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1日訊】在中國大陸內享受著部級單位提供的待遇，一次香港之旅，讓邱明偉的處境看似從天上一夕掉到地獄。
過去，在中共對人民日報內部天天洗腦的情況下，他曾經認為中共這個黨確實搞得好，如今被扣上政治帽子不得不出逃。
面對命運的突然逆轉，冷靜思索，邱明偉徹底看清了中共政權的真面目。黑白分明，理智醒覺，儘管前路未明，但希望在現，邱明偉的選擇又何嘗不是讓他從地獄飛升至天堂！
人民日報主任的選擇
文、攝影 ◎ 吳雪兒
被迫出逃，處境雖然不容易，但邱明偉認為，跑出來即是一種解脫。
《人民日報》人民論壇副主任邱明偉在中國大陸內享受著部級單位提供的待遇，出入有專車，社會關係廣，到地方去採訪，會受高規格接待。沒想到一次香港之旅，讓他的處境從天上掉到地獄。
邱明偉形容這次是被新帳舊帳一起算。在國內一直對中共政權進行公開或不公開的調查，包括法輪功案件，幫助過法輪功學員，曾通過《人民日報》的電腦網絡上網退黨，這些都是他被選中作為政治迫害的對象的主要原因。參加香港每年爭取民主人權的七一大遊行和國際會議只是導火線。
命運的突然逆轉，讓邱明偉徹底看清了中共政權的真面目，他很清楚面對這麼一個「政治壓倒一切」的極權，他不得不往外走，沒有任何退路。八月二十三日，他把長期藏在心裏的決定，在香港記者會上宣布，公開以真名退出中共的一切組織，並被迫踏上了逃亡之旅。
北京要「殺雞給猴看」
今年六月三十日邱明偉被邀到香港出席一些國際會議，去香港之前邱明偉特意去上司賈立政總編的辦公室向他請示，並帶了一個購物卡作為禮物送給他。邱明偉回憶說：「我當時跟賈立政總編說：『李長春號召我們，要擴大影響力，要把握國際話語權，我不知道國際媒體怎麼運作，覺得新鮮，想看看當下最優秀的記者是怎麼思考的，想多學習國際記者如何把握新聞選題。』當時賈立政默許同意：『去倒是可以，但不要闖禍』。」
七月一日，來到香港，沒向北京請示，就去參加香港大遊行，當時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中共特務偷拍了照片。接著的三天，邱明偉出席了不同的國際會議，包括了國際記者聯會的會議，參與工會主持的公開會議。七月四日下午，邱明偉去了深圳市龍崗區政府的一位內部官員那裏，在深圳待了幾天，了解到了深圳龍崗因為發生火災，被中共派來的兩批調查組敲詐了二千萬左右。
七一遊行是香港人一年一度以和平手段爭取民主、人權的大型活動。（AFP）
七月八日，邱明偉回到中共人民日報宿舍（住所）時，被限制人身自由不准離開報社，而且隨時要接受審問。邱明偉說，他去中共《人民日報》官員賈立政辦公室的時候，另有一個人也在，穿著便服，從左邊的褲兜裏掏出了一個他以前沒見過的證件，證件上面的國徽是凹凸的，透過國安內部的朋友獲知那是國安的證件。「我被不斷審問有關我來港的具體細節。」
期間，邱明偉在與一位正義的何姓官員交談時，提起自己去香港的來龍去脈，沒想到這位官員無奈地說，有關方面已經開會研究過了，包括邱明偉在內的任何部級單位的相關人員，誰參與遊行示威就處理誰，誰越權接觸境外人士就處理誰，已經把這個事定為政治事件，要「殺雞給猴看」。
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一位有良心的幹部在報社南門院內的草坪上警告說：「國保會隨時抓你，快走！」邱明偉意識到事件已經政治化，他接受那位幹部的警告，決定逃離中國大陸。七月二十八日，他不動聲色地交了兩個稿件給賈立政，並按老規矩送了一個購物卡給賈，然後跟他說：「我已交了兩篇，還有一篇我回家寫好再交。」
被迫踏上逃亡之旅
當天晚上八點，邱明偉坐上衡水的火車離開北京，輾轉到深圳羅湖海關已經是七月二十九日的深夜。邱明偉在海關附近安頓下來，第二天一大早邱明偉就過了羅湖海關，進入香港，當時他安慰自己說：「安全了，安全了！」沒有想過，這只是逃難之旅的開始。
到了香港後，一些媒體界的朋友和大赦國際試圖幫助邱明偉。在香港的七天簽證很快到期，邱明偉於八月四日就去了泰國曼谷。八月六日從泰國曼谷回香港後，邱明偉向美國領事館求助，但因為他沒有難民身份，所以目前還沒有結果，於是邱明偉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於八月十三日去了澳門，並聯繫了港媒。八月十八日，香港《蘋果日報》以頭版頭條整版報導了邱明偉的初步情況。之後《大紀元時報》、亞洲自由電臺，以及其他媒體陸續採訪報導了此事件。
