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8日訊】四、民族/國家主義的路線及中共的反動
中共的反民族主義本質國共兩黨互相利用的聯合最初建立在一致反對帝國主義的基礎上，直到孫中山臨終，那份著名的遺囑中所叨念的「革命尚未成功」，仍在強調要廢除列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期望中國在國際上獲得平等待遇。從鴉片戰爭延續下來的排外情緒一直在持續加劇，至1925年到1927年之間，國民革命中指向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怒潮空前高漲，極端的反洋行動最終導致了國共分裂。這些極端的反洋行動有一部份仍沿襲義和團方式，如1927年3月在南京攻擊外國居民與使館人員，招致英美炮艦的還擊。但在聯俄容共的形勢下，反帝的總方向已受到蘇俄的控制，且由鮑羅廷等派到中國的顧問直接指揮：它屬於國際反帝國主義革命在中國的部署，是為對抗和圍剿資本主義世界而在中國開闢新戰場的一個策略。其中心目的當然不是建設民國，促進國民經濟的繁榮，而是發動工人在城市暴動，通過武裝奪權建立中國的蘇維埃政權。不幸此類盲動更受到莫斯科兩個司令部——斯大林和第三國際——互相衝突的影響，以致在中共黨內引起忽左忽右的路線分歧和接二連三的權力更換，幾乎所有的暴動——從南昌暴動到秋收暴動——很快都以失敗告終。這種另類洋人主導的反洋活動愈演愈烈，兩黨在持續的奪權鬥爭中最終釀成國家民族的大分裂。毛澤東對中共在中國領導的這一場革命表述得很清楚，它遠遠超出了國家民族利益的範圍，已成為「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份，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份」，它從屬於斯大林偉大的戰略，它「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一道橋樑，建立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因此，毛澤東號召「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將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結合起來」，這個愛國主義始終都從屬於以蘇聯為中心的國際主義。 14在中共四中全會的檔中，則更加明確地提出：「對共產國際路線百分之百的忠實這個口號，是使黨更加布爾塞維克化和蘇維埃革命更加勝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證」。
也正是在這一分裂國家和民族的路線指導下，中共於1931年在贛閩邊區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當時公佈的「憲法大綱」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立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軍戰士及一切勞苦民眾」，「軍閥、官僚、地主、豪紳、僧侶……是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的」。直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仍然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兩相對比，中共政權反民族/國家主義的本質及其對中國人的國民身份之剝奪，自始至終都未改變。從該憲法的民族政策更可看出，今日中國境內民族分裂主義傾向的始作俑者實為中共。如其中這一條款：「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由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中國區域內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中共為甚麼如此堅決地支持各民族獨立呢？因為不管他們獨立到甚麼地步，對中國蘇維埃和中共期望出現的蒙古、回、藏蘇維埃來說，「蘇聯是客觀存在的鞏固聯盟」。喬巴山領導的外蒙古獨立便是在促使中國各民族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革命路線指導下由蘇聯一手策劃的。對此分裂中國領土之舉，中共立即發表聲明全力支持，而且站在蘇聯的立場上指責國民政府說：「最無恥地，到現在國民黨政府還不承認外蒙古是獨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國，而把外蒙古看成中華民國的附庸。」 15 回顧這一分裂國家領土的史實，不知今日的海內外愛國人士覺得到底誰「最無恥」？
國民政府的民族主義外交路線 與中共的國際主義反帝路線形成明顯的對比，中國政府——從北洋政府到南京的國民政府——則忍辱負重，一直堅持通過民族主義的外交路線儘可能維護國家主權。比如在1921 年的華盛頓九國會議上，中國代表在美國支持下就爭得了不少國家利益，迫使日本放棄對山東的佔領，但顧維鈞所提「關稅自主」案仍為各國所拒。海關主權是國家主權重要組成部份，自鴉片戰爭後，中國的海關行政管理權、關稅自主權和稅款支配權喪失殆盡。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次年即宣告關稅自主，並公佈國定《進口稅暫行條例》。經過拉鋸戰的談判，國民政府先後與各國達成協議，最終爭得關稅自主權。此後關稅收入大大增加，正是靠這筆重要的財源，南京政府支付軍費開支，初步發展了教育、文化、交通、廠礦等事業，對中國早期現代化因素的積累起到了積極作用。
在西方壓迫下的現代化進程中，外國的建議、輔助和控制既有推動中國建立制度，改善管理的一面，也有限制中國獨立發展的一面。明清兩朝長期海禁，在清政府與他國未建立正式外交和貿易關係的情況下，並未設立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既不存在海關總署那樣的機構，也無所謂關稅主權。從某種程度上說，正因為中國到後來處於被剝奪主權的狀況，海關主權意識才逐漸從中覺悟和樹立起來。天下主義的領土觀是一個大而化之的概念，它重中心而輕周邊，只是在列強逼迫下接二連三向外國割地劃界，中國政府的領土意識才逐漸強化起來。在弱與強的對抗中，弱國是在抗拒強國壓迫的過程中強壯起來的，它被迫地通過「他者」來定位自我。中國的民族/國家主義焦慮就是力圖擺脫這一尷尬處境的焦慮。
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曾就赫德領導下的中國海關如是說：「我們英國人尤其關心它（海關的外國監理）能運作良好，這不僅是因為它能規範貿易，而且因為它是把進步引入中國的一個通道。事實上，中國對此一無所知，因而也沒有引起它的猜疑。最後，如果我不是大錯特錯的話，還應千方百計、未雨綢繆地防止中國建成一支艦隊或一支軍隊。」 16威妥瑪這一席英國對華政策的談話露骨地表達了列強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所設的限制，也透露了國民黨建軍之初未能從英美等國求得援助的原因。蘇俄的及時援助在當時可謂雪中送炭，但蘇俄幫國民黨建軍並非為中國真正的獨立自主著想，其目的是要把中國拉入蘇共的反帝陣線。只是在國共分裂後，蔣介石擺脫了太上皇式的俄國顧問，待海關收入稍微充實了財政，他才得以轉向德國：聘德國顧問，買德國武器，取得德國的工業和軍事援助，趕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前練出一支德式裝備的軍隊，做成了威妥瑪不願意讓中國政府做的事情。
