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2日訊】「文革」是個「臨界點」。那個一黨獨大的政權，從竊國篡政伊始，由對國人氣勢洶洶、露骨不隱全面進攻，全面專政，而轉入更加隱晦，更加詭秘，更加狡黠的權術推導。「六四」屠城作為特例，當時，專政獨裁和自由民主的頑堅和訴求，處在生死峻峙，當局不惜以學生的青春熱血灑地，這是邪靈惡黨的必然。之後，當局也把自己限制在被動的應變中，煞費苦心以「萬變」來攏絡和取悅人心，著眼在核心利益——儘量延緩權命的危在旦夕中。
細心的網友早就注意到，那支給共產黨看門守戶的《國際歌》的今不如昔就令人琢磨。那歌出自巴黎公社鮑荻埃之手，流行蘇聯、東歐。今天，那裏已把它遺忘和拋棄。在中國也不被往日那樣唱響，只是在特殊的日子放一遍它的旋律而已。
那支歌的歌詞由郭沫若二度翻譯，他把其中的「英特爾納雄奈爾」譯為「國際蘇維埃」，更它更中國本土化，歌詞中「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和肉，一旦把他們消滅乾淨，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這麼煽情的句子，曾為共產邪惡主義竊國篡政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唱詞，為什麼今天不咬文嚼字高聲朗唱了呢？
道理再簡單不過。這歌詞中的「吃儘了我們的血和肉」的「毒蛇猛獸」，不是別人，正是他們自己。正是那些以太子黨為主體的新官僚、新權貴階層。這一幫點全國總人口0.4％的人，鯨吞了這個國家70％的財富；而佔全國70％的農民和農民工，月工資只有345元（不是美元，加元60元）你說那些毒蛇猛獸可恨不可恨？農民大都是直觀現實主義者，他們不知道，也不管什麼巴黎公社、私社，也不管什麼鮑荻埃、郭沫若，他們看重的是身上衣、盤中餐，破口大罵「以人為本」、「三個代表」、「和諧發展」統統都是騙人的鬼話！試想，再唱那歌詞，不是往乾柴堆扔火把，再往上潑油嗎？！
此類的「小變」不勝枚舉。還有主張「大變」的——「變大」的。前不久李瑞環提出改變共產黨惡名的雛議，今又有人提出改變國號的提議，更有以薄熙來為總書記，而且又加萬歲的「毛共」新黨，推翻胡錦濤那個不死不活的舊黨，「敢教日月復舊天」的交瘁，也把老百姓變得眼花繚亂。
但「萬變不離其宗」。「宗」，就是那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的「四項基本原則」——他們必死在那上面的咒語。
變，是絕對的。整個宇宙都處在成、住、壞、滅的過程中，你不想變也得變，蘇聯變了，東歐變了，中共豈能不變？！
小變不如大變，萬變不如一變。大變和一變，合起來說，就是改變制度。變獨裁為民主，變一黨為多黨，變一黨專斷為三權分立，變權力掠奪財富為獨立創造財富，變絕對「唯物論」為思想和信仰自由，如此，則人神共悅。
與時俱進，時不我待。外因和內因雙向推助力，這個變是勿容置疑的。一黨獨裁，它越死命的抓大權獨攬，就絕對改變不了它的內在腐敗。因為「絕對權力絕對腐敗」（英：阿克頓），它的內在機制已喪失殆盡殺死身身惡性腫瘤的功能。它做不到不濫用權力，它做不到「要防止濫用權力，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法：孟德斯鳩）。這就是共產黨的死穴。
聞道有先後，朝聞道夕死可。中共雖然其壞無比，還是出了「夕死可」的陳獨秀。他在1940年死前發了一通「最後見解」：「是獨裁制度產生了斯大林，不是有了斯大林才產生獨裁」，所以「我們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斯大林倒了，還會有無數斯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這個當年曾為中共領袖的人，這話說得遲了，但不失為要害之言。
1989年，「體制中人」戈爾巴喬夫應昂納克之邀，出席東德閱兵式，警察逮捕1000名遊行者。戈爾巴喬夫對昂納克說：「誰遲到了，生活就懲罰誰。」習近平怕懲罰，不願做這個亡黨之君。都說「當局者迷」，習某人就不迷，如把黨退了，實乃更為明智之舉。
這裡，奉勸想在「共運」史上留下清名的，此乃癡心妄想而已。這裡請各位再翻《三國演義》卷首，再次品咂一回羅貫中轉引楊慎的《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貫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風物向來都是需要放眼去量，放淡、豁達、大度，看透的，從陳獨秀到戈爾巴喬夫，他們的聰明和清明，說清楚了：歷史無情終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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