被迫踏上逃亡之旅，邱明偉在等待政治庇護期間輾轉流離。
八月二十三日中午，邱明偉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向公眾公開了這次慘遭中共迫害的更主要原因，在會上他公開宣布退出中共所有組織，隨即離開香港到印尼。
邱明偉填寫政治庇護申請單。
因為邱明偉長期調查法輪功問題、中共腐敗問題、投資商被迫害以及異見人士個案等，他在逃離中國前就有高層人員曾向他透露，今次政治迫害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他曾對法輪功進行調查及幫過一些法輪功學員。邱明偉其後才明白，根本原因是邱明偉一直在幫助法輪功學員以及一直堅持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在中國現在的人權狀況中，法輪功學員遭到的迫害是最嚴重的，修煉法輪功、藏有法輪功資料或對法輪功遭到迫害進行調查，都會被中共殘暴對待。來港參加七一大遊行只是迫害的導火線。所以好多問題都交織在一起，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今日的局面絕不僅僅是我參加香港的七一大遊行，也絕不僅僅是我參加香港的一些會議、會見異議人士等，我調查的一些個案其實已經被中共當局知道了，中共當局已經痛下決心要置我於死地而後快，因為我居然敢幫助法輪功，老帳新帳一起算到我的頭上。」
奇怪的人民日報管理體系
對於邱明偉的出逃，《人民日報》方面未能否認他的存在，邱明偉的上司，《人民日報》人民論壇總編賈立政違心對外聲稱，邱明偉與《人民日報》的合約已經在今年四月就到期（據邱明偉表示，勞動合同標明是二零一零年四月份才到期），而在網上亦有言論指邱明偉沒有記者證，不是採編人員，只負責該雜誌的廣告經營。
邱明偉對這種說法不屑一顧。「我可以明確地說，直到我逃難前，人民論壇所有人，包括我在內，拿的證件是一模一樣的，我們都是拿工作證，沒有記者證。人民論壇任何人都沒有新聞出版總署發放的記者證。原因是它不敢發，上面的總編不給我們辦，要我們做採編的工作，卻通過諸如此類的手段對我們加以箝制。包括現在在崗位上的記者每天辛辛苦苦熬夜加班，卻沒有任何加班費，《勞動法》早出臺了，仍然是沒有給一分加班費。手裏也是沒有記者證，上司不給辦。」邱明偉說：「《人民日報》的管理系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它在給你辦手續確認身份的時候，就要開始考慮一個問題，一旦我們這些人萬一出事的話，它就不會承認了。共產黨它就是這麼一個情況，它是從上到下都是用這個辦法，一旦出事就不承認你。它會對外說，你看他沒有什麼證件，不是我們的人，凡此種種，扣政治帽子，更不在話下。」
在政治審問的期間，看在眼裏的人情冷暖，也讓邱明偉感到很悲涼：「以前這些高級領導都跟你走得很近，跟你喝茶吃飯，工作也好，休閒也好，都非常願意在一起聚聚。你受到迫害後，很多人都跟你保持距離。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領導，在他的奧迪車裏，本來頭都伸出來了，一看到我來，趕緊把腦袋縮回車裏，生怕讓人看到跟我見面了。就是說要跟你劃清界線，害怕成那樣子，非常悲哀。很多很近的朋友、同事的關係都受到破壞，很多道德倫理遭到瓦解。我走之前本來是有一位高級幹部要請我吃飯的，因為他可能消息慢了一點。後來他知道了我出事了，嚇得也不敢給我打電話，他是一位現在還在職的幹部。」
對於向外與他公開劃清界線的總編賈立政，邱明偉說：「其實賈立政也不容易，他也是被迫的，就是這樣一個體制，因為我出事了，他要是不出面來攻擊我，他可能被中共定論為跟我有關係的人，那就說不清了。所以他要先把我打倒，在中國就是這樣一個情況，他把我打倒後，能夠以事實來證明他跟我之間有界線，跟我沒有什麼交往，他就能夠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說他這個人也是挺可憐的。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沒辦法做了一些違心的事情，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平時這個人很愛護我們的同事，以前沒有看到他是這樣的，但是在政治壓力下，很多人就變了，包括他對我的攻擊。」