小小的繁榮 但南京京政府所能控制的地盤畢竟十分有限，財政的拮据一直使它的行政運作和軍隊建設捉襟見肘。按照史景遷和費正清的敘述，蔣介石及其軍隊在北伐中曾對上海商會採取勒索軍費的手段，在江浙商紳中一時引起恐慌，五院結構的南京政府建立後，所謂訓政期間的政績似乎也乏善可陳。17儘管南京政府在民生問題上沒做出多少顯著的成績，但至少就蔣宋、宋孔的聯姻，蔣本人與張靜江的交往，以及政府在金融改革上所做的努力而論，蔣介石政府與財富集團的利益基本上還是一致的。在這個短暫的統一局面中，由爭回關稅自主權而贏得的利益畢竟促進了當時的經濟發展，對民族資本家來說，建立起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總要比不斷鬧罷工和搞暴動的情況好多了。中共指責國民黨政府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此話說得沒有錯。現代的民族國家不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將何以促進經濟的繁榮？不靠繁榮的工商業納稅，哪裏有錢建立強大的軍隊？民族/國家主義的道理很簡單，那就是由民富到國富，在經濟繁榮的基礎上建立強大的軍隊，在經濟的持續增長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中共的暴力分田和城市暴動等蘇共主導的國際主義革命路線則是劫富濟貧，其平分財產的結果是削高填低，降低原有的經濟水平，最終造成社會動亂，把國家拖入災難的深淵。這正是孫中山不同意在中國搞共產主義的原因。
南京政府在國民經濟上取得的成就固然不大，但畢竟開始扭轉自清朝以來受列強壓迫的現代化發展劣勢，畢竟建立了一個為各國承認的國民政府，為國家自主地發展經濟多少爭取到某些有利的條件，其初步取得的小小繁榮在歷史上被譽為「黃金十年」。只可惜那局面很快即因日本的入侵而化為泡影，真正的繁榮尚未形成，很多美好的事物都像歌曲《花樣的年華》所感歎的那樣消亡於瀰漫的硝煙。戰爭的破壞，經濟的崩潰，救亡壓倒一切，民族/國家主義路線陷入的深重危機反而給中共的奪權鬥爭創造了渾水摸魚的條件。
五、抗戰：國共美蘇的歧途
促戰情緒與緩戰策略 聞一多死在國民黨特務的槍下，實為一錯誤的諷刺，這位烈士「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態度一經毛澤東讚揚，他豐富多彩的一生便定格於最後那個壯烈犧牲的鏡頭。聞一多年輕時其實是很反共的。20年代留學美國時，他曾積極組建「大江會」國家主義——他強調 nationalism的國家導向，認為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是一個不准確的中譯——團體，該會的第三條宗旨就明確指出：「鑒於國內經濟落後，人民貧困，主張由國家倡導從農業社會進而為工業社會，反對以階級鬥爭為出發點的共產主義。」 18聞一多回國後一直宣揚國家主義的立場，1926年與同仁召開「反俄援僑」大會，抗議蘇聯踐踏中華民國主權和殘害在俄華僑的行徑；後在青島教書，曾因批評學生中要求政府立即對日宣戰的言行而受到激進份子圍攻，以致無法在那裏繼續執教。縱觀聞一多的立場和言行，我們不難想見那時候的知識份子普遍對共產黨所持的懷疑或反對的態度。同時，聞在對日宣戰問題上較為理性的見解也可作為民意抽樣來證明，蔣介石在日本侵華初期的不抵抗政策並非無人理解和支持，也並非毫無道理。中國在軍事上一直處於弱勢，對付外來的軍事挑釁，不講策略地盲目回擊，未必符合國家民族的利益。早在滿清時代，有些本可通過談判和外交手腕解決的衝突，往往在朝野主戰情緒的影響下貿然宣戰，結果均因實力相差懸殊而打了敗仗，最終招致更多的不平等條約。蔣介石及其政府不是不願抗日，而是企圖以緩和的方式拖延時日，一邊爭取國際干預來制止日本的侵華行動，一邊加緊集結軍隊，在做好充分準備的情況下開戰。中國當時尚處於內亂，中日軍力的對比相差過於懸殊，倉促上陣，只會造成無謂的犧牲，反而妨害了抗日大計。無奈中國民眾的愛國心一向偏於意氣用事，激憤的群情與當局的緩兵之計於是形成強烈的衝突。受共產黨在青年學生中鼓動宣傳的影響，民間激烈的反日行動給日軍的挑釁製造了藉口，使本來就很緊張的局勢一觸即發。蔣的對策受到各方面的指責，抗戰的呼聲再次掀起了民族主義怒潮。在這一氣勢洶洶的促戰主流中，有一股暗流實來自蘇俄。
俄國自1904年在遠東敗給日本，不但喪失它原先在中國東北的利益，連西伯利亞的安全也受到很大的威脅。中日戰事初起之日，對比英美之袖手旁觀，不能不承認蘇聯對國民政府的援助——低息貸款2.5億美元，提供飛機一千架，派遣大約兩千名飛行員和五百名軍事顧問——之大度及其所起的作用。蘇聯幫中國，當然也是為自己，它支持中國抗日，並竭力通過中共的活動迫使蔣介石早日對日宣戰，意在讓戰火只燒在中國，由中國拖住日本的後腿，自己好集中兵力對付歐洲的法西斯勢力。中共從江西蘇區撤出時，起先只是盲目逃竄，後來則打算分途去新疆和內蒙尋求蘇聯的接應。所謂「北上抗日」的長征，喊出的口號竟是「武裝保衛蘇聯」，而非解救淪陷的東三省。後來中共的路線從「反蔣抗日」轉向「聯蔣抗日」，也都是在按斯大林的指示辦事。假若沒有因西安事變而促成過早抗日的局面，假若蔣當初確實得以在「安內」後再轉而「攘外」，中國的抗戰損失必會更小，全國的抗日力量必會更加凝聚，而成王敗寇的歷史書寫也必會大不同於今日。
美蘇的援助與霸權 中國的民族/國家主義焦慮之總根源在於中國自身的積貧積弱。中國無力單獨對付外來強敵，故不得不聯合國際的反法西斯勢力，不幸在得到外援的同時也受到了援助國的牽制和困擾。中國一邊以血肉長城死戰日本，一邊被掣肘在應付美國和蘇聯的不愉快關係之中。國際間並不存在無緣無故的援助，援助及其所附帶的要求往往使援助帶有侵犯受援國主權的成分。珍珠港事件前，美國在中日交戰的問題上嚴守孤立主義（isolationism）態度。如就美日在1939年7月以前的貿易往來論，美國賣給日本大批石油和汽車零件的生意，其實等於在間接地支持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而作為中國友邦的蘇聯，為全力迎擊德國，摒除後顧之憂，竟於1941年背著中國與日本簽署中立協議，對日本所作的承諾不啻為對中國的背叛。美國直至珍珠港挨炸後對日宣戰，始正式與中國結盟。因為美軍要在中國修建機場，要從中國起飛轟炸日本，美國更指望中國戰場拖住日本更多的兵力，從而減少美軍在太平洋上的壓力，而且為兼顧東南亞戰場，美國更調遣國軍最精銳的兵力到緬甸協同英國人作戰。盟軍在幫助中國的同時，也以其優勢軍力的霸權僭越了國軍的指揮權，在美國指揮官高標準的要求下，國軍簡陋的裝備和缺乏訓練有時就難免顯得又寒傖又低劣了。軍事觀念和物質水平的差異就這樣在蔣介石與史迪威（Joseph Stilwell）的合作中不斷引發衝突，史的專斷獨行極大地傷了蔣的尊嚴，蔣的民族主義死硬原則也惹得史非常惱火，兩個最高軍事統帥之間的緊張關係再明顯不過地反映出一個弱國在接受強國援助過程中被動而委屈的處境。
美國的兩顆原子彈以最後的一擊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但美國沒有採取原先要從中國大陸出發佔領日本的計劃，而是選擇從太平洋登陸日本各島。這一計劃變更在很大的程度上為共軍在後來的內戰中獲勝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美國自始至終都迴避捲入中國本土上發生的戰爭，美國不願意付出太多的人員傷亡，很害怕陷入中國事務的泥坑拔不出來。因此羅斯福才與斯大林在雅爾塔暗定密約，犧牲中國在東北和蒙古的主權，在滿足蘇聯利益的條件下，取得了蘇軍出兵東北的許諾。據蔣經國回憶說，當年他受父親的指示當面與斯大林爭持，要求保留中國在蒙古的主權，斯大林先對蔣經國的要求表示了一番同情的理解，然後冷酷而現實地對他說：「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19 斯大林蠻橫的坦白狠狠地將了蔣經國一軍，這位在蘇聯滯留已久的太子黨人物終於認識到，國家與國家的較量，得憑各自的實力，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布爾甚維克並不在乎中國人高貴的民族主義感情。無論是蔣還是毛，當然都不會自願放棄國家主權，把國土拱手讓給他國，只可惜中國的國力和軍力不具備甚麼事都可說「不」的資格。這才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面對領土完整的問題時常常情緒不佳的困境，從前是，現在是，將來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會是。
