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節明:為什麼專制政權注定禍國殃民?

曾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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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3日訊】「三家村」文字冤獄的唯一倖存者廖沫沙先生,在悼念已故難友時作了一個有名的對子,闋云:「豈有文章傾社稷,從來奸佞覆乾坤」,由於它很符合中國知識分子忠奸政治思維傳統,至今,它在文人知識分子中仍有相當的影響,被一些人交口稱道、奉為治世銘言。

其實,這副對子充其量只對了一半。文章固然不可能顛覆現代自由國家的「社稷」,但不等於不能顛覆專制國家的社稷。古代中國的王朝政權,都是專制帝制政權,即使其統治優容如唐、宋,也只是開明專制;專制政權需要人治的威權來維持,因此無法承受任何挑戰其人治的威權的文章(輿論),否則統治就會動搖,僭主專制政權,如滿清王朝、中共政權,由於政權不合法,更是容不得絲毫異議輿論,因此,該對子前半句「豈有文章顛社稷」是有問題的,至少在這個對子產生的年代,文章時卻是能夠「傾社稷」的。

如果放在中國傳統的王朝社會,後半句「從來奸佞覆乾坤」,相當正確,確實,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幾乎都是被「奸佞」搞垮的:秦朝出了趙高、漢朝出了王莽、董卓、唐朝出了楊國忠、高力士、安祿山……直接消滅南宋、明朝雖然是當時的異族,但在造成宋、明之所以亡於異族之手,奸佞賈似道、溫體仁確實負有重大責任。

對此,有人可能會說:難道皇帝就是好人?皇帝就沒有責任?皇帝當然有責任,而且,皇帝往往是最大的「奸佞」,對於「社稷」的覆亡,皇帝基本上負有主要責任:秦始皇的殘暴和窮奢極欲事實上掏空了秦朝,趙高的弄權禍國,只不過是向正在傾倒的秦王朝踹上了一腳而已;明朝崇禎帝妒賢嫉能、昏暴多疑、死要面子、濫殺臣僚,導致君臣離心、士氣瓦解、文武官僚紛紛投向李自成;清朝事實上的皇帝慈禧太后,禍亂朝綱、目光短淺、乖佞暴虐、剿殺維新變法、又自不量力,扶持義和團邪教向西方八國宣戰,終於搶在自己「駕崩」之前,將滿清元氣、人氣一起耗盡,奄奄待斃……中國曆朝歷代的許多皇帝,不僅是奸佞,而且使窮凶極惡的壞人。

儘管為中國改朝換代的歷史驗證,「從來奸佞覆乾坤」仍然只有一半正確,因為「奸佞」從來顛覆不了自由國家的「乾坤」,迄今為止,沒有哪一個自由國家的政權被本國的奸佞搞垮過。英國「光榮革命」確立了君主立憲體制,英國成為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個實現憲政的自由國家,自「光榮革命」以來,英國「社稷」堅如磐石、國勢蒸蒸日上,成為世界頭號強國達兩百年之久,「光榮革命」三百多年以來,英國再未發生政權傾覆之變故。

美國自立國以來已有兩百三十多年,雖然其中發生了一次南方奴隸主分裂國家的戰亂,但是有驚無險,只亂了四年,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憲政民主的的共和國,美國兩百多年來以不可遏止的驚人力量訇然崛起,把老霸主英國及其他所有國家遠遠地甩在後面。美國,向全人類顯示出自由,這無與倫比的巨大生命力和創造力!兩百多年來,美國政府更迭雖然頻繁,但那是按照規則的有序更迭,隨著政府的更迭,自由、民主、法治不僅穩定、而且日臻成熟;兩百多年,美國國家政權絕大部分時間非常穩定,三權分立的自由體制經受了南北戰爭的考驗,穩如泰山、堅不可摧。

法國在一八七一年以前,國家動亂了九十年,各種革命接連上演、政權走馬燈似地更換,自從梯也爾撲滅巴黎公社共產暴亂、在法國第一次建立三權分立的憲政政權之後,國家頓時復歸太平、海波不揚,革命終於銷聲匿跡,一百三十年來,法蘭西憲政共和國政權只在二戰時被入侵的納粹軍隊顛覆過一次,再也沒有傾覆過。

……

為什麼從來奸佞覆不了自由國家的乾坤?在中國,奸佞為何能夠產生那樣大的破壞力?(中國共產)黨為何不斷的「犯錯誤」、甚至不斷地重複錯誤?

