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9日訊】（大紀元記者吳雪兒香港報導）第二十九屆奧運會隨著閉幕禮於8月24日結束，中共為舉辦今次奧運不惜花掉420億美元（超過3,278.6億港元），務求辦一個「最好」的奧運。對於某些人來說，成功辦奧運，會令中共政權加分，幫助挽救它脫離解體危機。不過，台灣中山大學企管系副教授楊碩英卻不以為然，他說：「北京奧運辦得越風光，中共就越早垮台！」
楊碩英教授認為：「因為整體需要平衡，北京不辦奧運也不行，因為要繼續維持它的政權，它要讓人覺得共產主義一樣代表先進的。花那麼多錢是要換得一些百姓的認同，它的目標就是轉移百姓的注意力，要以中國人為傲，不去注意它的缺點！中共在操弄民族主義。」
楊碩英指出，中共不但花了很多錢在奧運上，而且過程中得罪了很多百姓，如拆遷問題，奧運期間強迫民工、外省和海外學生等搬出北京，把訪民趕出北京，甚至高污染的行業要停工，很多行業不准做生意。
楊碩英說：「它在交換，讓百姓願意為中國的光榮去犧牲一點。拿了近50面金牌，是強國。中華民族被壓得那麼久，現在揚眉吐氣了！這是中共打的算盤。但從系統觀來看，還是三大塊：社會、政治、經濟，還有就是長期、短期、國際和本土的影響。」
長期問題壓倒短期效果
對已故一代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註一）的管理理念和系統思考均有研究的楊碩英說，眼看很多共產國家都倒了，中共想要活下去，它的危機感比誰都強，要在短時間內讓人覺得共產黨好，所以要推行經濟改革，這次中共辦奧運也是，目的是在短期內讓人們只看到以辦奧運為傲。但長期會出現政治、社會問題，如果這些長期問題沒有辦法解決，就會把辦奧運製造的短期效果也壓下來。
楊碩英還用線性和非線性思維（註二）去分析今天的中國社會形勢：系統思考的非線性思維是重視整體的，是研究變化曲線的；只有很少人用非線性思維。所以局部思考、線性思維就是看到一條線是往上。線性思維只看中共舉辦奧運的外表風光，就覺得中共形勢好，而非線性思維會把中共在舉辦奧運過程中在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所引起的連鎖反應一起分析。
他說：「中共在辦奧運過程中，耗費的民脂民膏，嚴重侵犯人權的情況，因為專制手段如嚴控進入大陸的簽證，轉過來因為缺少遊客影響當地的生意等等因素，這一切因奧運而引起的負面因素，將加大中共垮台之勢。」
他舉例說，如果一家飛機公司，把票價壓低，顧客就會增加，賺了錢就買飛機，班次多了就更吸引人，賺了更多的錢就買更多的飛機，如此就快速成長。但若買回來的飛機平均每架大概需要增加55個額外的人手去維持，所以如果成長很快生意雖然會很好，但機上服務人員和飛機維修人員的培訓需要時間，如果這些人員的質與量培養不及，業務越成長，這些人員的工作負荷就會越重，離職率就會增高，從而使得服務和維修的品質下降，公司就容易很快的垮掉。
楊碩英進一步指出：「同樣地，中國經濟方面雖然快速成長起來，但是政治和社會方面的改革沒有同步進行，到後來經濟越成長，就像一個鼎的3隻腳，另外兩隻腳不夠長，就會很快倒掉。用非線性思維的分析和杜拉克的分析都得到同樣的結果，就是中共最後就是要垮的，絕對沒有辦法避免！」
以道德勇氣擺脫制衡邪惡
楊碩英還在專訪中，對中共政權進行了一系列的分析：中共政權以「怕」為控制的重要元素，而垮台的「勢」已經在中國形成，當人民以道德勇氣，擺脫「怕」的精神枷鎖時，極權政權的崩潰瓦解將會是瞬間的事情。