蘇聯雖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卻為中共的得勢辦了好事。國軍抽不出手去打關東軍，美國不願付出那樣的犧牲，結果把擴張的機會讓給了蘇聯。蘇聯在美軍轟炸廣島兩日後才對日宣戰，紅軍迅猛開進東北，打了場甕中捉鱉之戰。日軍投降後，紅軍在中國的土地上劫掠價值20億美元的工業設備，作為戰利品拆運回國，沒收價值30億美元的金條和8.5億偽滿幣。唯獨從日軍手中收繳的武器沒帶回去，而是全部移交給前來接收的共軍。這批武器落到解放軍手中，自然對中共後來的獲勝起了關鍵的作用。斯大林當時未必想扶植中共政權取代國民政府，他與蔣介石的中蘇友好條約簽訂得十分滿意，佔盡好處，恐怕只有毛澤東聞訊後甚感窩火。斯大林始終要求中共緊跟蘇共的共產國際路線，但他每一次與中國政府打交道，只會把蘇聯的國家利益放在首位。
毛澤東的美國情結 斯大林不相信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因為毛一直在搞他自己那一套本土化的馬列主義，通過延安整風，黨內的莫斯科派已被他一個個扳倒。從某種程度上說，毛反倒更喜歡親近美國人，與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交談，當然要比應付共產國際同志要從容自在多了，他至少不必遮掩他那離經叛道的面貌。毛與斯諾等左派文化人和美國政府派到延安的代表在一起總是談笑風生，胸襟開朗，給他們都留下了某種新型中國人的印象。那時候美國記者一批批前往延安採訪，他們的報導——特別是斯諾的《紅星高照中國》——發表後，在美國朝野一時間引起對那個邊區政府充滿想像的好感。熱鬧的政治討論和模式化的軍事演習，表面上天真的農民民主，自給自足的大生產運動，秧歌舞代表的群眾文藝，所有那一切在更同情勞苦大眾和喜歡浪漫化民間人情味的美國人眼中，全都顯得共產黨人的情調與樂觀坦率的美國人更為相近，他們的民族主義革命精神似乎也比較符合美國的民主價值。與重慶的國民黨官員相比，延安人讓美國人覺得更富有活力。後來去那裏的軍官考察團甚至確信，在國共的下一場爭鬥中，共產黨將會獲勝。美國人對延安膚淺的好評和他們戴著民主有色眼鏡去看待中共的美好感覺顯然也感染了中共高層。由於擔心蔣介石獨霸抗戰的勝利果實，毛澤東和周恩一直都在考慮奪取政權的多種管道，比如直接爭取美國的支持，便是他們所打的一個主意。據說在抗戰勝利前夕，毛即秘密向美方建議，希望以中國政黨領導人的身份訪問華盛頓，親自與羅斯福會晤。毛的請求後來通過赫爾利（Patrick Hurley）傳給羅斯福，忙亂中的羅斯福沒來及認真考慮此事就突然病逝。後來迪克西使團訪問延安，毛再次提出要求，而且向該使團表白，說美國是戰後援助中國「最合適」和「唯一的國家」。20毛的暗示顯然在向美國人強調，中共往後並不指望事事都靠蘇聯。怪不得斯大林指責中共是「蘿蔔型」——紅皮白心——的共產黨。經過長期求倖存的鬥爭，中共好容易熬到出頭之日，如今進入美蘇兩國不同的引力圈，其民族主義的姿態自然呈現出左右搖擺的步調。
如果美國抓緊機會拉中共一把，最終促成聯合政府，會不會把中共拉入民主陣營？會不會避免那一場失去中國的內戰？會不會最終建成憲政的新中國？後來美國政府認真檢討過對華政策的偏差，追究責任，後悔不迭……無奈那曾富於包孕性的轉機業已流失，隨後的事態就一直向人們不願意看到的情況惡化下去。1946年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曾取得最佳決議：未來的憲法將保證各省的省長來自民選，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各有適當的權力分配。當時的中國社會多少還保留了地方自治的良好基礎，中外人士都覺得和平與民主的實現很有希望。但中共的談判要價太高，蔣介石一點也不讓步，停戰協議一再在衝突中破裂。蔣的判斷沒有錯，他越來越確認到國民黨的前景：不滅共產黨就會被它所滅。他錯在該消滅共軍時沒消滅共軍，已到消滅不了共軍之日卻指望在美國幫助下一舉把共軍打垮。美國人很怕被蔣拖入中國的內戰，他們只能派代表在國共之間斷斷續續做調停的工作，結果沒起到和解的作用，反貽誤了國軍的戰機，也招致了中共的惡感。
後來中共地下黨藉沉崇事件在國統區掀起「反飢餓、反迫害」運動，在民眾中造成國民黨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欺壓中國人民的惡劣印象。美國駐軍被鬧得聲名狼藉，不得不陸續撤出平津，為共軍進一步擴大解放區掃除了障礙。直到四十多年後，當事人沉崇供出她當初如何在黨組織安排下執行色誘美國兵的任務，外界才得知，原來中國人捍衛婦女貞操的民族尊嚴感完全是一個打起愛國旗號的仙人跳詭計挑起來的。21但對蘇聯紅軍佔領東北期間大肆強姦中國婦女的暴行，出於投鼠忌器的考慮，中共方面就只得吞下恥辱，有苦難言了。22 在「一邊倒」的50年代，很多正直的普通人僅出於自發的民族感不小心批評了蘇聯的霸道，踫到運動中被揭發出來，不是被打成右派就是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從此以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是非標準就隨著中共對外立場的變化而左搖右擺地更迭下去。
勝敗與民族氣度 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組織中贏得較高的地位，號稱四強之一。中國收回了日本強佔的土地，各國也先後放棄在華租界，中國從此擺脫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孫中山期望的國際平等初步實現，民族主義這一國民革命的首要任務可謂基本完成。
但八年抗戰也耗竭了國民政府，那最後的獲勝僅可稱作慘勝。疲憊不堪的國軍雖打敗了日本，卻還在共軍牽制下面臨內戰的威脅。當時最大的問題是通貨膨脹，經濟崩潰，國民政府本應全力投入國民經濟建設，不幸卻陷入了內戰。因此國軍並沒能配合美軍登陸日本，一展其駐軍佔領的威風。這一場勝仗似乎勝得並不徹底，沒打到直搗黃龍府的地步，難免在國人的民族意識深處打了不少折扣。
反觀蘇聯和美國的戰況，就對比得中國相形見絀了。蘇聯境內受到入侵德軍嚴重的破壞，蘇軍死傷十分慘重。但紅軍最終攻克柏林，強姦幾百萬德國婦女，掠走儘可能到手的財物，至今紅軍的坦克和紀念碑還耀武揚威，矗立柏林廣場。美國的珍珠港固然遭到日本慘重的破壞，但美國後來對日本的空襲千百倍於日本，在美軍全面佔領日本和改造其社會制度期間，美國兵在日本的放縱造出了大量的混血兒，直到今天，美國的軍事基地仍設在日本的領土上。俄國人和美國人都通過征服和佔領伸張了各自的正義。在事過境遷後恩仇已了，他們也就沒必要再去翻陳年舊賬。留在他們心中的戰爭記憶只是慘痛的教訓，深沉的哀悼，而不是受害者沒完沒了的怨詛和一再由官方煽起的仇恨。受害者意識是弱者的變態心理，因感到自己無力無能，便只能熰煙似的在心裏慪氣。
即使吃了敗仗的德國和日本，被打垮的也只是錯誤的軍國主義道路。戰敗歸戰敗，除了戰犯受懲罰，國家原先的工業基礎、文化傳統、社會結構和民族氣概，還都與國土俱在，並沒有隨戰敗而橫遭唾棄。經過50年代的恢復，兩國都在經濟文化上迅速崛起，以更加富強的姿態再次翹楚世界。今日的世界格局已不同於二戰前後，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都不可能，也沒必要為稱霸一方而與他國在武力上爭雄。日本人也沒有對美國投原子彈的罪行怨恨不休，人家另走了一條自強爭氣的道路：在技術和出口產品上爭取領先，讓日產的汽車和電子製品絕對地佔領美國市場，不動一刀一槍，就賺了美國人，乃至全世界的大錢。德國在這方面的成就絕不次於日本，德國的名牌汽車甚至擁有比日本更大的市場和聲譽。因此日本人和德國人都能心平氣和地面對美國和俄國，照樣以大國國民的姿態登上國際舞台，與中國人那種老是心理不平衡的狀態恰形成明顯的對比。
上述的情況表明，任何國家，打了勝仗也好，打了敗仗也好，要在戰後自立於世界，贏得平等的國際待遇，首先要解決好本國的民權和民生問題，在經濟繁榮的基礎上，還需進一步提高各自的民族主義品質。這就是說，每個國家都想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但當今之世，這個地位不可能全靠武力征服取得，而更多地取決於是否能推出比他國優秀的產品——物質的、技術的和文化的產品。