邱明偉續說：「一開始我不理解，後來我看明白他（賈立政）的意思了，他不攻擊我他就完蛋了！所以他開始對我構陷虛假的東西，包括說我今年的四月份已經離開了。其實我七月二十八日還在報社內部吃住呢！監控錄影可以證明，他說的是違心的謊言，居然說所有同事都不知道我的消息達四個月之久，這樣的謊言是極其荒謬的。他真是可憐，為了跟我劃清界線，構陷那些虛假的訊息來保護他自己，做完以後，作為正常人，自己的良心都會遭到譴責的。因為畢竟你是構陷一個無辜的，構陷你的同事，做人做到這個程度真是悲哀。說不定有一天他跟我一樣，被共產黨拉出去整頓，誰都不能保證自己沒有這一天。趙紫陽、劉少奇、胡耀邦他們的地位都很高，不還是照樣出事，在共產黨的體制內，誰都無法保證自己的安全。不知哪天出事，哪天給你扣政治帽子。」
做內參調查有機會了解真相
今年三十四歲的邱明偉曾用過的筆名有邱文難、邱文和蘇文。小時候在中國福建省度過，現居住在北京市。邱明偉曾於長春稅務學院接受全日制註冊會計師的教育和二零零七年中央民族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新聞傳播學全日制碩士教育。
做調查一向是邱明偉的意願，在稅務學院畢業後，他就到《中外展覽》工作，也是一份官方的雜誌工作，他熱愛媒體工作，因為他可以從中找到樂趣：「通過新聞採訪，我可以比在其他的職業更快接觸到一些核心的東西，訊息來得比較快。」在做雜誌採訪時，邱明偉有機會接觸到國際的展覽公司，發現國際公司的一些理念跟國內的理念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工作了一年多後，邱明偉加入了中紀委屬下的《廉政內參》當記者部的副主任，說是記者，但是背後是有政治色彩的，是有級別的。《廉政內參》主要圍繞腐敗的話題，有些問題會通過內參反映到上面去，如果是重要的話，上面會有批示下來。批示後問題才能解決，但並不是所有的內容都會批。內參可以反映腐敗情況，但是有限度的。《廉政內參》使用了統戰部的臨時辦公室，但是屬於中紀委的：「統戰部也有它的刊物《中國西藏》，我為什麼選擇在中紀委辦公，因為我覺得做《中國西藏》這類雜誌沒有意義，天天說一些無關痛癢的話，到廉政，我可以把一些事情反映上去。」
家族中，很多都是經商，經濟比他好，但他寧願做媒體工作，認為這樣才活得有意義：「我所有的工作都圍繞著兩個字：『調查』，其他的工作可能給我很高的待遇，我也會做不久。我就喜歡做調查，離開了調查，就像人離開了三頓飯似的。」
後來《廉政內參》的負責人被抓，可能是人事內鬥的問題，內參也停刊，不過，事情沒有影響到邱明偉。接著邱明偉轉到中國政務研究中心旗下的《時政決策動態內參》當調研員，調查的範圍也從貪污到其他題目如環保，期間也兼職在《消費日報》專刊、中共司法部旗下的《法律與生活》、中石油創辦的《石油石化物資採購》刊物工作，也用筆名發文章：「在大陸，我們為了保護自己，有時候筆名會換來換去的。《中外展覽》沒有用筆名，因為它不涉及到批評報導。在《石油石化物資採購》我有用筆名如邱文，因為那裏有率涉到批評報導。」
邱明偉加入了《人民日報》旗下的《新安全》雜誌。一年後，即零六年，邱明偉決定到中央民族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新聞傳播學全日制碩士教育，希望從而可以得到提升：「在民族大學讀書非常有意義，因為通過深造，思想會得到提升，想的東西就更深更有層次。在大學裏，我真正接觸到國際上的一些東西，以前有廉政和動態工作時，接觸的東西與國外是有一些距離的。也是在大學裏，我看到了《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這是我看到的第一本反共書籍。」
他續說：「以前搞調查，就是很單純去搞調查，但那時候我對共產黨的印象非常好，覺得這個黨確實是搞得好，主要是下面有問題，覺得管理趕不上，地方都亂套了，是覺得這個問題，當時沒有意識到這個黨出問題了。」
讀到《毛》這本書令邱明偉的思想中提出了一些質疑：「我在考慮一個問題，《毛》書裏面所描述的內容，跟共產黨平時給我們講的完全不一樣，到底誰說的是對的，誰在騙人！與別的教授交流，發現很多有良心的學者都證實這個問題。」當時也有導師被國安監控：「安全人員專門有一批是盯著高校的教授，防止他們做一些對共產黨不利的事，搞學問的人，他會經常做研究，過程當中就會了解到真相，了解到真相後，它（中共）怕你有所行動。」邱明偉後來把《毛》書以電子版在圈子內傳播。