這是因為自由國家國家政權所固有的權力制衡、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等機制,使政權具備自我修錯能力、能夠有效減阻政客個人錯誤行為、犯罪行為對民族、國家、社會的危害,在成熟的自由國家,奸邪之徒即使能夠當選為國家、政府的領導人,也不可能橫行無忌,反而很可能會因其不良行為而遭彈劾下台、甚至遭到法庭審判,至少無法連任。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被迫下台、克林頓因為在性醜聞事件上撒謊,被迫出庭受審、韓國總統盧武鉉因為親共而遭到議會不信任彈劾、差一點翻了船……

專制政權沒有權力制衡、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等機制,政權沒有自我修錯能力、不能有效減阻政客個人錯誤行為、犯罪行為對民族、國家、社會的危害,因此,奸佞、昏庸政客的個人罪惡、錯誤就成為民族、國家、社會的災難,由於權力的專斷,這種災難效應往往會放到最大。在專制政權衰落的時候,這就必然會形成「奸佞覆乾坤」的現象。現在,胡錦濤正瞪著三角眼,不遺餘力地循著「從來奸佞覆乾坤」的軌道奮勇前進。

專制體制不單不能有效減阻政客個人錯誤行為、犯罪行為對民族、國家、社會的危害,而且幾乎總是造成奸佞、昏庸者上台;共產政權,則因為極端專制獨裁,形成了」最壞者當權」的奇特規律。

列寧締造的蘇維埃極權政權,乃是迄今為止最為專制的專制政權種類,這種共產專制政權不僅對民眾實行專斷的政治控制,而且全面奪佔了私人的土地、房產等不動產和一切生產資料,基本上將全民的私有財產剝奪淨盡,這種徹底的掠奪,是之前人類有史以來最殘暴的暴君都做不出的事,正因為全面控制了老百姓的錢票子和飯碗,共產專制體制猶如罩在共產國家國民頭上的天羅地網、密不透風,共產統治者不僅專人民的政,更剝奪了被統治者衣食住行等幾乎一切自由,這種嚴酷的專制統治,是歷史上最暴虐的王朝做不到的事,也是人類有史以來從沒有過的事。

正是在共產國家,這種史無前例的專制國家,產生了西方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反人類獨夫斯大林,屠殺奴役俄國人近三十年、全面赤化中國、魔爪伸向世界八方;在這個史無前例的極權國家,雅戈達、葉若夫、貝利亞等殺人惡魔紛紛得勢、權傾一時,良知者備受屠殺、迫害和壓制,卑鄙無恥的告密小人反而普遍受到提拔重用。

在中國,在毛共極權統治下,「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大大小小「四人幫」式的惡棍勢焰熏天、橫行霸道、殺人如麻;鄧小平雖然一度緩和了專政統治,但他死心塌奉行「四個堅持」,為之不惜製造「六四」大屠殺,殺害成千上萬的愛國民眾,「六四」大屠殺後,一黨專制重新強化、政治控制大大收緊,「六四」後的十多年,成了「文革」以後好人最遭殃、壞人最得志的十多年,因為的鄧小平死不悔改保專制,良知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先後遭廢黜、鬱鬱而終,而上海癟三江賊民、西藏屠夫胡緊套卻先後躥升至權力最高層、鼎持大寶、一手遮天,虐民賣國有恃無恐……可見,在專制體制下,幾乎總是造成壞人得志、壞人當道、壞人掌權。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專制體制的選拔機制是一種逆向淘汰的機制。在現代社會,專制獨裁政權是一種沒有合法性的僭主政權,為了保權,它必然要採取如封鎖過濾信息等諸多手段愚弄人民、遏制社會活力,因此,專制政權的目標和民眾、社會的利益目標往往不相符合、甚至相悖,專制政權要自我維持,就需要大批死心塌地把極少數人(統治集團)利益置於民族、社會、國家利益之上的工具人(如官僚、公務員等等),也就是說,專制政權的維持,需要一個不講良心、不講道德的「幹部隊伍」和愚民大眾。