可悲的仇日心態然而中共取得政權後六十年來，在優化民族主義質量的努力上卻做得實在太差。由於把大量的政治工作都放在加強全國人民熱愛共產黨的教育上了，結果反而劣化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質量。從年老的到年輕的，很多中國人對戰爭的認識至今仍缺乏現代人的人權立場和人道關懷，尤其是年輕的一代，甚至表現出好戰的和反人類的狂熱。提起對外戰爭，特別是涉及到日本的戰爭，中國人在其民族主義情緒爆發的亢奮中每每露出復仇的狠毒。2004年，美國的伊戰虐囚事件在新聞上曝光，新浪網就交戰中如何對待敵方婦孺和戰俘的問題作了一次問卷調查，問卷的結果令人震驚，竟然有82.6%的中國青年贊同槍殺婦孺和戰俘，特別在如何對待日本人的問卷中，來自全國各地的回答幾乎眾口一詞地表示要全部殺光。請看他們的回答：「如果是日本人，我會殺光，燒光，把他們從地球上清掉。」“ 如果是日本人，我連孕婦也殺，何況婦孺和戰俘？殺殺殺！！！」“如果是日本人，老的開腸，男的活剝皮，小的砍手腳，女的輪姦後凌遲至死。」 23類似的殺戮狂回答還有很多，殘忍的字句令人不忍卒讀。
應該注意到，在這些青年人發洩仇恨的言詞中，基本上都強調了要「強姦」或「輪姦」 日本婦女的慾求。對比上述蘇軍和美軍在德國和日本的征服行動，我們不難想像中國人仇日情結中鬱積的壓抑是多麼無助而無奈。按照心理分析理論的說法，性暴虐變態心理是性無能造成的，心理上或口頭上殘忍的人，行動上往往軟弱無力。以上問卷的回答讓我們明顯地看到，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變態心理既緣於中共極權對民眾的高壓，也折射了中共的軍力一直無法與強國爭雄的弱勢焦慮。中共的海軍發展了六十年，連一艘航空母艦都建造不起。只因自忖沒把握挑戰日本海上自衛隊，故至今仍不得不坐視日艦多年來巡遊釣魚台海域，不得不容忍日本公司參與東海油田的開發，以至在最近與日方簽下讓步的協議。這才是憤青們激憤的病根。可悲的是，憤青們只有銀樣蠟槍頭能挺出陣來，也就只有在安全界限內放他們憤怒的空炮了。
這些年輕人都是在和平環境中長大的，面對他們如此暴虐的戰爭狂熱，不能不令人對所謂愛國主義教育存在的嚴重問題作一檢討。歷史書寫的出發點是歷史的真實，在古代，秉筆實錄乃史官的職責。只有面對真實的記錄，後人才有可能談論興亡盛衰和是非成敗的道理，對民族國家的命運作有益的思考。因此，歷史在中國一直都被視為資治的鏡子，任何王朝及其皇帝，都必須面對那一面鏡子的鑑定。從古至今，敢於公然歪曲歷史真實，進而編造自身神話的，恐怕只有中共政權一個。因為中共一直都在靠掩蓋真相求其倖存，揭出真相，原形畢露的中共便很難再見容於天地。
為簡單明瞭，以下就直接用數字來說明真相。國軍在抗戰中死傷總計三百一十二萬六千零八十七人，陣亡將官達二百多位。抗戰初起，逃至延安的紅軍僅剩二萬餘人，抗戰結束，其軍力已擴充至一百二十萬之眾。這正是中共按照毛澤東的教導——「七分發展，二分擾蔣，一分抗日」—— 所取得的輝煌成果。誰流血犧牲，誰自肥壯大，數字便是最好的說明。因此可以說，日本侵華，反救了中共，中共才是抗戰勝利的真正贏家。從現象上看，是共軍打敗了國軍，但就根源論，國民政府主要是讓八年抗戰拖垮的。凡讀過黎東方《細說抗戰》或看過大型記錄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年輕人，必會在吞聲飲泣的慘痛中對國軍抗戰的艱苦卓絕留下深刻的印象：弱勢的國軍儘管打得很慘，卻也錘打出拚命的頑強，原來分散的各路兵力反倒因受到巨創而凝聚了力量，在血肉模糊的挨打中硬是拼出不屈的民族氣概，居然堅持到日軍投降的最後一刻。在幾近崩潰的持久抗戰中，傷亡非常大，屈辱也很深，但民國人向來都不屑喊冤叫娘，弱者要保持弱者的尊嚴，只有把打斷的牙齒吞進肚子。這一沉默的堅韌可謂民國人抗戰精神的基調，也是國民黨方面書寫抗戰史的態度：對敵我雙方的情況，一般均以平實的筆法記敘和評論，很少作煽情的渲染。
1949年國民黨被趕到台灣，中共掌握了歷史書寫的大權，為塑造中國共產黨抗日的中流砥柱形象，從歷史課本到文藝宣傳，大陸上所有的文字音像媒介不但全面抹殺國民政府的抗日功績，而且把日軍侵華過程中中方的種種失利和窘況都歸罪於國民黨的投降路線。特別是在反映抗戰的文學影視作品中，為突出國民黨的軟弱無能及其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一個慣用的手法就是大肆描繪日軍燒殺搶掠的場面，在激起公眾對日本法西斯仇恨的同時，進一步加深對國民黨的唾棄。在《地道戰》、《平原游擊隊》等電影和《烈火金鋼》、《野火春風斗古城》等通俗小說中，為突出八路軍游擊隊的英勇善戰，日寇和漢奸的形象多被妖魔化或漫畫化，驚險的場面總是以我方的出奇制勝告終，敵人除了令人髮指的兇惡，剩下的只是可笑的愚蠢。公眾在皆大歡喜中認同了黨的抗日路線，但同時也潛移默化，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虛假觀念，感染了偽劣情調：戲劇化的戰爭場面給年輕人造成一種殺人放火如同兒戲的印象，它不是通過表現戰爭的殘酷性和恐怖景象來探討有關人類罪惡和人性覺醒等嚴肅的問題，而是要對觀眾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增強你對敵人的仇恨，激發你消滅敵人的志氣，在永遠是我方/英雄和敵方/壞蛋的黑白對比下，敵人已被歸類為非人。每當銀幕上的我軍在進行曲中衝鋒陷陣，把刺刀插進敵軍心窩的時候，在場的觀眾總會跟著意淫一次愛國主義快感。有一部青春片中年輕的主人翁如此表白說：「在新的一場世界大戰中，我軍的鐵拳定會把蘇美兩國的戰爭機器砸得粉碎，一名舉世矚目的戰鬥英雄將由此誕生，那就是我。」好戰，狂妄，正是通過這一類空洞的豪言壯語，被戲劇化的英雄主義暴力支配了青少年愛國的或民族主義的想像。
毛澤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懷著類似那個青春片主人翁的英雄氣概派志願軍去抗美援朝的。1950年，以小米加步槍打敗國軍的共軍正處於驕兵得志的狀態，韓戰打已到鴨綠江邊，毛澤東覺得有必要冒險去教訓美帝一下。儘管那只是斯大林攤派給中共的一個爛差事，儘管黨內高層多不同意貿然參戰，但毛澤東執意要打。他要向世界顯示中共堅強的民族主義姿態，證明「美帝國主義並不可怕」。結果中方的傷亡極其慘重，實際的情況並非影片《上甘嶺》中那麼高昂的血染風采。在哈金最近發表的小說《戰廢品》中，你會驚恐地看到美軍的凝固汽油彈殺傷力多麼恐怖，成千上萬的志願軍在冰天雪地中如何白白送死。
韓戰後的中共政權捲入了美蘇對立的冷戰體系，隨著反帝和反西方資本主義路線的確立，中共的一系列政策都指向了反民族和反國家的方向：民族/國家主義的動力被摧殘殆盡，黨族/黨國主義登峰造極。
六、走向孤立的黨天下
人民拔高和民間湮沒 民族國家的建立需訴諸民族的文化與歷史，從而自證其存續與法統（legitimacy）。但中共政權的法統來自共產國際及其意識形態，一個在辦公室或會場照例要懸掛馬恩列斯頭像的政府自然不會把它的合法性與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以及辛亥革命聯繫在一起。為給其「外來」性質的政權增補一本土的出生證，「人民」這個本來很普通的字眼被賦予特別重要的意義，致使其高昇為中共政權合法性的資源。早在七大閉幕的講話中，毛澤東就把人民捧為中共的上帝。這個被架空到天上的「人民」，在新中國建立後更成為各種新生事物通用的冠詞，從「人民共和國」到「人民政府」，到「人民代表大會」、「人民解放軍」、「人民警察」、「人民法院」和「人民公僕」，直到印有毛澤東頭像的「人民幣」。這一命名的氾濫遍及各種機構與團體，它以人民當家作主的表面現象贏得民眾的認同，突出了新社會優於舊社會的面貌。