大學導師被監控調查
曾有教授在堂上抱怨手稿被偷走，但家裏的現金卻沒有被拿走：「因為那位老師年紀大，很少用電腦，都是寫手稿。老師也告訴我有其他教授被員警強制逮捕，被捕的教授會不服的說：『我是教授，我是搞研究的！』抓他的人說什麼了：『教授又什麼了，我專門弄你們這些臭老九！』完了把（教授）腦袋一按，塞進車內拉走。有時候教授也會在堂上公開罵共產黨。（他不怕？）他說，他都這麼一把歲數了。」
邱明偉曾於零六年採訪過冰心的女兒吳青，寫了一篇名為〈誰來改變中國〉的報導，但不准刊出：「在大學裏很有意義，不但是學到專業上的知識，而且還接觸到一些思想進步的專家學者，他對你的薰陶很關鍵。他會引導你以後的路怎麼走。通過碩士教育才學習到很多東西，包括書本上沒有學習到的東西。」
在大學內，除了看到禁書之外，也開始聽到六四的聲音，邱明偉有機會看到六四的真實片段：「以前內部一直給我們灌輸的教育是：『六四的問題，中央雖然有錯，但為了穩定，所以要殺批學生。』在民大了解到的是另外一個情況，當初的決定就是一個錯誤的，……它就是一個屠殺。六四的學生希望通過靜坐的方式，要求中央對高幹子弟貪腐問題進行處理，同時他們希望中國開始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正是這個民主自由的要求，觸犯了某些領導的利益，所以才下屠殺令。」
「大部份的教授是有良知的，知道共產黨有問題，只是沒有辦法去改變這個問題。他們私底下也會做研究。」
受碩士教育的啟蒙，邱明偉的民主意識發展得很快：「這些東西沒接觸過，但一接觸就像突然間給你開了一片天似的，是一個重大的突破。也是那時我開始運用我的權力去幫助（受害的人）一下。一開始膽子沒有那麼大，但後來就越來越大！」邱明偉曾經以《新安全》公函干預地方，讓他們處理冤假錯案：「要說膽子最大就是在人民論壇，都是越做膽越大，也越學越壞！因為以前我從來不送禮，我以前做了這麼久的工作，請過領導吃飯，但基本上不給人家送禮。」
為什麼要送禮？「你去做調查，你不給人家送禮，他不讓你做調查，不批准。這完第一回就有第二回，第三回你自己都會覺得你不送東西，人家會讓你去嗎？又送了！所以久而久之就成了習慣。甚至有個問題出現了，你一直給他送，突然你忘記了送，他就跟你翻臉……其實我覺得做人有些東西真不能那麼做，包括我給人家送東西，被動是被動，因為這麼送的話也不對，但是反過來，你不送就不允許你做調查，不讓你去，就讓你搞一些表揚的，天天宣傳正面的，歌功頌德。所以你搞負面的就得有所表示。」
生死逃亡牽涉發函幫助法輪功
有幾次上訪人士來找邱明偉，他試過向地方寫信，再拿《人民日報》的公函發出去，要求地方處理。「法輪功事情也是，在前中共江澤民定調前，基本上是不處理。江澤民定調以後，情況有所改變。」但即使鎮壓法輪功成為中共全力動員的大事，他也曾經就法輪功的事情寫過信給河北省，要求尊嚴對待法輪功學員，「他們接到這個信也會重視的，因為我的職務在那裏。來到報社後，我認真接待，安排辦公室接待，安排在報社內部的餐廳吃飯，內部也有對外招待的酒店、餐廳等等。他來了以後，誰看誰的面子？很多事情，說白了也不是靠記者的職務來要求人家作出處理，而是憑身份，憑著背後的政治壓力要求地方去處理。」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發生萬名法輪功和平上訪事件，邱明偉沒有很多的關注：「根據中共的消息指法輪功影響社會穩定，當時我們不太相信共產黨會撒謊，因為有些突發事件，我們也考慮會不會有這個情況發生，後來隨著接觸的個案越來越多，發現事情並不那麼簡單。後來幫助他們和對他們的保護都是有限度的，因為在我的職務上，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不像其他冤假錯案，我這邊能保護他們，如土地問題，地方拆遷的問題，有時可以做到徹底的保護。曾經試過上海處理過的一個個案，要拆四十多座別墅，經過發函干預後，當地的一把手向當地的百姓宣布：『這個地方我們永遠不拆了！』」
