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人格特質與倡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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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1910年赴美留學,師從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1917年,胡適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學教授,首倡「新文化運動」而一夜成名,很快就成為中國文學的領袖人物和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他學識淵博,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等諸多領域均有不小的建樹,傳奇般的獲得過35個博士學位;他早年得志,人生相當的順達;他是中國自由主義的首倡者,是「五四」運動的旗手,宣導獨立的精神,成為影響頗鉅的思想家。

胡適的傳統婚姻

胡適與江冬秀的婚姻出於偶然。小時候,胡適隨母親到姑婆家看民間的社戲,江母見小胡適眉清目秀,聰敏伶俐,就有意招他為女婿。媒人說動了胡母,合一下八字,正相合,胡江二人的婚姻就這樣定下來,那年胡適才13歲。訂婚後,胡適到上海讀書,留學美國。十四年(1917年)後,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胡適回鄉結婚。胡適幼年喪父,是母親一手將他撫育成人,孝順慈母,不讓母親傷心的觀念深深烙印在胡適心中,使他不敢違抗母命。

婚後,胡適為使冬秀照顧母親,自個兒回了北京。隔年,江冬秀離開鄉村,來到胡適身邊。自此以後,天涯海角,江冬秀總是伴隨著他。

江冬秀雖為名門閨秀,但由於江家不重視女學,大字不識幾個。婚後才努力識字,也能寫些簡單的文句。一次,胡適病了,江冬秀寫信問候他。胡適為此曾寫了一首詩: 「病中得他書,不滿八行紙;全無要緊話,頗使我歡喜。」

新婚燕爾的小夫妻,常一起逛琉璃廠,出入於各大古董店;一起去前門大柵欄買東西、看戲。空閒時,相約到便宜坊去打牙祭。每適佳節,江冬秀都要按照家鄉的風俗來過節日。元宵節,端陽節,中秋節,她都要做徽州菜,找些朋友歡敘一次,吃些家鄉菜,享受期間的歡樂氣氛。愛熱鬧的江冬秀一過年總要拉著胡適去逛北京的廟會,尤其是廠甸廟會。廟會還有很多玩具,還有許多江冬秀喜愛的小吃攤,大糖葫蘆、杏仁茶、茶湯、豆汁、棉花糖以及各種傳統小吃。

胡適與江冬秀在知識層次上的差別頗大。一個是名聞天下的新學術領袖,一個卻是大字不識幾個的小腳太太。然而,江冬秀並不像一般的鄉村女子那樣羞怯、膽小,她頗能果斷,而且具有一種潑辣的辦事能力。江冬秀送胡適刻著「戒酒」二字大金指環,胡曾在婚宴上露給大家看,明言不敢造次,有聞名一時的「怕老婆」稱號。胡適為人謙和,最不願的事就是與人吵架。在家庭矛盾中,往往採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策略。身為學術領袖的胡適,有著眾多才貌遠勝江冬秀而又愛慕自己的知識女性。之所以能夠維持幾十年的生活中,大概是因為受儒家的影響深遠的緣故。

為人寬厚、熱情、真誠

胡適為人寬厚、熱情、真誠,他不像魯迅那樣尖刻,徐志摩那樣多情,郭沫若那樣勢利。在北京,胡適家裏每到星期六總是高朋滿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販夫,都一律歡迎。什麼問題都可以問,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他盡力解答。對窮困的人,他接濟金錢;對走入歧途的人,他曉以大義。也有人只是去問候,他便報以零零散散的閒談。客人辭別後,都有不虛此行之感。他的朋友,或自稱是他朋友的人,實在太多了,以至有一次幽默雜誌《論語》宣佈:這本雜誌的作者也不許開口「我的朋友胡適之」,閉口「我的朋友胡適之」。胡適的為人可見一斑。

胡適不是那種把自己的才能深藏起來的人,他有什麼就拿出來什麼。他是什麼人,全都擺在那兒。從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魯迅領導之下,曾向他「圍剿」多次。魯迅逝世後,許廣平為《魯迅全集》的出版而四處奔走,卻無人願意幫忙,不得已求助於胡適,胡適馬上著手運作。他從未計較過恩怨得失,不管是友人,還是曾經反對過自己的人,他都盡全力幫助。在中國這樣的國度裏,發怒易,發牢騷更易,但平和待人,謙和做事,則是十分之難。