但仔細地辨析，「人民」實在與受憲法保護的公民或國民有很大的不同，它並非指向個體的法律概念，而是用來圈定特殊群體的政治概念。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人不用說都明白，並非居住在中國境內的所有社會成員都被當人民對待。那時候，人民首先是以勞動大眾為主體的，只有贊成和擁護共產黨領導，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員才屬於人民的範疇。反之，就是階級敵人。按照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的說法，所謂「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由工人階級團結全體有公民權的人民，首先是農民，向著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建設的分子實行專政。」人民的社會地位固然提高了，但他們同時也被國家確定為必須爭取和動員的對象，打擊階級敵人的力量，黨指向哪裏就走向哪裏的大軍。隨著人民的概念進入黨的政治論說的核心，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民間」遂被推向邊緣，以至趨於湮沒。民間者，民眾生活之空間也。「正是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民眾依其熟悉的方式過活，追求他們各自不同的利益，彼此結成這樣或那樣的社會組織，如宗族、行會、村社、宗教會社等。」自古以來，民間以其多樣性、自主性和私人性在官方的控制外繁衍出豐富的社會生活。儘管 「從歷史上看，『民間』的產生與存續並非一種現代性的現象，在發生學意義上，它與現代性過程也沒有直接的聯繫」，但比較地看，其中多少還是「包含了若干與 civil society相似的要素：一個商品交換的市場，家庭的內部空間，中介性的社會組織，某種公眾和公議的觀念，以及一種不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的社會空間與秩序。」 24 特別在進入民國社會後，出現了商會、農會、合作社等新型組織和社會團體，又有晏陽初、梁漱溟等人倡導農村建設活動；此類組織與活動若能在憲政的法律保護下尋求各自的利益，伸張不同的要求，形成與政府互動的社會生活網絡，必將為民族/國家主義發揮其正面的動力——經濟成就、競爭性和繁榮被確定為國家的重要價值——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
但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國家機器被確立為壓迫階級敵人的工具和主管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部，人民群眾儘管在表面上被抬高到當家作主的地位，實際上卻處處受到國家的干預和控制。社會生活完全政治化，任何獨立於黨權之外的群體活動都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險。從屬於人民群體的個人沒有發言的自由，沒有參與決策或要求知情的任何權利，連傳統社會中民間互助和自救的功能亦不復存在。比如像從前發生饑荒時富戶或慈善組織的賑濟活動，在60年代初的中國就絲毫沒有萌生的可能。結果幾千萬人民活活餓死在被隔絕的窮鄉僻壤，地方當局不但不放他們出外找一條活路，連他們餓死的消息都全面封鎖，不准任何人公開談論。
人民性的反民族本質 人民性的觀念也是反民族性的和歷史虛無主義的，它的核心其實是階級性。1949年以後，中國歷史被重寫為人民反抗封建王朝的歷史，農民起義被描述成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蒐集各朝各代的民間暴動，編排出一套勞動人民「造反有理」的革命譜系，為中共政權的法統疏通了歷史的源流。經過人民性這一轉換，中共的國際共運外來法統落地生根，在本土血脈的灌注下遂擁有了歷史道義和廣大的群眾基礎。華夏民族數千年來的文化傳統及其歷史進程於是在人民性這個武斷的標尺下被簡單地劃分成「封建」和反封建、壓迫和反壓迫兩股勢力的階級鬥爭。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則標誌著舊的歷史的終結，勞動人民全面獲勝的新紀元之開始。經過歷次政治運動的激烈批判，中國的民族傳統和文化遺產至文化大革命幾乎被徹底否定，破壞殆盡，歷史被按照當前的政治需要任意曲解，被吹得無限膨脹的人民在很大的程度上已取代民族，成為革命暴力的圖騰。
這一非民族化的階級鬥爭路線也同樣推行於少數民族地區。在中共語境中，「大漢族主義」主要是譴責國民黨政府壓迫境內各少數民族的罪名，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則與之相反，它被宣揚為超越了狹隘的民族局限，正像解放漢族人民那樣，黨也要領導各民族人民打倒他們本民族內部的壓迫者。因此，在少數民族地區也像在漢族地區一樣，從50年代起，同樣開展了社會改造及其它政治運動。各民族中靠近共產黨的積極份子被發動起來，讓他們挑起群眾去斗那些曾與國民黨政府有關係的土司、頭人、喇嘛、活佛、阿訇、奴隸主等等，把他們都列為人民的敵人。積極份子在運動中被提拔入黨，重點培養，進而安排到叫做自治區或自治縣的地方政府內擔任領導，成為黨在不同民族中可靠的代理人。這些少數民族領導被培養得更像漢族中的領導，至於他們身上的民族特色，大概只有在他們作為各民族的人民代表去北京參加全國人大會議，喜氣洋洋地穿上各自的民族服裝時，才顯得最引人注目。當各少數民族人民及其地方領導與漢族人民及其地方領導之間的人民性認同遠遠高於他們對本民族及其傳統的認同時，所有的少數民族還能有多少本民族的民族性保被允許留下去？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共的黨化民族政策對少數民族民族性的削弱、貶抑與它對中華傳統的削弱、貶抑一直都在同步進行，都達到了不相上下的地步。從歷史虛無化到民族虛無化，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要想避免被歸類為階級敵人，只能緊跟黨的領導，老老實實當紅色臣民了。
中共對中華傳統及各少數民族傳統破壞之嚴重令人想起了《詩經》上「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的現象。螟蛉是一種青蟲，蜾蠃是細腰蜂。細腰蜂用它的毒刺把青蟲一蟄，將被麻醉的青蟲拖入巢內，把蜂卵排入青蟲體內。青蟲不死不活，不動不腐，正好給孵出的小蜂提供了新鮮的食物。等到小蜂成群飛走，青蟲只剩下一具空殼。中共就是寄生在中國各族人民身上的細腰蜂，它靠民族主義資源壯大了自己的力量，結果卻惡化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質量。
馬克思主義者常說，「工人階級無祖國。」國際共產主義的革命是跨越國界的和不分國別的。毛澤東自知中國無力與蘇修爭雄，他轉而向亞非拉等前殖民地國家擴大影響，輸出中共革命的土經驗，試圖領導所謂第三世界的人民掀起全球範圍的革命高潮。比如：在印度尼西亞、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支持共產黨的武裝革命，造成華僑在那些國家被大量屠殺。對非洲很多朝三暮四的國家提供豐厚的無償援助，慷國家之慨，在國內經濟極其困難的年代給那些不斷在發生政變的政權花了大量的冤枉錢。中共與朝鮮和越南的關係自始至終都有悖於國家民族的利益，這兩個共產政權在受中國援助期間曾與中共十分親密，可惜到後來都因倒向蘇聯而與中共矛盾重重，最後反鬧成為最危險的鄰邦。如果我們能蒐集到確切的數字，把中共支持第三世界革命的各項花費匯為一編，其總數很可能遠遠超過清政府對所有列強的賠款。就此而言，中共的反民族主義路線就不只是觀念錯誤的問題了，該路線到底給國家民族的利益造成了多大的損失，的確需要進一步搜求數據，深究其罪責。對中共來說，黨族的利益大於民族利益，無論國內還是國外，中共都力爭在各族或各國培植親共的勢力，最終把各族各國的人民統統圈定為共黨一族。此其所以為黨族主義也。
黨即國家黨國主義是一種黨—國二元結構的體系，從中央到地方，任何政府部門都設有黨組，任何行政官員都受相應的黨組書記的監督指導。法官無權判案，決定權在黨的政法委；軍長名為最高指揮官，實際上要受軍政委的領導和監督；公司有經理，學校有校長，但他們的權力都低於該單位的黨委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真正存在，它只是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的一個外部表現。
