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殺人手段極其殘忍
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奪取權力和維持權力。而殺人就成了其維持權力的重要手段，方法越殘忍、人數越眾多，才越能夠恐嚇人民，而且這種恐嚇是早在抗戰時期甚至以前就開始的。
（一）抗戰期間在華北的暴行
美國總統胡佛向全世界推薦雷震遠神父的著作《內在的敵人》時說「在這本書裏揭露出共產主義在行動上赤裸裸的恐怖真象。我願向那些希望切實明瞭彌漫在全世界上的這個魔鬼勢力的全國人士們，推薦這本書。」
雷震遠神父在書中講述了一些中共如何用暴行恐嚇民眾的故事。一天，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廣場上去，小孩子們則由他們的老師領著，目的是讓他們觀看 13個愛國青年是如何被砍頭的。在宣讀了一些莫須有的罪狀後，中共命令已經嚇得臉色發白的教師領著小孩子們高唱愛國歌曲。在歌聲中出場的不是舞蹈演員，而是一個手持鋼刀的劊子手。「劊子手是一個兇狠結實的年輕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來到第一個犧牲者後面，雙手舉起寬大銳利的大刀快如閃電般的砍下，第一顆頭應聲落地，在地下滾滾轉，鮮血像湧泉般噴出。孩子們近于歇斯底里的歌聲，變成了不協調雜亂的啼叫聲。教員們想打著拍子將喧囂的音調領上秩序，雜亂中我又聽到鐘聲。」
劊子手連續揮動了13次鋼刀，砍下了13顆人頭，隨後中共的士兵們一起動手，對死者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而這一切暴行都是當著孩子們的面。「小孩子們嚇得面孔灰白，有幾個已經嘔吐，教員們責駡著他們，一面集合列隊返校。」
從此之後，雷神父常常看到孩子們被迫去看殺人。直到孩子們已經習慣於這種血腥場面，他們變得麻木，甚至能夠從中獲得刺激的快感。
當中共覺得殺人已經不夠恐怖刺激的時候，他們開始發明各種各樣的酷刑，比如強迫人吞食大量食鹽卻不給一點水喝，直到受刑人渴死為止，或者強迫一個人脫光衣服，在鋸斷的碎玻璃上滾來滾去。或者在冬天冰凍的河上打洞，把犯人從洞口拋下，直到凍死或淹死而止。
「在山西的一位共產黨發明了一個可怕的刑罰。有一天他在一個城裏閒逛，在一家飯館門口停住，注視著煮飯的大鍋。於是他定購了幾隻大鍋，並立時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舉行審判，同時令苦力把鍋裏注水煮沸。審判一完，立即把三個判死刑的犯人脫光擲進鍋裏，活活煮死。……在平山，我曾看到一個人的父親被活活剝皮至死。兒子被共產黨逼著親眼看這慘刑的執行，親身聽到父親在哀號中死去。共產黨在他父親的身上倒上醋和酸類，一張人皮便很快地剝下。先從脊背開始，然後剝到雙肩，全身皮都剝下後，只剩下一顆頭皮存在。他的父親在全身皮被剝下後幾分鐘便死掉了。」
（二）「紅八月」紅色恐怖和廣西吃人事件
中共在打下江山後，絲毫無意收斂暴行，文革時這樣的暴行被進一步發展放大。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紅衛兵」代表。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也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在得知宋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彬後，就說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
風風火火的「武鬥」隨即在全國展開，這些中共用無神論教育出來的年輕一代沒有任何顧忌與懼怕，在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以毛澤東的指示為準則，以其瘋狂、愚昧和無法無天開始了全國範圍的打人、抄家活動。很多地方對「黑五類」（地、富、反、壞、右）採取「連根拔」的滅絕政策，大興縣尤為典型，從8月27日至9 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裏的屍體上爬滿了蛆。……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遇羅文《大興屠殺調查》）
比大興屠殺更野蠻的是廣西吃人事件。鄭義將其分為三個階段：
1. 開始階段：其特點是偷偷摸摸，恐怖陰森。某縣一案卷記錄了一個典型場面：深夜，殺人兇手們摸到殺人現場破腹取心肝。由於恐怖慌亂，加之尚無經驗，割回來一看竟是肺。只有戰戰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來酒，有人找來佐料，就著灶口將熄的火光，幾個人悄悄地搶食，誰也不說一句話。……