專制政權在初創階段,可以通過意識形態迷魂藥麻痺許多人的道德、良心(如把拋卻良知做壞事當作「革命覺悟」、把殺人害命當作「與舊制度決裂」),騙取他們為政權行兇、賣命,儘管這些被洗腦的人往往原本不是壞人,甚至是正直單純的人,但是客觀上作惡的效果比之壞人是一樣的,甚至常常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壞人知道自己在做壞事,容易「做賊心虛」,而被洗腦者在作惡時,卻以為自己在做好事,自己的行為是「革命行為」,因而更加狂熱。

專制政權到了中後期,因為意識形態破產,政治迷魂藥失去了效用,專制統治者就幾乎完全靠利益收買,這時候死心塌地為專制政權效犬馬之勞的,基本上都是些見利忘義的卑鄙無恥之徒,沒有了意識形態「正當性」包裝,政權維護者們的邪惡行徑就赤裸裸地顯露出來。

專制政權的的反道德屬性,決定了它天生需要作惡者,而排斥良知行為。在專制政權初期,需要鎮壓和重新洗牌,結果自然是心狠手辣或無知無識、頭腦簡單的狂熱分子受到提拔和重用,如康生、王洪文之流,而良知者因為心慈手軟,往往被斥為「革命立場不堅定」,受到排斥甚至壓制;專制政權中後期,需要腐蝕人心、轉移視線、不擇手段保權,結果必然是江澤民這種圓滑虛偽、毫無理想的貪腐分子和馬屁精上台,必然是胡錦濤這種對內鎮壓「 緊套」、對外獻媚取寵、賣國求榮的酷吏和小人「接班」,而稍有些良知的楊尚昆、喬石、李瑞環等人則遭到排擠,一邊涼快去了。

當年為了保住專制,鄧小平又是屠城、又是「南巡」,以致一九九二年後的「改革」,成了完全堵死政治改革、徹底堵絕民眾參與和民主監督的權貴掠奪分贓運動;這時候的「開放」,成了為了追求經濟的一時發展不惜出賣國家利益的賣國運動。一九九二年以後,中共一味追求GDP高速增長,中共以縱容各級官僚不擇手段先富起來為利誘,以換取其對專制政權的支持,在這種「改革開放」下,「少數人先富起來」和獲取「政績」的最快方式,除了橫暴拆遷外,莫過於賣國「招商引資」,在賣國方面,誰膽子大、誰更無恥,誰就「思想解放」、「與時俱進」、保持了共產黨員的「先進性」……也就獲取了陞遷的「政績」。污吏、酷吏、左吏、「漢奸」、「買辦集團」就這樣應運而生、大行其道。壞人掌權、奸人得勢,是專制國家的必然現象,壞人當權、大行其道,完全是專制體制在特定時代下結出來的毒果。

不擇手段謀取「經濟發展」等「改革開放」新時代的事情,良知者同樣做不來、做不好,面對作為強拆對象的弱勢群體,良知官員狠不下心,結果工程進度受阻,上級勃然大怒,斥之為「沒有魄力」;面對廉價出賣資源、放縱外企污染的合同文本,良知官員簽不了字,結果左右嘻笑嘲諷、上級惱羞成怒,斥之為「思想僵化」、「觀念落伍」,結果很可能就是「不換腦筋就換人」,賢者下、奸者上,形成「劣幣淘汰良幣」的效果。

在專制體制下,為什麼「奸佞」的破壞力那樣大?這是因為專制體制是一種天生缺乏修錯能力的體制。

專制政權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不分,沒有權力制衡,行政權力的最高掌權者,同時又掌握立法、司法的最高權力;在共產國家,立法、司法、行政的最高權力則完全掌握在共產黨黨魁手中,因此,一旦最高領導人堅持犯錯誤或者犯罪,整個國家政權機關無法糾正、無法制止,除非採取政變手段推翻最高領導人,否則就只能跟著最高領導人一同犯錯或犯罪,這樣,最高領導人個人的錯誤或罪行就會變成整個國家的錯誤或罪行,造成禍國殃民的後果。

當年鎮壓法輪功很大程度上是江澤民的個人決定,但是其他多數政治局常委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不敢反對江澤民的決定,於是鎮壓法輪功就成了中共中央的「集體決策」,整個國家無法制止江澤民這個犯罪行為。