在建國之初，由於聯合政府的許諾言猶在耳，毛澤東在1949年9月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多少還是作出了與各民主黨派聯合執政的姿態。隨後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務院，在任職的安排上給黨外人士也留有一定的名額。但在這個權力股份公司內，黨掌握了絕大多數股份，黨外人士僅擁有一點獎勵性的股份，民主共存的局面打一開始就帶有很大的點綴成份。不幸那些黨外人士太相信黨的優待，其中有些人竟不知趣，敢在正式場合放肆議政。梁漱溟最先在毛澤東面前碰了釘子，緊接著1957年大舉反右，聯合政府的生機從此被連根除掉，倖存的民主黨派成員都規規矩矩作了黨派花瓶。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一變而為黨的天下。
儘管如此，民族/國家主義的動力仍在黨內的權力鬥爭中明滅閃現，不時擦出幾星火花。在解放區根據地曾主持政權建設和財經工作的一批負責人在解放後都擔任了各部門的行政要職，像周恩來、劉少奇和陳雲之類務實的中共高層，他們在日常工作上所建立的制度，所追求的效率，就與毛澤東經濟建設上的冒進路線常發生衝突。行政權與黨權的摩擦催發了黨天下內部的國家主義訴求。七千人大會後，毛退居二線，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國家主席從黨主席的身影中分離出來，中央書記處主持黨的日常事務，毛被閒置在一邊編織他意識形態權謀的蛛網。黨—國二元結構的體系內出現了二元對立的苗頭，一種健全政府職能的努力開始發揮作用，它抵消著毛的干擾，也使毛感到被架空的不適。這就是使毛澤東一直感到壓抑和焦慮的資產階級路線。他後來一手發動文化大革命，費了那麼大的力氣，以至打倒了劉鄧，仍不放過要設國家主席的林彪和陳伯達，其最終目的就是乾脆廢掉國家主席的位子，像慈禧太后那樣躺在他中南海的大床上操控一切。毛主席在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後終於成為唯一的主席，一個凌駕於國家之上的主席，但同時他也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
毛的愚行和風派 從土法煉鋼和人民公社直到工業學大慶和農業學大寨，毛澤東建設現代化的路線一直是一條反現代性的路線。西方的封鎖和中蘇關係的破裂使中國處於與世界先進技術隔絕的境地，毛利用他煽起的偽民族主義熱情——反帝反修的狂熱——調動了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企圖靠發揮到極致的人力來提高生產的效率。他從愚公移山的愚行中得到了超英趕美的啟示，可惜那遠古的幹勁在現代化的競爭中毫無效力。那時候發達國家正在競相發展新技術，開拓新領域，亞洲的台灣、南韓和新加坡也順應潮流，急起直追，資本主義世界呈現出一片經濟增長的繁榮景象。只有中國的經濟像一個吃自己的血肉來養自己的身體的怪物，在文革末期，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毛還在運動全國人民，對唯生產力論和資產階級法權開展了大批判的活動。
中共自公開反修以來，在中國的東北和西北邊界上不斷與蘇聯發生軍事衝突，領土紛爭加劇了中蘇兩黨的路線分歧。蘇聯的核打擊引而不發，對中國構成了極大的威脅。中國面臨的局勢並非毛澤東所說的「東風壓倒西風」，實際上中國從來也無力刮起大王之雄風，在國際上一直都處於隨風倒的境況：不是追隨東風，就是追隨西風。這一處處被動的境況才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最難耐的焦慮。一個一直成不了大氣候的國家，又不甘勵精圖治，踏踏實實地追趕世界潮流，它勢必機會主義地拉攏可聯合的國家，靠外援擺脫暫時的困境。因此中共的路線不得不根據「他者」的情況自我定位，最終難免在超級大國的引力範圍內左右搖擺。60年代以來的反修路線延續到70年代中期，中共的走向在不知不覺間向美帝靠近過去。出於對抗勃列日涅夫強硬政策的目的，毛澤東終於在臨死前與尼克松坐到了一起。黨天下此時已走到絕對孤立的地步，與美國人握手言歡，預示了改革開放的到來。
七、崛起中的蹣跚
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唐德剛有所謂「歷史三峽」之說，他把中國百年來社會轉型的艱難曲折比喻為船行三峽，認為這緩慢的進程實受限於歷史的必然，該走的路若未走完，還會長久遲滯峽中。改革開放三十年了，中國在經濟改革上已取得不少成就，從國家的財富積累到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基礎建設的完成到對外貿易的增長，一種被期許為崛起的景象大有「輕舟已過萬重山」之勢。但就在這似乎即將出峽的航程上，明顯有一道人造的大壩橫梗航道，它一直在積壓舊問題，製造新麻煩，把改革開放的進程阻擋在強力控制的範圍內。這一人為的障礙就是共產黨本身及其體制性、結構性矛盾。
如上所述，中共本為一逆歷史潮流而起的勢力，故自其誕生之日起以至今天，它都處於為倖存而鬥爭的狀態。求倖存不但塑造了它的黨性，也成為它的慣性動力。改革開放是在毛澤東反現代性的總路線走不下去的情況下被迫採取的自救措施，也是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為從黨內保守派手中奪權的一個叫板。如果說在改革之初，其作為多出於策略性地希圖倖存，及至改革逐步深化，勢不可逆，黨便越來越感到騎虎難下，很害怕革掉自己的老命了。事情就是這樣弔詭，本為挽救危機而努力，結果竟促成了致命的變局。黨內路線鬥爭的實質是奪權鬥爭，因受中共意識形態法統的限制，路線制定者每越雷池一步，都得在理論修辭的掩護下求得順利的放行。所以在起步之初，鄧小平只能含糊其辭地推出他那個著名的「貓論」。明明是接續被中斷的民國使命，回頭去補所耽誤的現代化功課，但他偏要說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黨領導人民搞了三十年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條路越往下走，越暴露出它的資本主義方向，也越弄得黨聲譽低落，名不副實。據說，李瑞環最近已在黨內提出儘快更換「共產黨」這個黨名的建議。黨其實早已變色，已到了必需儘快卸下面具的一刻。但由於黨—國二元結構的系統至今未變，它不但使黨本身處境尷尬，而且拖累了國家的民主進程。黨與國家形同連體嬰兒，黨的任一舉動都會牽扯得國家抽搐痙攣，黨政關係因而日益成為彼此妨礙的痛苦關係。鄧小平早就提出「黨政分離」的建議，其出發點當然是為了消除毛澤東時代「以黨代政」的惡果。但鄧在陸續扶植起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位國家領導人之後，自己始終不放手太上皇的大權，隨後還是因不能容忍他們在政改——所謂政治改革，其核心就是國家政權獨立於黨權的改革——上所做的努力而將那兩個接班人先後廢黜。在鄧的時代，還有李先念和楊尚昆這樣有資歷的老人出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後已不存在此類元老級人物，他們進而演出「黨政合一」的模式，以總書記之職兼任國家主席。儘管如此，情況還是發生了一些變化：黨從毛時代的高踞國家之上漸變為進入國家之內，做起了一身二任的事情。但隨著政府職能在改革進程中不斷加強，像朱鎔基和溫家寶這樣能幹的總理便明顯地獨當一面，朱有膽識強力推行救急的政策，溫善於擔當排憂解難的主角。四川抗震救災中，胡錦濤幾天後才蒞臨現場，他的講話一口團總支做總結報告的腔調，與第一時間趕到災區調兵遣將的溫總理相比，他那些關於做好政治工作的指示就明顯是在打圓場了。在改革的洪流中，黨—國體制設下一系列重迭礙手的機構及職位已明顯地機能退化，像已無水利只有水害的攔河壩一樣，如何爆破拆除，正在成為最棘手的問題。這種機構與職位共生的權力化障礙也是改革的一個包袱，它在強行的削減中仍呈現暗暗增生的趨勢。面對十七大會場的電視報導，請注目與會代表的神情，你不難從中看出黨氣已衰的跡象：在大會那種紅色基調刺目的映襯下，主席台上繃緊西裝的政治局常委呆坐在各自的席位上，所有染得太假的黑髮與一張張沒有表情的面孔形成了奇異的反差，讓人不由得聯想到紅拂女眼中那個「屍居餘氣」的楊素大人。