生性善良與正直

另外兩個人們用來評價胡適的詞,就是「善良」和「正直」,這裏就必須講到他和“末代皇帝”溥儀的故事了。溥儀讀了胡適的《嘗試集》和《胡適文存》,非常欣賞。15歲的他十分想見見這個新派領袖長得什麼樣,所以他裝上電話後,一時好玩,就給胡適撥了一個電話,讓胡適進宮面見宣統。
不久,胡適就來到宮裏拜會溥儀,這時的溥儀一身平民的打扮,桌上放著《晨報》、《英文快報》等報紙和雜誌。兩個人談得很投機。溥儀最後說:「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現在還要浪費國家的錢,心裏很不安。我本想獨立生活,但老人都反對,因為我一獨立。他們就沒有了依靠!」

胡適答應以後多找一些書給溥儀後就離去了,但是這20分鐘的會見卻激起了胡適對溥儀的同情。不久,這件事情就激起了軒然大波,眾多批評轟然而至,最激烈者,恐怕就是魯迅了,但是胡適卻一點不把這些批評放在心上。不久,馮玉祥將溥儀逐出皇宮,幾乎所有的人都拍手稱快,只有胡適極力為溥儀鳴不平,譴責馮玉祥驅逐孤兒寡母是「東方的野蠻」。現在看來,在那個軍閥當道的時代敢於這樣做,恐怕不僅僅需要「善良」,更需要的是「勇氣」。

為學運辯護

對於學生罷課的舉動,胡適並未明確表示支持,但他對於學生示威請願則持肯定態度。他認為學生應以課業為重,國難當頭更應該在學業努力,不斷充實自我,以期能為國所用。至於用抗議的喊聲來監督或糾正政府的措施,這是輿論、民意的表現,是有力量的。青年學生應該認清他們的方法,也就是「凡自由的發表意見,虛心的研究問題,獨立的評判是非,嚴格的遵守規則,勤苦的鍛鍊身體,犧牲的維護公眾利益,這都是有教育價值與訓練功用的。」

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學生的請願遊行、罷課為例。由於軍警彈壓制止示威,許多學生被打傷刺傷,情勢相當嚴重。二十二日晚,他寫文嚴厲譴責政府當局的處理方式。他說:「關於北平兩次學生遊行的事,我們不能不認當局的處置是錯誤的。」對於強性用武力鎮壓學生,他敢於站出來為學生辯護。他嚴肅表示,軍警趕打已衝散的學生,用武器刺打徒手的學生,甚至用刀背打女學生,用刀刺傷女學生,這都是絕對不可饒恕的野蠻行為。並指出這些行動是「穿武裝的人們的大恥辱」。

對學運的態度,胡適一直是深切的同情、關懷與支持,作法上則是主張沉著、理智和冷靜。他認為學運是救急辦法,但不可長期存在。對於政府暴力鎮壓學運,則是嚴厲的批評。

愛好自由精神

留洋期間,對國外民主自由的了解,深深影響了胡適。回國之後,他極力主張民主政治、言論自由、和平漸進的改革,以及容忍反對黨。民主自由思想一直是他關心的主題,「我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為界」是他的一句名言,而自由則必須建立在「不可侵犯他人同等之自由」的基礎上。

綜觀胡適所認為的自由,歸納有四個方面:一、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就是良心的自由。「宗教是一件個人的事,誰也不能干涉誰的宗教,容忍的態度最好。」二、思想自由。在文學上發展出來就是言論的自由,表現於美術品、工業就是創作的自由。三、政治的自由。中國歷代爭取信仰、思想自由的的文人政治家,從春秋戰國墨子、楊朱以降,桓譚、王充、范縝、傅奕、韓愈、李贄、顏元、李塨,都未來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未能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途。四、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自由權力。

他認為個人為社會的組成份子,想要改造社會,就必須先改造個人。主張信仰自由、思想自由、政治自由,還大力提倡自由的獨立人格,這些都無法見容於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期間,胡適思想自然受到無情批判。

隨著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他仍未改初衷,自願成為《自由中國》自由主義文人集團的後台支柱、精神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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