2. 高潮階段：大張旗鼓，轟轟烈烈。此時，活取心肝已積累了相當經驗，加之吃過人肉的老遊擊隊員傳授，技術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開膛，只須在軟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腳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綁在樹上，則用膝蓋往肚子上一頂──）心與肚便豁然而出。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餘下的任人分割。紅旗飄飄，口號聲聲，場面盛大而雄壯……
3. 群眾性瘋狂階段：其特點可以一句話概括：吃人的群眾運動。如在武宣，像大疫橫行之際吃屍吃紅了眼的狗群，人們終於吃狂吃瘋了。動不動拖出一排人「批鬥」，每鬥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斷氣，人們蜂擁而上，掣出事先準備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塊肉便割哪塊肉。……至此，一般群眾都捲入了吃人狂潮。那殘存的一點罪惡感與人性已被「階級鬥爭的十二級颱風」刮得一乾二淨。吃人的大瘟疫席捲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極之形式是毫無誇張的「人肉筵席」：將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燴、煎，製作成豐盛菜肴，喝酒猜拳，論功行賞。吃人之極盛時期，連最高權力機構──武宣縣革命委員會的食堂裏都煮過人肉！
千萬不要以為，這些吃人的宴會是民間自發的行為，中共作為一個極權組織，對社會的控制深入每一個社會細胞，沒有中共在背後慫恿和操縱，這一切根本不可能發生。
中共常常給自己唱讚歌說「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而這一場場的人肉盛宴卻折射出：中共可以使人變成豺狼魔鬼，因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兇殘。
（三）迫害法輪功
當中國人也開始步入電腦時代、宇航時代，也可以私下談論人權、自由和民主的時候，很多人覺得那些令人毛骨悚然又極度噁心的暴行已經過去，中共也披上文明的外衣要和世界接軌了。
實際情況絕非如此，當中共發現有這麼一個團體無懼於它們的酷刑和虐殺時，所使用的手段就更加瘋狂，而這個受到迫害的團體就是法輪功。
如果說，紅衛兵的武鬥和廣西的吃人還是以消滅對方的肉體為目的，幾分鐘或者幾小時就結果一條人命的話，對法輪功修煉者迫害的目的卻是要他們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而且殘忍酷刑常常持續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估計已有超過一萬名法輪功學員因此而失去生命。
法輪功的修煉者歷盡九死一生記錄下施加在他們身上的超過百種酷刑，以下僅舉幾例：
毒打是虐待法輪功學員最經常使用的酷刑之一。員警牢頭直接打學員，也唆使犯人毒打學員。有的學員耳朵被打聾，外耳被打掉，眼珠被打爆，牙齒被打斷、打掉。頭骨、脊椎、胸骨、鎖骨、腰椎、手臂、腿骨被打斷和截肢的。還有用勁狠捏男學員的睾丸，狠踢女學員陰部。學員不屈服就接著再用刑，被打得皮開肉綻、面目皆非、嚴重變形的血淋淋的人，還要被用鹽水澆身、用高壓電棍電，血腥味與肉糊味相混，慘叫聲撕心裂肺。在暴打的同時用塑膠袋套住被打者的頭，試圖讓後者在窒息的恐怖中屈服。
電刑也是中國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最常使用的酷刑之一。員警用電棍電學員的敏感部位，口腔、頭頂、前胸、陰部、乳房、臀部、大腿、腳底，有的到處亂電，用多根電棍電，直至有燒焦燒糊，糊味到處能聞到，傷處紫黑。有時頭頂與肛門同時過電。員警經常使用10根或更多電棍同時施暴，一般的電棍幾萬伏。連續放電時，發出藍光，伴隨著刺耳的啪啪聲。電在人身上就像火燒一樣，又像被蛇咬。每放電一下，就像被蛇咬一口一樣痛。被電過的皮膚會變紅、破損、被燒焦、流膿等。更高功率和電壓的電棍更加兇猛，電在頭上就如同用錘子砸頭一樣。
用煙頭燒手、臉、腳底、胸、背、乳頭等，用打火機燒手，燒陰毛，將鐵條在電爐上燒紅後，壓在雙腿上烙燙，用燒紅的煤烙學員的臉，把備受酷刑折磨後還有呼吸心跳的學員活活燒死，對外稱其為「自焚」。
專門毒打女學員的前胸及乳房、下身；「強姦」，「輪奸」，用電棍電乳房和陰部。用打火機燒乳頭，用電棍插入陰道。將4把牙刷捆綁一起，插入女學員陰道用手搓轉。用火鉤鉤女學員的陰部。女學員被雙手反銬，用電線把其兩個乳頭穿一起過電。把女學員剝光衣服後投入男牢房，任男性犯人污辱。