共產黨確實已到了該考慮如何下好台階，全身而退的時候了。然而共產黨人仍在固守他們保衛紅色江山的觀念，根本沒有化作春泥護持新事物的胸懷。他們現在掩映在國家的巨影之下，繼續分享國家崛起的光彩，在黨與國家所保持的一體化中延續個人及家族的既得利益。但經濟崩潰的後果將比地震的破壞更加可怕，有錢有勢者要比平頭老百姓冒更大的風險。據新華社最新報導，溫總理在國務院主持會議，聽取地方負責人和經濟專家的意見和建議。國內外經濟形勢不容樂觀，通貨膨脹嚴重，股市泡沫嚇人，能源緊缺，就業情況不良，宏觀調控日益吃力，弄不好奧運會之後經濟會有滑坡危險。溫總理缺乏朱鎔基實話實說的勇氣，已經養成口號治國的腔調，專家們隨聲附和做幫腔，吃緊中還在許諾增長的前景。但終席之間，並無人直言點出體制性、結構性矛盾的危機。
暴力衝突在升級 毛澤東和黨的一系列錯誤造成的後果至今仍是中共當局甩不掉的包袱，因此他們至今不敢正式啟動政改，拚死也要杜絕顏色革命。為把年輕人的目光集中到今天的光明面上，現代史教程中從1921年直到文革結束那一段史實的編寫不得不一再刪改和簡化，凡有損於黨「偉光正」形象的事情全都不講章法地隱諱過去。但歷史不只寫在紙面上，它更活在人們的記憶中，沒有消解的積怨拖得越久，申訴的呼聲只會越強。目前，地主的後代正在向有關方面提出申訴，要求執政當局重新審視土改運動，希望國際人權組織調查運動中侵犯人權的現象。近年來，有些健在的老右派一再上書中央，強烈要求官方向反右運動的受害者道歉和賠償。不但清算毛澤東錯誤路線的呼聲不絕於耳，十九年來，天安門母親的抗議也從未停止。對來自群眾的此類要求，執政當局始終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他們打算就這樣拖下去，一直拖到申訴者一個個死去，大地上再沒有冤頭債主。從江澤民到胡錦濤，中共高層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堅持做好看守政府的工作，只求維持現狀到交班之日，把他們現在不願意面對的情況留給將來的領導人去解決。這樣僵持下去的做法當然不可能建立和諧社會，對很多中國人來說，在黨—國體制下談愛國，已成為讓人頭痛到精神分裂的問題：當很多人在他們生長的土地上常常遭受國家主導的不義和暴行，被剝奪到連起碼的國民權利都享受不到，以致覺得祖國已是一個住不下去的地方時，他們的愛國心民族感該在哪裏著落！於是有人憤而著書曰《來生不做中國人》，有人恨而撰文曰《死後不當中國鬼》，更有人哀歌曰《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很多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情緒與其說是民族分裂主義，不如說是要在各自的民族脈絡中爭取國民的基本權利。他們要的是真正的民族自治，而非分裂獨立。因為今日所謂的自治區政府只是黨官和各民族內黨的代理人混合任職的官府，除了那些黨的代理人與生俱來的民族身份以外，這種自治政府與其它省市的行政建制並沒有甚麼本質的區別。少數民族地區不存在真正的民族自治，也就像各省市根本不存在地方自治一樣。在少數民族地區，黨官與該民族內黨的代理人已形成壓迫老百姓的特權階層，其對各族居住區社會和諧之損害，一如內地各地方政府的粗暴執法在當地民眾中引起公憤一樣影響惡劣。就問題的癥結來說，今春拉薩的騷亂和包括最近甕安暴亂在內的很多官民衝突在性質上都有基本的相同之處，不管是藏民還是漢民，都因官民對抗情緒太厲害，每到民眾忍無可忍，一個小小的衝突就爆發成圍攻政府的事件。不同的只是，藏民有國外流亡藏人擴大影響，足以引起國際人權組織的同情和支持，而其它地方的暴力事件未必能在國外引起關注，一旦事件平息，民眾的維權要求從此便無人過問。但只要當局還在打壓網上言論，封鎖敏感消息，只要越來越多的異議人士和記者被不斷投入監獄，只要各地政府在征地、拆遷、截訪過程中仍採用暴力手段，群眾的暴力抗議事件仍會越來越多，中國政府的人權記錄也就會越來越壞，國際上的批評和施壓就不會斷絕。
歷史就是這樣諷刺，在毛澤東時代黨和政府所爭取、依靠和動員的人民現在紛紛走向了黨和政府的對立面，以致使黨和政府在越來越多的人民眼中變得反動和兇惡起來，變得快成了共產黨曾經領導人民去打倒的那種黨和政府。毛澤東不是說過「鎮壓人民絕沒有好下場」的話嗎？黨和政府的確應該放棄鎮壓的手段，認真考慮現代化和民主進程中那些至關重要的問題了：政府的職權如何由干涉和管制轉向監督與服務，如何放寬限制，促使民間社會逐漸復興，如何放手建立各種非政府非盈利的組織，讓它們發揮積極的作用，各自解決本小區內的問題。中央如何給地方更多的自主權，如何通過真正的民選組成地方政府，從而消除目前地方政府的暴力傾向和黑社會化……
然而，執政當局仍不願放下上述的所有包袱，仍無意促進平等、信任、容忍、妥協、合作等賴以實行法治的社會價值。抗震救災中剛剛湧現可喜的民間自救行動，可惜為時不久，公安即嚴厲打壓，成都的黃琦即因此而被捕。近年來，中國政府一直自戀於「大國崛起」的形象，如果照現在這樣背上如此之多的包袱硬撐下去，真不知沉重的國體將如何崛起？
崛起狂想曲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與一黨專制的根本區別是：前者「把任何一個人——哪怕是身份低下的，性情古怪的或口齒不清的人——對政府及其高層的批評均視為神聖的權利。」26 而後者則絕對不允許任何人批評政府。專制政權恍如氣球，只能靠吹噓膨脹和上升，批評它等於拿針戳它，因為它一戳破立即乾癟。因此國家必須靠報禁網禁維持消息上的恆溫狀態。在這種報喜不報憂的環境中生活久了，大量的國人也會養成愛聽人說國家好話的習慣。他們喜歡把個人的受不受重視與國家地位的高低聯繫在一起，他們多少都有「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敵情意識，如果在任何情況下能對外國人批評中國政府的言論有機會做出反駁，他們更會產生自我崇高的寬慰。即使他們對黨和政府也有不滿之處，也發牢騷也罵娘，但只要見洋人發難，他們就立即變了面孔。護短使他們感到亢奮，排外的衝動振作了他們長期受壓的精神，他們心裏有太多無從發作的義憤，他們需要找機會把那些無名的怨氣象過年時放炮一樣熱鬧地噴射出去。另有很多愛國者是當前改革開放的受惠者，他們在物質生活上已達到中產階級，甚或富豪的水平，對他們曾經仰視的西方，如今漸生不以為然的心理，在隱隱的發福感中，他們渴望起合群的自大。於是，他們瞥見中國崛起的圖景，一種新版的「東方紅」照亮了他們想像中的天空。胡錦濤大概已淡忘了鄧小平「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的告誡，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增長，他在講話中提出了「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指出了眼前「難得的戰略機遇」。胡主席此話一出，從黨報到民間論壇，種種浮誇的言論競相鼓噪起「大國崛起」之說。今年北京正好舉辦奧運會，值此風雲際會，中國人當然要在全世界面前一露大國崛起的風采了。
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訴求再次陷入自我的「他者」定位。「他者」者，客體之謂也。女為悅己者容就是一種他者心態，她要從對方滿意的注視中汲取自信，裝飾和儀態增強了她確認自我的快感。北京主辦奧運的好強心爭勝心就有不少他者心態的成分。這樣的心情當然可以理解，值得同情，中國百年來受壓挨打，沒少受弱女子遭壞男人侵凌的屈辱。抗戰勝利後名為四強之一，實際上是在其它三強的挾持下硬充好漢。接著就是冷戰體系下的毛澤東對抗路線，受西方敵視，與蘇俄及其集團反目，不屈的姿態像一塊貧瘠的石頭，頂住了外來壓力，也荒蕪了整個國家。在中國的集體無意識深處，同樣暗藏著類似毛澤東想見羅斯福那樣的願望：要以新中華的姿態登上國際舞台，一洗百年塵垢，贏得舉世矚目。在實現這一美好願望努力上，中國人民與政府是有所相通，彼此呼應的，國際奧委也是在理解這一心意的基礎上才把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給予了北京。