在《經濟人末日》一書中，作者杜拉克分析法西斯和納粹為何會發生在德國和意大利。楊碩英說：「用我的理解：它不會發生在美國、英國、法國，因為這幾個國家都是比較成熟的社會。成熟社會裏的公民基本上是積極的參與，所以人也比較具有道德勇氣，對於不好的事情，整個社會，包括媒體都會站出來制裁的，指出一個獨裁不對的地方。但當時的德國、意大利的社會，還沒有英、美、法那麼成熟。」
要抵抗極權主義的政權、政黨，楊碩英認為，公民社會、媒體力量、立法機構的道德勇氣，要結合起來才行。
中國還比較落後，而且還有貧窮問題，楊碩英認為，因為這樣，所以中國更可以被共產主義所利用：「如果一個社會很清醒（conscious）的話，它就有道德勇氣，如果整個社會有道德勇氣的話，就不允許邪惡政黨來玩弄民族主義，來操縱。例如共產黨說，讓窮人翻身，這個在成熟的社會，窮人不會被操弄，因為如果說要把地主富有的人抓起來殺了，這是不道德的，可是在中國社會就可以被操弄，它用恐怖手段，……反觀台灣，如果有一些領袖想要做不好的事的話，整個社會會不斷地抗爭。」
不過，楊碩英指出，社會抗爭，需要很多人出來才行：「在中國大陸，一般的人會害怕。如果明哲保身的人多了，邪惡的獨裁（政權）就會得逞。」
談到現在國際社會對中共的態度，楊碩英提到了系統思考，就是人們只看某一面的體現，而忽略了整體環環相扣的不同。因中國大陸現在經濟這個部份起來，確實是比以前富起來，但是富了起來都沒有用，中共有一個說法是要先讓一小部份的人富起來。古語有道：「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思就是不怕窮，最怕不平均。
不公平源於政治未改革
楊碩英說：「不平均引起的問題就是不公平。在中國大陸最主要是它不公平，不公平不只是經濟上的不公平，背後的原因是法律的不公平，法律的不公平背後是政治的不合理，所以源頭是在政治上面。中共就是不肯（政治）改革，……（改革）必須是系統的、整體的、全面的，你不能只改革開放經濟，必須有社會、政治的改革。大陸有一個民運人士說過，共產黨如果不改革開放，等死；共產黨如果改革開放，找死。因為它的系統太壞了，它一定會解體，它跟蘇聯、東德、捷克是一樣的。」
楊碩英說：「杜拉克在《經濟人的末日》也曾經分析過，在極權主義政權如納粹黨、共產黨、法西斯黨內的文化中，即使領袖想『從良』都沒有用，因為它的鬥爭文化，別人就會鬥爭他。現在胡錦濤想改革也是不可能的，它們（黨與黨魁）相互利用就可以。《九評共產黨》有一評就講共產黨和江澤民相互利用。這個黨的本質就是很邪惡，黨性決定了在共產黨的體制內，需要不斷鬥爭才能維持下去。」
黨員欲改良最終均不得志
楊碩英說，在中共統治的歷史中，出現過劉少奇、胡耀邦和趙紫陽，這些黨員都希望把共產黨體制進行改良，結果制度沒有改好，他們最後不是沒有好下場，就是鬱鬱而終。
有一部份的意見認為，只要中產階級的一群多起來，將迫使共產黨改變。楊碩英說，問題在於中國現在沒有中產階級，因為政治上沒有改革，中國的有錢階級實際上是與中共有關的特權階級。因為制度不公平，這個階級壟斷了財富和權利。他們是受益者，根本不想有任何改變。
要迫共黨改變，楊碩英說還需要其它條件：「一個法治、民主的社會，光有自由還不行。」他以香港為例：「香港很自由，但香港不民主，因為香港特首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民主就是一個平衡，在這種制度下，如果民眾不喜歡某個領導人，如台灣人不喜歡陳水扁，民進黨就選不上去，如果馬英九以後做不好，民主很容易改變這個平衡。在中國國內沒有這種平衡的機制。……單是中產階級是不夠的，必須要有道德勇氣的社會。當年德國也有中產階級，因為它是沒有道德勇氣的社會，所以使得納粹會起來。」