將「恐怖約束衣」給法輪功學員穿上，將學員手臂拉至後背雙臂交叉綁住，然後再將雙臂過肩拉至胸前，再綁住雙腿，騰空吊在鐵窗上，耳朵裏塞上耳機不停地播放誣衊法輪功之詞，嘴裏再用布塞住。一用此刑者，雙臂立即殘廢，首先是從肩、肘、腕處筋斷骨裂，用刑時間長者，背骨全斷裂，被活活痛死。
還有將學員浸泡在污水或糞水中，謂之「水牢」。其他折磨還包括竹簽釘指甲，住天棚、地板和牆上長滿紅、綠、黃、白等長毛的房間，用狼狗、毒蛇和蠍子咬，注射摧毀神經的藥物，以及其他種種千奇百怪的折磨。
三、黨內殘酷鬥爭
由於共產黨是一個靠黨性、而非道義結合的團體，其黨員、尤其是高幹對最高領導人是否忠心就成了問題。因此，在黨內也需要殺人，也需要製造恐怖氣氛以讓活下來的人看到當最高獨裁者要搞死誰的話，這個人會死得多麼慘。
因此共產黨的內鬥十分出名。俄共前兩屆政治局委員，除列寧已死及史達林本人外，全部被處死或自殺；當時五名元帥中斃了3個，五名集團軍司令中也斃了3個，全部二級集團軍司令10個人全部槍斃，85個軍長中斃了57個，195名師長中斃了110個。
中共也一向鼓吹「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種鬥爭殺人不僅僅針對黨外，早在江西的時候中共就開始殺AB團，最後殺得幾乎沒有多少會打仗的；在延安的時候搞整風；建政之後收拾高崗、饒漱石、胡風、彭德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內部的老傢伙們幾乎收拾一空。中共的歷任總書記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劉少奇這個中國的國家主席，曾經的中國第二號人物就是在極其悲慘的情況下走完一生的。在他70歲生日那天，毛澤東和周恩來特意囑咐汪東興帶給劉少奇一個生日禮物──收音機，目的是讓他聽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劉少奇一下子就從精神上被擊垮了，他的病情急劇惡化。由於他長期被固定捆綁在床上，一動也不能動，他的頸部、背部、臀部、腳後跟都是流膿水的褥瘡，疼痛難忍。由於他疼起來時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們乾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個硬塑膠瓶子。到他臨去世時，兩個硬塑膠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蘆形。
到1969年10月，劉少奇已經渾身糜爛腥臭，骨瘦如柴，氣息奄奄。中央特派員既不讓洗澡，也不准翻身換衣服。而是把他扒個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飛機從北京空運到開封，監禁在一個堅固的碉堡地下室裏。在他發高燒時不但不給用藥，還把醫護人員全部調走，臨死時，劉少奇已經沒有人形，蓬亂的白髮有二尺長。兩天后的半夜按烈性傳染病處理火化，用過的被褥枕頭等遺物均被焚化一空。劉的死亡卡片上這樣寫著：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黨可以將堂堂國家主席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四、輸出革命，海外殺人
中共除了在國內、黨內殺人殺得興高采烈、花樣翻新之外，還通過輸出革命的方式參與屠殺海外華人。紅色高棉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在柬埔寨僅僅維持了四年的政權，然而從1975年到1978年，這個人口只有不到800萬的小國卻屠殺了200萬人，其中包括二十多萬華人。
這裏暫不討論紅色高棉的累累罪行，但卻不得不說一說它和中共的關係。
波爾布特是毛澤東的絕對崇拜者，從1965年開始，曾經四次來中國當面聆聽毛澤東的教誨。早在1965年11月，波爾布特就曾到中國訪問三個月，陳伯達和張春橋等人給他講述「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理論和經驗。這些都成為他後來奪權、建國、治國依據。回國後，他將原來的黨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並仿中共農村包圍城市的模式，建立革命根據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軍隊，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佔金邊之前，已發展成為「裝備精良、作戰勇猛」的近八萬人武裝力量。這完全得益於中共的扶持。王賢根著《援越抗美實錄》上說，僅在1970年，中國就援助波爾布特三萬人的武器裝備。1975年4月波爾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兩個月後，就到北京拜見中共，聽取指示。顯然，紅色高棉殺人沒有中共的理論和物質支持是根本就辦不到的。