胡錦濤政治上向朝鮮學習、以拉薩經驗治國、變本加厲地侵犯人權、把北京奧運會辦成軍管奧運會等等錯誤和罪行,很大程度上是他個人的決定,在抓了陳良宇後,其他多數政治局常委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不敢反對胡錦濤的決定,於是胡錦濤的倒退決策就成了中共中央的「集體決策」,整個國家無法制止胡錦濤的犯罪行為。

江澤民、胡錦濤在經濟上都繼承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制定的權貴私有化賣國保專制路線,因此,中共國無法制止「漢奸」、「買辦集團」的破壞行為,無法扭轉十六年來經濟殖民化愈演愈烈惡化趨勢。

再則,專制政權是一種奴役性的政權,帶有與民為敵的性質,這樣的政權缺乏合法性,因此必須借助言論控制手段以假造「合法性」——或者將被統治者洗腦成迷信統治者的政治白痴(如朝鮮民眾和毛共時期的「紅衛兵」)、或者偽造出如「百分之百支持率」等虛假民意,否則,政權非法性就會暴露無遺,統治集團將權威掃地,政權難以維持。因此,專制政權必然實行思想言論檢查制度,不同程度地剝奪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

專制政權必然箝制言論自由還在於:許多專制政權,如秦朝、滿清等,在建政時罪行累累、殺人如麻;幾乎所有的共產政權在建政前後無不大規模地殺人放火、劫財害命……為了掩蓋累累罪行,專制政權創立當然要「焚書坑儒」、要大興「文字獄」、要銷毀檔案、編撰偽史……共產政權的思想言論箝制法術,則在秦朝、滿清等專制政權言論控制手段上「大躍進」,倒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不僅要管死世俗民眾的言論思想,連和尚、尼姑、喇嘛這些「出家人」以及基督教會神父、牧師的思想都要統統管起來……中共國胡主席上台以後,大力裝修言論控制鐵幕,為了構建類朝鮮的「和諧」社會,不惜以「萬乘之尊」扮演達賴、班禪的角色,親自領導西藏喇嘛,對僧侶大搞「愛國主義」教育; 紅色輔導員出身的胡主席,以豐富的輔導經驗,對出家人反覆耐心進行「心理輔導」——揭批「達賴反動叛國集團」搞人人過關、個個表態、「不留死角」……「焚書坑儒」的秦嬴政、搞文字獄搞得最起勁的乾隆帝,若地獄之中有知,當自嘆弗如,對緊套同志的「新思維」撫掌稱奇。

然而,愚民的體制是一把雙刃劍,在愚弄民眾的同時,也矇蔽了自己。專制政權大搞信息封鎖過濾、把新聞媒體改造成自己的喉舌,這固然有利於愚弄民眾、偽造民意,但因為媒體監督功能的喪失,包括政權統治效果反饋在內的社會反饋機制變得遲鈍、殘缺、甚至癱瘓。胡錦濤等人現在專制大權在握,因為可以肆意壓制欺瞞哄騙老百姓而洋洋自得、不可一世,殊不知,隨著對新聞、出版領域變本加厲地「緊套」,統治集團施政效果的真實反饋也越來越不可得:廣大媒體幾乎無一例外就是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主旋律」,胡主席急欲瞭解的統治薄弱環節、」保先」、「構建和諧社會」的收效等等事關黨國存亡的真實信息,基本上都因為不符合「主旋律」,而統統被「和諧」掉了,他們聽到的不是一片溢美之詞,就是小罵大捧的曲線馬屁,於是乎,黨國的政治局常委們,一個個都是不同程度的失明者(包括選擇性失明)、聾子,總覺得「主流是好的」、「形勢大好」、「越來越好」,時時處於受矇蔽的晚期癌症患者剛打了嗎啡針後的那種快活當中。

有人認為,胡錦濤等人可以通過黨國特情機構掌握社會的一切真實情況,同樣可以明察秋毫。這是大錯,國安、國保以及黨委、政府裡的秘密調查部門固然可以秘密向上級提供情報、信息,但是這些特情體系卻遠遠無法象公開的社會媒體一樣實現信息的大規模傳遞和交流:特情系統既遠沒有足夠的