突然要面對生死逃亡的邱明偉，對於很多事情都有所反思，包括中共的本質。「沒出事的時候，我們是對共產黨有一些意見，包括非常強烈的批評，但是自己如果沒有遇到這個事情，很難認清它的真面目，因為平時我們都被洗腦，《人民日報》內部天天播放『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天天給我們灌輸這種觀念，天天給我們講政治。我總是覺得共產黨內部一部份人做壞事，沒想那麼深刻。直到現在我接觸到國際社會，從他們那邊聽到一些情況，回想起我以前做的一些事情，包括我同事以前做的事情，包括我做的一些個案，包括共產黨內部發生的一些問題，我冷靜地反覆地進行綜合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確實這個黨真是無可救藥了。替黨做事的人，很可能有一天就跟著中共出問題了，像我今天被迫跑出來的人，是迫於無奈地跑出來，雖然處境不容易，但我認為，跑出來已經是一種解脫。」
「逃離了共產黨對我的洗腦，有獨立的思想來看待中國社會的現狀，以獨立的思想來決定中國的民主將來要走什麼道路。為十三億人民去謀福利，創造一個更加好的生活環境。讓人民可以自己選官員，有自由說話的權利，在受到冤屈的時候有人替他們解決，不像現在受到冤屈沒有地方告狀，告狀還要挨打，被關進監獄。」
逃離了共產黨的洗腦，邱明偉慶幸自己終於有獨立的思想來看待中國社會的現狀。
中共內部都是泥菩薩
邱明偉又用泥菩薩來形容自己：「沒出事的時候，我總覺得自己像施救的人，像菩薩普度眾生一樣可以救他們，但我一出事我就發現原來我比他們還慘，我特別悲哀，我比他們還要悲哀，真是泥菩薩。以前我覺得我可以幫助大家，覺得很幸運，我有這個職務，但沒想到我這個職務……共產黨內部的職務都是這樣，隨時會崩潰。這個共產黨是非常邪惡的，為了讓你聽黨的，它必須讓你聽到什麼程度呢，為了黨你可以出賣朋友、同事等等，你必須要出賣，否則共產黨就要收拾你。這是什麼邏輯！中共靠暴力、謊言，製造恐懼。靠欺騙國際社會，靠欺騙十三億人民，靠在國內製造恐怖來維持它的統治。」
在中共的喉舌機關工作，邱明偉也不可例外要做「正面宣傳」的事：「比如說，今天要做一個正面的宣傳，接到高層的一個電話後，人民日報社就開會研究，定出報導的主旋律。然後去找材料，看哪個省有材料，上層說，不用去看這個人如何，趕緊包裝，說這個人做了什麼什麼事，就這樣，先進典型出來了！《人民日報》要說一個人好，能把死豬說成是活神仙；要說一個人不好，能把你打入十八層地獄。因為它（人民日報）要表揚一個官員，這個官員年底要加分的，被提拔的。它要是批評一個官員，這官員年底要麼扣分。它要是頭版頭條批評一個省長，那個省長不管有罪沒罪，肯定要下臺。」
邱明偉說，如果社會公眾想要知道中南海今天開會講了什麼內容，就看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不要表面看，而是從側面去分析。比如今年的重慶水災，如果它說，這個水災我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情況得到控制。如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說明水災很嚴重。你要反過來讀這個新聞。你得會讀才行，中共想表揚一個人，也同時把問題洩漏了。就像《人民日報》對我的反駁時，在過程中也肯定了我，給我提供了證明。因為它在否定過程中想向公眾提交證據，結果反而那個證據又證明了我的身份。」
邱明偉說，《人民日報》在重要日子前也會發內參來引導報導方向，有時不發內參，只是內部說說，因為在裏面工作的人都是訓練有素：「上面一句話，我們就會明白下一句是什麼意思！」
他舉例說：「七一快到，就弄一個勞動模範，先進典型，講他對黨的忠誠。為了達到對體制內的人起洗腦作用，它要樹立典型。那些典型很可笑，剛樹立完就出事。曾經樹立了一個典型，說她是軍嫂特別孝順，當這個軍嫂到北京去領獎時，臨走時還與婆婆打架，我們的記者在那採訪時發現的。」
對於新唐人、大紀元、希望之聲，《人民日報》內部有文件說明，這些都是被定性為「反動媒體」，邱明偉說：「內部非常明確指出，必須對這些媒體作出警惕，包括我們寫的文章要防止被這些媒體利用，是有檔的。現在文件也多，我們內部經常有對六四問題的一些定調，有些是內參，很多東西我們平時都扔了，不看。很多，包括文化大革命都拒絕承認，內部定調是什麼時候誰承認，當官都要死，所以不承認。」
中共肯定要沉船