天災暴露極權政權的惡劣
進入2008年，中國接連遇到多次罕見的天災，楊碩英認為，天災正暴露出極權政權的「惡劣」：「每個地方都有天災，美國有洪水，日本有地震，關鍵是政府處理天災的態度。看中共處理天災的態度，為什麼72小時黃金時間不讓外國人進去（四川地震災區）幫忙救援？為什麼它有豆腐渣工程？它還不准人家討論，還封鎖消息，中共黨的中宣部要劃一條紅線，「這些處理態度太惡劣吧！」
楊碩英說，中共碰到災難，處理態度沒辦法改變，因為共產黨的文化已經根植在那些領導人的思想中，所以官員在處理災難時，一定用不好的方式來處理：「天災發生本來是不好，可是因為共產黨處理的態度不對，所以引起人的不滿。這種不滿的心理被另一個東西壓著，就是大家還是害怕。在任何極權主義的社會，要嘛不垮，要垮一定很快，因為怕，所以大家都等著。」
可樂廣告能讓中共政權垮
共產黨和其它極權主義最重要的一個控制就是控制媒體，所以蘇聯垮台時，基本兩個因素：一是人民開始有示威，二是資訊從外面來，「杜拉克曾經說過一句話：可口可樂就可以把中共打垮。因為中共騙人嘛，說自由社會如何不好，但可口可樂廣告讓人看到西方國家的生活很好，跳舞的音樂多好聽！謊言被捅破，接著很多資訊就出來，資訊出來，人民意識會清楚，他就有權利意識，慢慢他也要維權。前一陣子的貴州事件，百姓的意識會慢慢起來，1萬多人把警車都推倒，把公安大樓圍起來，當設身利益被刺到很嚴重的時候，人多勢眾，怕心就會少一點」。
今年開始中國百姓到台灣參觀，楊碩英認為，最重要讓大陸遊客知道退出中國共產黨及其附屬組織的人數，原來已經4千多萬人退黨，聽的人回去跟人講，原來是真的，原來有這麼多人不怕共產黨，民眾的怕心又減少了一點。
楊碩英提到羅馬尼亞共產黨政權在3天內垮台了：「以前那個羅馬尼亞的總統西奧賽古（港譯壽西斯古）多麼強大，人人都討厭他。到後來在群眾廣場中，有人喊打倒西奧賽古，然後大家都喊打倒西奧賽古，結果西奧賽古下令國防部長把喊的人抓起來，國防部長抗命，西奧賽古下令要把國防部長殺掉，軍人就抗命，因為國防部長人很好，越來越多人抗命，結果3天內西奧賽古被殺。」
曾經有內部消息指中共內部現在很亂，只有一部份既得利益者在維持，能維持一天是一天。有人說，中共倒台可能會像東德一樣，人算不如天算，天要它倒即時就倒。楊碩英也表示認同，他舉了東德解體的例子說：「東德百姓很矛盾，東德是共產國家中最富有的，東德的產品也是共產國家中最好的，蘇聯還有專門賣東德產品的百貨公司，所以東德百姓一方面也很滿意，因為比起其它共產國家好，國家在體育方面表現也比較好。在另外一方面，百姓也知道這個社會不好，他們直接看得到西德比較好……。沒有想到，最後，柏林圍牆倒的是非常偶然的一件事，是因為東德的第二號頭目，在召開記者會時，有一位意大利記者問他柏林圍牆什麼時候開放？他就說，馬上開放，其實他的意思是待討論以後再決定。沒想到記者把『馬上』聽成『即時』，西方媒體都把新聞發出去，柏林圍牆衛兵聽到新聞，自己就先跑過去了，幾萬人也就跟著跑過去。很多東德的共產黨官員自己也跑過去了！」
天意如蝴蝶效應的蝴蝶
楊碩英還提到蝴蝶效應，他說：「蝴蝶效應（的重點）在於勢，中國人說『勢成之』……。現在大家都不滿（中共政權），這就是『勢』，什麼事件引爆，我們不曉得。蝴蝶什麼時候在那邊動翅膀，不曉得，可是那個勢已經有了，蝴蝶動一下就會有颱風。」
楊碩英提到1992年洛杉機發生大暴動，事源一位黑人在高速公路上被4位白人警察毆打，被人用錄像機拍下來，後來電視上放出來了，結果這4位白人警察被審判，陪審團團員都是白人，審判結果是4位白人警察無罪，當庭釋放，結果引發了大暴動。