這裏僅舉一例，西哈努克國王的兩個兒子被柬共殺害後，周恩來一句話，柬共便乖乖地把西哈努克送到了北京。要知道柬共在殺人的時候是連腹中的胎兒都要斬草除根的，免得養虎貽患。而對周恩來的要求，波爾布特二話不敢說就執行了。
周恩來一句話可以救了西哈努克，但是對於柬共屠殺二十多萬華人，中共卻抗議一聲都沒有，當時華人去中國大使館求救，使館竟然坐視不理。
1998年5月發生的印尼大規模屠殺、強姦華人事件，中共仍然不吭一聲，不但不與救助，反而在國內拚命封鎖消息。似乎海外華人死活與中國政府毫無關係，連人道主義援助都不予提供。
五、家庭的毀滅
中共歷次政治運動殺了多少人，我們已經無法拿出準確的統計數字。民間由於資料的缺乏，和地域、民族、語言的間隔根本無法統計；而中共官方更不可能進行這種自掘墳墓式的統計。因此，中共永遠對待自身的歷史採取「宜粗不宜細」的做法。
對於中共戕害的家庭數量就更難獲得。有的是一個人死了，一個家庭就破壞了。有的是一家一家死絕。即使沒有死人，但被強迫離婚的、父子母女被迫劃清界限的，將人致殘、逼瘋的，將人折磨出重病而過早謝世的等等，也都是痛苦的家庭悲劇，相關的統計數字就更加匱乏。
按照日本讀賣新聞的報導，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受過中共迫害，那麼中共毀壞的家庭估計至少有上億個了。
關於張志新的報告文學把她變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許多人都知道她受盡酷刑、輪奸和精神摧殘，最後在精神失常的情況下，被割斷喉管後槍決。然而許多人可能不知道這場悲劇的背後還有更為殘忍的故事──「死囚家屬學習班」。
張志新的女兒林林回憶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經歷：「瀋陽法院來的人大聲說：‘你媽媽非常反動，不接受改造，頑固不化，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罪上加罪，政府考慮加刑。如果處以極刑，你是什麼態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樣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強裝鎮靜，強忍著淚。爸爸說過，不能在別人面前掉淚，不然就同媽媽劃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說：‘如果確實那情況，政府怎麼處理都行。’法院的人又問：‘處極刑，收不收屍？張志新獄中的東西你們還要不要？’我低著頭沒說話。爸爸又代我說：‘我們什麼都不要。’……爸爸領著我和弟弟從縣城招待所出來，跌跌撞撞，頂著呼嘯的風雪回到家。沒有做飯，爸爸將家裏僅剩的一個窩窩掰成兩半，分給我和弟弟吃，說：‘吃了早點睡覺。’我靜靜地躺在炕上。爸爸獨個兒坐在小板凳上，對著燈發愣，他瞅了瞅炕上，以為我和弟弟睡著了，就慢慢地站起來，輕輕地把瀋陽家裏帶來的箱子打開，翻出媽媽的照片。看著看著，爸爸禁不住流淚了。我翻下床，一頭撲進爸爸的懷抱，放聲大哭。爸爸拍著我，說：「不能這樣，不能讓鄰居聽到。」聽到哭聲，弟弟醒來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緊緊地摟在懷裏。這一夜，我們不知流了多少淚，卻不能大聲哭。」
某大學一位教師有著幸福的家庭，改正右派時他的家庭卻遭受了一場災難。他的妻子在反右時正談戀愛，戀人被打成右派，流放到邊遠地帶，吃的苦可想而知。年輕的姑娘無法捨身相伴，嫁作他人妻。當早年的戀人歷盡苦難終於回到家鄉，已是幾個孩子母親的她無法懺悔過去的無情和背叛，執意要和現在的丈夫離婚，重新贖回良心的罪責。突然的變異使她的丈夫——這位50多歲的大學教師無法承受，他精神失常，脫光了衣服在露天裏到處尋找重新安身立命的地方。最終妻子還是離開了他和孩子。黨設下的痛苦剝離是無解的方程，是以這個撕裂取代另一個撕裂的社會不治之症。
家庭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也是傳統文化對党文化的最後一道防線。因此對於家庭的破壞是中共殺人史上尤為殘暴的劣跡。
中共由於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當一個人被劃為專政對象的時候，馬上面臨著生活的危機，和社會上的千夫所指，尊嚴的被剝奪。這些人又從根本上是被冤枉的，那麼家庭就成了他們獲得安慰唯一的避風港。但是中共的株連政策卻使家庭成員無法互相安慰，否則家人也就成了專政的物件。張志新就是被迫離婚的。而對更多的人來說，親人的背叛、告密、反目、揭發和批鬥，常常是壓垮精神的最後一根稻草，很多人就是這樣走上了絕路。（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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