人力和物力取代媒體的功用,也因為其保密性質,永遠不可能像公開的社會媒體那樣採取規模化運作,沒有一個國家會蠢到去組織一個與該國記者隊伍同樣龐大的特務隊伍、去組織一個比該國所有媒體加起來還大規模的特務組織;因此,一個國家的特情系統僅僅適合作專項的秘密調查,而遠遠無法象社會媒體那樣全面大量地反饋社會信息。即使世界上手段最先進、信息最靈通的特情機構–美國中情局,也無法取代《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

再說,任何一個國家的特情系統都是該國最黑的黑箱子,在專制國家,誰能夠監督特情系統呢?特情系統為了媚上取寵,就不會造假?因此,完全依賴特情系統獲取社會真實情況是靠不住的。

有人認為,胡錦濤等人可以通過記者寫內參掌握社會的一切真實情況。這是外行的看法。知名度是記者的第二生命,很難讓一個記者長期有熱情去做既要冒風險、又出不了名的吃力不討好的「內參」采寫工作,除非給予高昂的獎勵;而為了調動記者寫內參而花大錢,卻是媒體不願承擔的負擔,特別是媒體運營市場化、國家不再包養媒體的今天;因為媒體的經濟效益取決於公開的署名文章、報導的出彩程度,與內參無關,寫內參反倒是媒體實現經濟效益的障礙和額外負擔。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也很難調撥資金發動廣大記者寫內參,一則成本太高,二則因為與媒體的功能和自我目標相牴觸而無法實施。所以,在共產國家媒體中,負責寫內參的永遠只是少數記者,而媒體的信息吞吐量巨大,統治者不可能指望這少數記者呈交的一疊內參,能夠實現媒體巨大的社會功能。

專制統治者更不可能依靠下級官僚獲取社會真實信息。因為在專制體制下,各級官僚由上級任命,其仕途取決於上級的滿意程度,與民意無關,因此各級官僚普遍都只對自己的上級負責,對民眾、對社會不負責任,至少首先討好上級,而把民眾、社會的利益後置。專制政權的各級官僚,必然為了一己之私普遍逢迎、討好上級;又因為沒有輿論監督和權力制衡,各級官僚為了逢迎、討好上級而普遍敢於弄虛作假,結果就形成「一級騙一級」的現象。

一九八九年之後的中共國,意識形態破產,不斷加強的一黨專制使整個國家政權機制徹底喪失了修錯能力,如今的中共國官場,欺下瞞上普遍成風:說假話、造假數字、搞假政績早呈常態,以致有話說「數字出官,官出數字」,良知者下、奸佞者上,以至於今日「官政皆賊民」、中央盡「緊套」,從江時代的貪官污吏到胡時代的貪官酷吏,逆向淘汰愈演愈烈。

胡錦濤等首惡分子,如何能從這些奸賊佞臣酷吏馬屁精們的口中獲知黨國的真實情況?

誠所謂「害人終害己」,專制制度,既愚弄了老百姓,最終也會愚弄統治者,胡錦濤等專制統治者,因為失明失聰而一味「緊套」;接下來,因為一味「緊套」而更加失聰失明了,如此惡性循環。

專制政權因為一再禍國殃民,遲早人心喪盡,成為千夫所指、萬眾唾罵、人人幾乎人人巴望其速死的孽障;由於人心喪盡、民怨沸騰,專制政權末期,越來越需要鎮壓維持和利益驅動,維持政權的成本越來來越高,為了維持政權,統治集團必然更加橫徵暴斂、更加禍國殃民,這反過來又會進一步激化矛盾、加重危機,如此惡性循環…最終政權必然因為經濟危機、社會危機的爆發而徹底覆滅。

共產專制政權更由於徹底消滅了體制外一切獨立社會單位,一旦危機來臨,政權以外沒有力量能夠幫助他,反而會引發牆倒眾人推的效應,這就是貌似堅不可摧共產權力金字塔為何會在瞬間徹底崩潰的原因。

頑固信奉共產專制的獨裁者胡錦濤等人,自以為只要「防微杜漸」、滴水不漏的鎮壓一切「不和諧」的苗頭,就可以東方不敗,殊不知:滴水不漏的鎮壓,如何能夠阻止政權自身的肌體部件因為腐敗而一塊塊壞死?民窮國弊之際,如何維持一整套愈來愈貪婪、愈來愈高耗的政權鎮壓機器呢?

──轉自《自由聖火》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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