楊碩英指出，美國有很多地方都發生過這種不平等的事情，卻沒有發生暴動，洛杉機暴動主要原因是美蘇限武談判造成的。因為美蘇武器競賽，製造出了可以毀滅地球幾百次的武器。後來限武談判時，開始大量裁減武器，製造武器的訂單大幅下滑，而武器工業是加州第二大產業，主要位於洛杉機南部至聖地牙哥北部。訂單減少，生意就少了，生意少一定要裁員，結果很多黑人被裁掉，他們因此非常不滿。
另外，一些人也一定要減薪，減薪後會減少消費，吃東西會吃比較省錢的，衣服也少買，整個社會的經濟和商業活動都減少。減少後，餐廳、服裝店也要裁員。那段時間很多黑人被裁員，有人轉業開小店。很多黑人區的百貨店，是韓國人開的，因為黑人區的房價特別便宜，台灣人、香港人不敢去黑人區。所以洛杉機大暴動，主要是黑人和韓國人互相廝殺。
楊碩英說，就是因為美蘇限武談判，造成經濟的巨大影響，這是造成暴動的「勢」已經形成了，這才是真正的原因；這時正好發生洛杉機有黑人被白人警察打，這就是製造了風暴的「蝴蝶」。
退黨潮 「中共怕死了」
楊碩英續說：「今天的中共，那個（垮台的）『勢』已經在不斷的蘊釀，全世界的共產黨都垮了。……現在已經有超過4千萬的中國人民退出中共，這底下的蘊釀讓中共怕死了！」
以大紀元作為平台的退黨活動，被稱為一場精神的覺醒運動，楊碩英說：「退黨最核心的價值是了解真相，他（黨、團、隊員）一定是了解了真相才退黨（退團、退隊）。中共捏造了很多的東西，使很多人認為中共是偉、光、正，只要碰到什麼好的事情，中共都把功勞歸到自己身上，而且確實使很多人相信。真相能把偉、光、正的面具拆掉，令人們知道它是假、惡、暴……我看退黨就是那個「勢」，這個「勢」是慢慢形成的，中共知道大紀元的退黨數字很正確，中共真的怕得不得了！它不是用過保先運動（抗衡退黨潮）嗎？保先運動現在已經沒有了。所以基本上是一種心理問題，大家也知道，中共也知道，現在不是有很多官員也外逃了？！」
「中共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辦奧運？它就是想把自己撐起來。」楊碩英說：「杜拉克說過，中國會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也會發生嚴重的社會動亂，這些事都會來得非常突然。就像蘇聯解體前一樣，所有用害怕來控制社會的極權主義政權，它的解體一定是很突然的，因為那是社會心理因素，心理因素一突破，很快就解體了。」
極權垮台將非常突然
楊碩英提到一本書，《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是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一位專門研究蘇聯解體的教授Mark R. Beissinger寫的，由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在2002年出版。書的第一章就叫做《From the impossible to the inevitable》，意思就是，一般的人包括很多專家，當時認為蘇聯不可能會解體的，「impossible」；等到蘇聯解體了，就說這是避免不了的，「inevitable」。「所以像蝴蝶效應，突然爆發的，一定是這樣子的，系統思考者就看背後的『勢』，但很多人就只看表面的現象。所以用『怕』統治的極權主義政權不垮則已，一垮一定非常突然」。
楊碩英續說：「和蘇聯解體一樣，有很多百姓開始示威抗議，怕心變少了。目前，美國之音和希望之聲等廣播電台開始播真相，真相是中共最怕的，這就是為什麼中共要想盡辦法干擾新唐人電視台的衛星轉播。」