然而奧運會畢竟是奧運會，不是演員初次登台亮相，中國民眾儘管對國家亮相的榮耀滿懷興奮，卻並不完全瞭解中共當局另有其更重要的政治目的。如果我們還記得1990年北京成功舉辦亞運會後擺脫了「六四」困境的情況，就不難想像中共為甚麼這麼長時間以來把辦奧運列為國家大事，不惜勞民傷財，一定要在全世界觀眾眼中留下最美好的印象了。奧運會正是中共給「大國崛起」作廣告的良機，中共要通過奧運會的操辦讓世界相信威權統領下的辦事效率。胡錦濤在十七大講話中向全黨發出要「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的呼喚，「風險」和「干擾」是甚麼？就是北京承辦奧運以來國際上的人權施壓和各方面藉奧運之機逼中共就範的訴求。對中共當局來說，承辦奧運還另有頂風而上，偏要和西方對著干的戰鬥目標。國際社會想通過奧運改變中國的人權狀況，中共當局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就是要通過成功地舉辦奧運讓西方看到，打壓力了人權，不搞西方的民主，才得以保持中國的繁榮和社會穩定。中國的崛起不只是經濟增長，人均收入提高，其中還鼓足了對抗西方價值的勁頭：中共高層一心想在北京成功舉辦奧運後讓西方公眾接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在減緩西方壓力的情況下更加強化對國內藏獨、疆獨、民運、維權、法輪功等活動的打擊。
脆弱的強權 說甚麼「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中共和西方明明是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夢想。中共的奧運討好明顯表現出慾迎還拒的色誘動作，在好客慇勤的接待中，始終都在堅定不移地推行其絕不買人權賬的路線。
然而北京畢竟在演色誘的戲，國際社會和世界觀眾可不是單單來逛體育狂歡節的。他們不會只迷醉於鳥巢的聲光電化，不會只安享奧運村的賓至如歸。當他們在電視上看到保護所謂「聖火」的衛士在倫敦等地對抗議者動粗，臉上塗抹五星紅旗圖案的留學生在世界各地發狂，外交部發言人一副紅衛兵好斗架勢的時候，北京的全球主義笑容就不可避免地向他們露出了民族主義的凶相。在21世紀文明社會的公眾心目中，泱泱大國並不是這等模樣。中國還未真正崛起，先已暴露了自己的小國氣量。原來中國的強權如此脆弱：中國政府的愛面子就像中國人待客總愛把瓷器擦得乾乾淨淨一樣，但與此同時，那一片辦奧運的好強心爭勝心也像瓷器一樣堅硬得太容易打碎。就是從拉薩事件到火炬傳遞那一起起風波，中國的崛起已在國際社會留下太多遭人議論和令人疑懼的印象。
余論
站立的人無需提說崛起，只有在爬行狀態下才會生出「崛起」的議題。崛起是民族國家已成熟的存在狀態，如山峰的聳立一樣靜默。但妄言「崛起」，急於出頭，就難免顯出一個長不大的孩子那過於延長的幼稚了。中國的社會轉型和現代化拖得太久，彎路也走得太長，後發的劣勢中，不知怎麼竟會流露出這個底蘊本來深厚的民族不應有的浮躁、虛榮和某種近似弱智的頑冥。
那個黨及其所壟斷的政府，我們惹不起也管不了，就不必再提說它了。讓我們回到中國人每一個體本身，考慮一下自己如何才能立端行正的問題。在這個國家的政局仍然不太樂觀的情況下，我們不但要爭取國民的權利，還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讓自己單純的愛國心迷失了方向。國是千千萬國民組成的，頭腦清醒的人越眾多，國才會越優質。在21世紀的全球，經濟的持續增長不再只是數量增長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質量的提高。產品不只是純粹的供消費的商品，它還要講究環保，審美，人性，未來……人比國更為重要。一個至今還沒能力向世界提供重要價值的國家，一個在當代的人類精神成績薄上交白卷的民族，生產再多的產品，創下再多的外匯，也是談不上崛起的。所以作為國民，個人要靠自己的努力爭做人的尊嚴，最好不要摻和合群的自大，不要跟上千萬個依賴成性「我」混到眾多的「我們」背後去狂歡和起鬨。崛起的衝動實來自個人本身的軟弱感，就像發燒來自內臟的發炎，它是過去的受壓挨打殘留在國民集體意識中的焦慮。但無論國家還是個人，力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強弱較量的問題。強者有強者的力，弱者也有弱者的力，其間的能量縱有大小多少之分，但就各自生存狀態中自足的運轉和充盈的發揮而言，都有其欣然的生意，不可言說的大美。中國人既談不上有何欠缺，也不必誇耀甚麼特長，百年中國的不幸全在於自己把自己搞變態了：想要洋氣的時候嫌自己土氣，想要野蠻的時候又嫌自己文弱，強打精神，矯揉做作，裝得不像，磨得不亮，以致羨憎交織，忿忿不平，就是不願正視自己的原貌，一個勁向外、向「他者」亂撲，至今回不到存在的根本上來。
談了這麼多的民族主義大道理，其實就每一個人而言，也就是一個正心誠意的修持：盡一己可能之力，率本真獨有之性，按自己的方式成為中國人就很好了。這才是民族主義的根本。蔣慶的讀經，於丹的講《論語》，老朽學者的《甲申文化宣言》，各種祭孔祭黃帝的盛大活動，都是鬧劇和乍勢，一種文化中邪的表演罷了。傳統和民族精神不可能通過文本宣講和儀式排練叫魂般回轉現實。民族精神古今相通，它充盈天地，流佈於每一個體，它永恆地等待著世代子孫的返回。
2008年7月27日完稿
註：14參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第二卷，頁668-669，520-521。
15以上引文均轉引自鄧正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一個偽政權》一文，見「博訊網」：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8/06/200806210703.shtml
16轉引自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頁455。
17 費正清說：「國民黨非但不是中產階級取向的，還破壞了上海工商界的半自治局面。國民黨利用黑道的暗殺手段，威嚇商人多捐軍費。」見《中國新史》（薛絢譯），正中書局，2001年，頁326。另見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orton Press, 1999), pp. 342-343.
18梁實秋：《談聞一多》，傳記文學出版社，1987年，頁49。
19參看《斯大林對蔣經國解釋：我們為甚麼要割走外蒙古》（中華網：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225/12130579.html）
20參看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頁684-685。
21詳情可參看謝泳《重說沉崇案》，見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shenchong.htm
22參看《蘇聯紅軍瀋陽暴行錄》，（「中新網」：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bbs.chinanews.com.cn/thread-349048-1-1.html）
23該調查報告見《觀察》雙月刊，2004年11月號。
24關於「民間」的說法及引文，均見梁治平《「民間」、「民間社會」和CIVIL SOCIETY——CIVIL SOCIETY概念再檢討》一文。「法律史網站」（http: //www.fsou.com/html/text/art/3355789/335578946_7.html ）
25鍾祖康：《來生不做中國人》，允晨文化出版，2007年。《死後不當中國鬼》一文和周雲蓬民謠《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均見《開放》月刊。
26 Leo Strauss: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1968), Preface, viii.(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