第一次到香港，還參加了七一大遊行，邱明偉說：「在香港，覺得自由的陽光真是太好了，在中國內地，你要敢這樣遊行，回去後被發現，它就指控你參與敵對勢力，威脅中共政權穩定，這麼搞你，很多名詞你都沒聽過，甚至有些叛黨叛國，有些人說你不愛國，愛黨和愛國是兩回事，中共並不代表中國，你中共放開手，照樣會有新的政黨來為我們十三億公眾服務，來管理這個國家，而且我們不需要中共在這霸占這位置，你看中共在四川大地震時的表現，死了多少人，而且數字沒有真實的報上去，報的都是假數字。中南海內部一位官員，我們天天給他送報紙，後來出事被搞掉，我們打電話去問時，居然說沒這個人。中南海內部的人你都是這麼幹！什麼壞事都幹，最後什麼都不承認。」
參加七一大遊行，邱明偉在香港感受到自由的陽光燦爛美好。
再次來到香港的邱明偉，心情已經大不一樣了：「在香港，當所有的管道都走不通時，那時候是挺灰心的，往回走，中共是不會放過我的，面對的是中共黑洞洞的槍口，往外走又看不到很明朗的希望，那時真的感到很無助，但你只能往外走，不能往後退，否則肯定是死路一條，判你幾十年，你可能在監獄裏得某種『病』死了，或是出獄後可能某一天因為交通事故死在街頭。就是大難不死，中共會在你周圍做工作，孤立你，工作都找不到。」
離開香港前，邱明偉把他長期藏在心裏的決定，在香港記者會上宣布，就是公開退出所有中共組織。據邱明偉了解，在國內很多人都想退但是不敢登陸退黨網站：「因為是被控制的，中國內地的網絡是被監控，通過IP位址，它搜到誰在退黨，所以很多人想退但是又不敢去登陸那個網。我可以肯定說，我在內地所知道的，體制內的官員想退的人大有人在，我只不過是其中一個人，就像皇帝的新裝那個孩子一樣，把這個老底說出來而已。」
「因為很多高官自己家裏的人受到冤屈他自己也解決不了，包括建設部一個人，他的親戚受到打壓，他已經是退休了，以前是個高官，他跟我說：『我要知道共產黨這樣，我當時不如不入黨，入黨又有什麼用，替共產黨幹了一輩子，連親戚都保不住了，受了冤屈都沒有人管。』現在那個人已經退了黨。很多很多這樣的，更何況體制外，更是這樣。」
邱明偉希望通過公開退黨來喚醒中國人民：「我希望通過我這一次的退黨行為，來喚醒中國的十三億人民，認清中共的真面目，因為我們十三億公眾自己的未來是要靠自己去爭取的，不要把希望寄託在中共身上，它只代表它自己，不能代表我，不能代中國，更不能代表十三億人民。」
最後，邱明偉以沉船來形容中共，並呼籲官員早日跳船自救：「一條輪船海上航行，明明知道這條船馬上要沉，在前面某個地點就要沉沒，你還要待在船上等死，一起沉到海底去餵魚？我希望你們趕緊跳上救生船，去尋找更安全的地方，這是明智的選擇。這條船就好比中共，因為它太腐敗了，還能航行多久？我已經跳了，我呼籲體制內的官員們在適當的時候也選擇跳船求生，我會在某個地方幫助你們。中共只是個政黨，中共不等於中國，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救國需要十三億民眾的覺醒，更需要我們體制內的官員們大膽加入推動民主自由進步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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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記者身份特殊
文 ◎ 吳雪兒
《人民日報》既是一個新聞機構，又是一個非常政治的單位，因為它是中共中央的宣傳機器。（AFP）
《人民日報》記者的身份與一般西方國家對記者職務的理解有所不同。《人民日報》是一個特殊的單位，既是一個新聞機構，同時又是一個非常政治的單位，因為它是中共中央的宣傳機器，在中國內地，它是第一大報，據內部數字是全球每天發行八十萬份。記者之下有通訊員幫忙收集訊息，但不會做直接的調查。
6536的秘密
平時《人民日報》記者做採訪調查時，大部份採訪調查後，可以電話方式打到地方去干預，地方見到字頭是6536的電話號碼就知道是《人民日報》的，因為《人民日報》有自己獨立的電話局：電訊6536局。對方在接到電話後，想有所解釋，可以到《人民日報》的辦公室，記者會接待對方。除了用電話干預外，也會用手機干預，會明確表明身份，對方才會放心去辦事。
另外也可以發函。發函有兩種，一種是蓋公章的，叫公函，不蓋公章的，就是以個人的身份寫，是普通的信函，都是以《人民日報》的信封寄出。因為外面是買不到《人民日報》的信封，所以信函發過去會被重視，若是一般的信封可能地方官員不看便直接扔掉。
國內的冤假錯案很多，能幫助的個案有限，邱明偉無奈地說：「我只能是說趕到幫上誰就幫上誰，但基本上干預是有效的。」