有人會覺得好像中共一直很強勢，讓人有一種無力感，感到無論做什麼都改變不了中共的統治，但楊碩英並不這樣看。他說：「蝴蝶在一個地方拍翅膀，引起了小的氣流，接著很長時間都看似風平浪靜，但後來氣流會越滾越大而變成了大暴風。假如一個大暴風形成要30天，前面的25天都看似風平浪靜，我們在最後5天才能觀察到熱帶性低氣壓，以及暴風的形成……。像中共，那個垮台的『勢』已經慢慢形成，有少數人如杜拉克這樣的大師會看到這個『勢』已經出來了，就能夠斷言後來中共會突然解體。」
大部份人都是用線性思維
楊碩英說，大部份人都是用線性思維，只有很少人用非線性思維。線性思維就是看到一條線是往上，就認為以後的線也都是往上走。有人會覺得現在中共經濟很強，以後經濟一定更強。但用非線性思維去看，經濟這一方面雖然上去了，但是政治和社會的因素都還沒能配合好，經濟就會下來，所以是一個非常理性的巨觀（Macro view）。
他說：「所以我們看得很清楚，中共一定會垮，它經濟越往上衝，它垮得越快！所以線性思維和非線性思維的結果正好相反。如同上面的那個航空公司的例子，越成長就垮得越快。」
最後，楊碩英談到，「Totalitarianism」被翻譯為「極權主義」，更妥切的翻譯應該是「全面控制主義」，因為「Total」是全部的意思，極權政權控制人一定要控制人的耳目，控制資訊，包括造假，為了不讓人知道真相，它就要控制媒體，控制不了媒體就會失去政權：「如果不能控制資訊，它就完蛋，因為在控制下才能操弄資訊。」
中共是「全面控制主義」
過去的國民政府只是威權主義，因為它有開放一些媒體，而中共的「全面控制主義」，媒體開放一點都不行，只要失去一點點控制，只要開一個口，它就會失控，它就不能掩人耳目，人們知道了真相，它就喪失了控制權，它就要垮。而且中共還控制思想，要改造你的思想，灌輸黨文化，這個連蘇聯都沒有做到。「所以中共最邪惡！」
在《經濟人末日》中，杜拉克認為極權主義政黨是不可能改過遷善的，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是不可能改善的。楊碩英說：「極權國家要變，除非是像當年戈爾巴喬夫一樣，一刀切。而現在比較特別的做法，就是像大紀元這樣：叫人退黨，這是最好的方法。」
註釋
（一）杜拉克曾經成功預言納粹黨最終會大屠殺猶太人。
（二）美國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學院的佛睿斯特（Jay Forrester）教授發展出一種非線性思維的系統動力學（System Dynamics），研究政策在環環相扣的因果回饋環路互動下所產生各種動態複雜的變化現象，以研判政策長期整體的有效性。他在1970年代初期曾以系統動力學電腦模擬方式建立「世界模型」（World Model），模擬出人類各種活動將導致全球生態環境及社會經濟的各種動態複雜變化現象。他的學生們隨後將「世界模型」改寫成70年代轟動一時的「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這是首次以嚴謹的科學方法對全球生態環境所做的研究及警告，可惜未受到各國決策者們的重視。佛睿斯特看世界的方式屬於一種非線性思維（Non-Linear Thinking），他發現整個系統裏面的組成份子間自然的會互相關聯，某個地方動了一下，其它地方必然也會跟著連動，然後又會回過頭來相互影響，而產生各種非線性的變化。佛睿斯特指出這類非線性的變化常是反直覺的（Counter-Intuitive），也就是和人們一般的線性思維（Linear Thinking）結果相違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