而積極的投入。我知道,想要升官,一定要有所表現,再說我已沒有退路,只能埋頭幹下去。

  如芬體弱多病,即使我們結婚之後,我們只能保持一種相敬如賓,說好聽點,一種柏拉圖式愛情的關係。剛結婚時我還以為她可能不會為徐家生下後代的。在這我想交待一下我和如芬相識的一段往事。如芬本性江,出身良好,自小受到良好的教養,會彈一手好鋼琴,父親是上海一所著名中學的國文教師,據說和徐志摩一樣能寫出優美的白話散文和新詩,和當時的左派文人相交甚篤。獨生女的如芬自小在家中耳濡目染,文學的底子深厚,唸中學時跟洋人鄰居學語文,英文更是呱呱叫。我見過她少女時代的照片,身材修長苗條,黑髮掩映下的鵝蛋臉洋溢著如出水芙蓉般的秀麗氣質,但身體常違和,並帶有輕微的憂鬱症,有人說她少女時簡直就是林黛玉的化身。我後來才知道她患病有著不幸的原因。原來二次大戰末期,她的父母親在上海郊外不幸被埋在路上的日軍地雷炸死,這件事在她脆弱的心靈留下永久的陰影。後來,如芬被她的三伯父,一位著名的抗日將軍收留撫養,大陸變色又輾轉逃到台灣。剛到台灣時,她居住在台中,據說因憂鬱症有一、二年足不出戶,逐漸康復後才去靜宜女子學院完成外文系課程。我認識她時,她隨伯父一家搬到台北,那時她在一所女子中學教書。

  第一次見到如芬是在一次跟遠親拜年的場合,當時只知道要去龍江街江將軍家攀關係。那天我表現得穩重得體,加上我的外形年輕健壯,臉相方正,身高中上,雖說側看有點鷹鉤鼻,眼睛細長,江將軍對我的整體印象還相當滿意。如芬穿著一件紅色棉襖和黑色長褲,身材高纖秀,我立即被她渾身散發出的優雅大方氣質所吸引。長輩介紹時,我倆僅禮貌性的點了點頭,在不到五分鐘的客套寒喧中,她原本略帶蒼白冷漠的臉龐,呈現出微紅和活潑的氣息,我只覺得她潔白的皮膚、她的笑臉、鈴聲般的聲音縈繞著那個洋式大客廳。初次見到如芬,我就深深地喜歡上她了。

  後來,我常去她教書的女子中學外邊偷看她的倩影,曾經假裝不巧碰上她,如芬顯得有些恐慌,幸好還記得我的名字只二個字「徐強」,我們邊走邊聊,還搭巴士送她回家。我們只交往幾次就在長輩的安排下談婚論嫁了。那時我很自卑,我是一無所有,官階又小,只有年輕和健壯的體魄。我一直問自己:如芬看上我什麼呢?她願意委身於我,只能說是老天對我的眷顧啊!我們決定結婚前不久,如芬和我有過一次長談,她娓娓道出自己少女時代的慘痛遭遇。她說父母親驟逝使她在上海幸福的生活突然變色,一直活在白色之夢中的她就像被赤紅的鮮血沁染。戰爭、死亡以及世事無常的偏執印象驅使她走入灰色的憂鬱,常想像蝸牛一樣躲入殼中來逃避現實;有時也想到自殺了卻自己一無是處的殘生。她說自己因久病不能痊癒,打算一輩子不結婚,幾年來許多上門求婚者都被婉拒了,直到認識我這段期間她才逐漸康復,才有信心克服自己的憂鬱,加上年齡已近卅,又想為不幸橫死的父母留下江家的後代,她才又重新考慮婚嫁之事。這時我才知道她的年齡比我大三歲,可是我一點也不在乎,因為她的外表看起來是那麼的年輕,更何況她那淑女般的高雅氣質才是我喜歡她的原因。她說那天見面也很偶然,讓我們在客廳撞見了。我那時笑著跟她說:那是老天的安排呀!她害羞著說:少貧嘴了。每次回憶這段往事,我冰冷的臉不由得出現罕有的笑容。

  幸福總是姍姍來遲,走時卻又瞬即消逝,我的幸福維持得很短暫。在警總幹特務不到一年,我原本還算開朗,廣交朋友的個性逐漸被磨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狐疑,陰沈和寡言,我性情上的轉變,如芬多少感覺到了,她每次都問我上班的情形,我能說真話嗎?我習慣故作輕鬆地哄她,我直覺她也感到某種的不對勁,但那時兒子剛出世,產後身子不太順遂,家中還有近一年請了歐巴桑來幫忙,她那時又把生活的重心轉移到寶貝兒子身上,關心我的事也漸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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