很多時候，記者做調查，都會受到地方的高規格接待，其實是變相的賄賂。例如去年邱明偉去葫蘆島市調查，住的是當地最好的酒店，吃早餐時，來了三十多道菜，就三個人吃：「我說，為什麼來那麼多菜，能吃那麼多嗎？讓人感到痛心的是，太浪費了，吃了五道左右就飽了，結果一揮手又是水果盤上來。每到吃飯都派官員陪同你，你要去採訪調查，也會派官員陪同你，你說你能採訪到什麼東西？根本就採訪不了，當事人可能因為怕中共報復所以不敢在官員面前向我們說出他們的冤屈。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先撤回北京，然後在不通知地方官員的情況下就過去做調查，不跟他們那些官員接觸。」
地方官員最怕內參記者
問邱明偉地方重視調查的原因，他說：「是因為別的揭露僅僅是在新聞上起作用，我們（人民日報）要揭露，對他們來說，有一個政治方面的危險，因為我們一旦反映到上面（中南海）去，我不敢保證每個個案他們都會批示，但發到地方，地方一定會處理，怕影響自己的烏紗帽，因為我們要把材料通到中南海是很方便的一件事。」
地方也會很重視《人民日報》的表揚文章，因為每個地方每年年底都要考核，看當地做出的成積如何，如果在《人民日報》上有表揚文章，當地就會加分，如果是批評文章，考核就要扣分。
世界上所有的媒體，都是記者比編輯多，唯有《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兩個機構例外，編輯數量遠遠多於記者。這是因為這兩個機構的正式記者，在中共體制內部有十分重要的另外角色。他們可以寫內參，有些級別的記者內參可以直接到政治局一級，所以地方官員非常忌諱。
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記者到地方縣市，往往由副市長親自接待，專車接送，有時可以直接參加當地黨委會議，派頭極大。當年作為《人民日報》高級記者的劉賓雁，就可以直接進入省委參加常委會議，內參可以直接交給胡耀邦。因此，在《人民日報》做普通新聞採編工作的新聞工作者，大部份都只是編輯人員，而不是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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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友高勤榮
文 ◎ 邱明偉（原人民日報社人民論壇雙周刊副主任）
因揭露地方官員貪腐事件而遭打擊報復，被判刑十三年的原新華社山西分社記者高勤榮。（網路圖片）
儘管安危未明，終究是踏上了自由的土地！在逃亡的路上，邱明偉奮筆為新聞記者同業好友、秉持良心揭露中共搞假形象工程而慘遭政治迫害的高勤榮鳴冤叫屈……
我的好友高勤榮先生，在一九九八年從天上一下子掉進了地獄，他被中共以「受賄罪、介紹賣淫罪、詐騙罪」，判刑十三年，關押進中共的晉中監獄。導致他遭遇牢獄之災的是，他把山西運城地區耗費鉅資搞假「灌水工程」的這張「薄薄的窗戶紙」捅破了，如同《皇帝的新裝》中那位講真話的孩子般把看到的東西說了出去。
《人民日報》於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根據高提供的準確材料作出報導說，山西省運城地區花費逾二點八億元人民幣，搞赤裸裸的假灌溉工程。高先生批評說，《運城日報》報導當地官員在六個月內建造了六萬七千個蓄水池，但他本人調查後發現，所謂蓄水池並沒有連接任何水源，也沒有安裝任何輸水管灌溉農田。高勤榮的報導被送交中共中紀委，而且也被中央電視臺及其他媒體跟蹤報導，轟動一時。
但是中共官員並沒有因此受到處分，反而是高勤榮本人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遭到逮捕，一九九八年五月，這個原新華社山西分社的記者曾率先揭露運城地區耗費二點八五億元大搞假滲灌工程，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六日中央電視臺也播了假滲灌的事情，到十二月份高先生又去了北京，十二月四日那一天下午，高先生接到熟人的電話讓他到北京的粵秀大酒店。高到達預定地點後敲門沒人開門，這時候電梯門開了，過來三個人把高先生帶走了，高先生遭到誘捕。
高先生在新華社山西分社的《記者觀察》和《山西青年報》等單位工作過，出事後，高先生的未來生活極為拮据，在找工作方面到處碰壁，因為中共到處排擠他、孤立他。至今高先生的冤假錯案未能得到平反，高先生和我相熟，也多次到人民日報社找我，包括《人民日報》的一些高級官員也和我們一起談論了高的案子。前一陣子我問高先生：「您的案子怎麼辦？」高安慰我說：「要去海南省找一個關鍵證人（中共幹部），說這個證人當初迫於中共壓力而說了違心的話作出假證據，但現在這個證人已經退休，處於愧疚原因為高的案件重新作證，以證明高的案子確屬冤假錯案。」據高先生後來跟我說，去了海南（中國的海南島）了，找到了那位已經退休的官員了，這回好像有希望得到平反。但沒想到的是，高想糾正錯案的想法被國家安全人員獲悉，隨即遭到國家安全人員阻止並威脅，後來高先生糾正錯案的工作停頓了下來。
高先生目前仍一直在做負面調查，我怕他遭到連累，沒告訴他我出事的消息，不知情的他前幾天還給我發了好幾篇負面調查的文章，希望我能幫助他發表，這就是一個用良知去觀察中國社會現狀的高先生，卻在中共的統治下，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因為堅持正義，大膽向社會揭露中共搞「假形象工程」而慘遭政治迫害入獄十三年的高勤榮先生，二零零六年雖然經國際社會呼籲獲得減刑出獄，那個時候已經被整整關押了八年。出獄後，高勤榮先生原來的單位和他劃清了界線，目前高先生為了生活到處奔波，但找工作也屢屢碰壁。高先生出獄後的生活十分拮据，他自嘲說：「畢竟是個男人，總不能讓老婆養活自己，這是個實際的問題。」除了工作以獲得收入供孩子上學所需學費，高的愛人患腰椎骨結核也因為經濟拮据拿不出手術費而未獲治療，就是一直吃藥，後來國內外的網友紛紛捐款給高先生以幫助改善他家庭的狀況，現在高的愛人動完兩次手術之後，大夫讓他吃一年半到兩年的藥。現在她愛人的病很難治癒。
高先生在奧運期間被中共警告說他不能離開山西，而且中共拒絕向高先生發放港澳通行證和護照，他被限制出境，所以高先生只能在中國內地走動，偶爾會到北京見見我們這些相熟的朋友，希望能通過我們這些相熟的朋友伸出援手幫助他。一些國內的媒體想要聘請高但出於中共壓力終不敢聘請他，按照中共的規定，曾經服刑的人員是不能再當記者的。高先生從事新聞方面的工作可以說是輕車熟路，但目前國內媒體已經沒有機會見了，國外媒體又沒有很好的聯絡渠道。
在高勤榮出獄後，我們先後通過不同的渠道為他鳴冤叫屈，但因為中共追求政權穩定，漠視我們這些人的冤假錯案，就好像我們不存在一樣，中共對我們是一手遮天。在這種政治環境下，許多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為了安全，為了保住工作而不得不按照中共的意圖說那些違心的話。
在媒體為黨喉舌、貪官污吏橫行的大環境下，堅持正義的良心記者沒有立足之地。（AFP）
總部設在美國的新聞自由監督機構「保護記者委員會」去年九月份宣布將國際新聞自由獎頒發給高勤榮。「自由是福」，高先生曾如此感歎。
全國政協委員曾為高先生聯名呼籲。二零零三年，山西有一個全國人大代表韓媽媽，二零零三年她找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領導哭著說高先生的遭遇。冰心的女兒吳青也給高先生的愛人寫了一封信，鼓勵高的愛人說一定要堅持。高的愛人工資就七、八百塊錢，又要撫養孩子，工資根本不夠，後來為了替高先生申冤，把工作也放棄了。
高先生曾悲憤地在遺書中寫道：「我是個孤兒，養父養母均已去世，現在我是家徒四壁，妻離子散，故不存在財產分割，我赤身而來，淨身而去，毫無遺憾。」
高先生認為作為一個記者，就要為人民呼籲，當初如果不寫這篇文章的話，也許高先生就沒有這個牢獄之災，但如果每個人都是唯唯諾諾，這個國家還有什麼希望？所以腐敗必須揭露。然而，這樣的揭露確實給高先生帶來了滅頂之災。如果像這樣有良知的知識份子都得不到保護，社會進步只能是一句空話，民主自由會變得更加脆弱。所以我作為中共《人民日報》的人民論壇副主任（現已和中共決裂）在這裏呼籲國際社會救高先生於水火之中，給他生活的希望，同時也是給中國十三億民眾的民主自由帶來希望，請大家伸出援助之手，讓人權的陽光普照大地吧。◇
本文轉自【新紀元週刊】137期「封面故事」欄目（2009/09/03出刊）
http://mag.epochtimes.com/139/index.htm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