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03日讯】在共产中国，女人涂口红穿高跟鞋，男人打高尔夫球逛夜总会，怎么还会有人遭受暴政的摧残？我以我四十余年两种制度下的记者生涯向您保证，共产暴政的受害者，在中国不仅过去有，现在也有而且为数众多。“怎么我就不知道，也没有看见呢？”您会这样诚恳地问我。我告诉您，由于北京政权控制了所有的传媒，收买笼络威胁外国记者并限制他们的自由，共产中国的真相，往往不是被掩盖就是被忽略或轻描淡写了。
您一定知道，北京政权是用斯大林和日本人的武器和几百万农民子弟的生命夺取的。您也不会不知道，几千万中国人，在中共建政的头三十年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名义发动的“大跃进”和数起政治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一直到所谓“文化大革命”。这里还不包括在朝鲜战争中死亡的中国士兵。您大概也留意到，走出“文革”浩劫，中共曾有中央全会文件告白天下，说是党将从中汲取历史教训，使悲剧不再重演。我也曾经天真地认为，中国从此不会再有共产主义的受害者了。
然而，事与愿违。1989年夏天，北京政权不顾天下之大不韪，硬是用坦克和冲锋枪在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在世界媒体的摄像机前，血腥镇压了仅仅是要求民主和廉政的学生和市民。他们中间多少人死于非命，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勇敢的天安门受害者的母亲们至今仍在为正义和良知而奔走呼号。
十年后，也就是1999年，北京政权开始倾全国的人力物力，搜捕关押和酷刑改造一个不再信仰阶级斗争哲学的群体——法轮功。为此而捏造的罪名则是，法轮功可能会演变为中国的“团结工会”(Solidarity)。鉴于法轮功修炼者崇尚非暴力，当局越发肆无忌惮地践踏他们的人身和道义尊严，活摘他们的器官，用以在移植市场上“为发展作出贡献”。已知有三千多名修炼人死于虐待和酷刑。还有多少同案人在监牢中挣扎，外人更是无从知晓。这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的见证人中，有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佛雷德‧诺瓦克，加拿大知名外交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等人。
又过了十年，也就是2009年，一个发生在香港的事件被人们忽略了。那一年的十一月底，国际人权日的前夕，一个命名为“中国冤民大同盟”的组织正式在香港注册成立。冤民，是指共产专政的无辜的受害者们，特别是那些高增长的受害者们。
三十年前，中共大张旗鼓地用“发展”代替了“阶级斗争”。政治口号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转换为“发展是硬道理”，其实，两者不过是异曲同工。昔日，以“阶级斗争”名义横扫一切，今天，以发展为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两个口号的目的都是为了骗取它执政的合法性。
中共的市场是国家垄断下的市场。在一党专政下开放市场不啻是由黑社会开办赌场。高度的垄断开发，大量引进的外国资本加上廉价的劳动力，促成了中国经济畸形的高增长，透支性的增长。这个增长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不存在，行政命令长官意志等同法律和伴随而来的警察暴力之上的；这种增长也是建立在多少农村和城镇居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之上的。有多少人的寓所租地和房屋被共干以发展的名义变卖贪污？据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估计，这个群体至少涉及一两千万人。两年前，当这位教授试图把他们组织起来维护他们的权益时，他立即被投入监牢，判了徒刑。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毛对于建政初年外省的政局放心不下，于是便成立了一个人民信访办公室，接收处理民众的信件，接待民众的来访。实际上是一个公开的情报调研机构。所以，信访办也被称为“第二调研室”。多年来，大凡地方领导部门不予处理或处理不公正的案子的受害人，都要前往首都的信访办反应冤情，寻求中央部门匡正弊端，昭雪申冤。在中国，法律天平不在司法部门，而是在党中央，这是人所共知又无可奈何的事实。
高增长的受害者们也纷纷抱着同样的幻想来到首都，被称为“访民”。然而，时过境迁，面对大批涌来的“访民”和他们申诉的令其困扰的案子，中央当局不但不愿深究，反而命令地方当局出动地方警察，把“访民”截访回原籍。“访民”们不仅冤情得不到昭雪，却再次落入了虎狼之口。如今，“访民”群体的凄惨遭遇已经成了北京的一景。精明的德国外交人员也一定注意到了这种发展的奇特景观。
综上所述，“文革”以后，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并没有绝迹，他们的队伍年年都在增加。绝望中的自尽自焚，法外执法引出个人悲剧性复仇的消息不绝于耳。人们在中共建政六十年周年之际首次听到了在公共场合喊出的“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声。中共自以为开放市场就可以使它避免重蹈苏联和东欧经济崩溃的覆辙，殊不知，坚持专政体制却使他落入了越来越深的社会问题陷阱。
面对社会问题困境，北京的解释是，这是发展不可避免的，而发展总不会使所有的人都得利的。又说，中国没有西方的人权传统等等。所有这些狡辩回避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只能哄骗不明真相的外国人。当人们知道，在二次战后的和平时期，有几乎等于德国人口总数的中国人死于共产独裁专政，在所谓改革开放时期，共产主义受害者的队伍还在延长，人们自然就会辨认出谎言掩盖的真实。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发展必须镇压持不同政见人士，发展必须用酷刑处置不同信仰的人群，发展必须取缔言论自由，发展必须用暴力野蛮拆迁。对于中国人来说，事情则要明朗的多。其实，只要看看台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台湾的居民是同文同种的中国人，那里没有政治犯，那里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那里没有一党独裁，有的是多党竞争的政坛，那里的经济在世界的困局中仍然有所发展，那里的国民收入远远高于大陆。
世界银行今年发布的一项报告表明，开放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在共产中国，41.4％的财富集中在仅占人口1％的共干家族（nomenklatura）手中；国企高级主管的收入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高达128倍。中共刊物《经济参考报》也证实，共产中国的基尼系数（coefficient Gini）已经超过了0.5，而基尼系数规定的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为0.4。
小舵手邓如果得知这份成绩单，可以在坟墓中闭目安息了。三十多年前，是他发出呼吁： “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当时，曾有高干追问，“我们的子女是否也属于这一部分人？”邓明确回答：“当然！”
中国的局势也并非因此而一片黑暗。随着历史和现实的教训不断重复，随着共产党真相日益大白，一批勇敢的新闻工作者和律师也开始了在强权下的苦斗。揭露贪腐的记者，为法轮功和其他弱势群体辩护的律师或被解雇，或以编造的罪名被判以徒刑。
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激发了中国人进一步的觉醒。就新闻界来说，目前，外国媒体还没有注意到的是，北有《炎黄》，南有《都市》。前者指的是北京著名政论刊物《炎黄春秋》。这份由一批体制内老干部编辑出版的刊物，在今年四月号中再次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毛泽东。一份中央全会的纪录披露了1980年一次有四千人参加的高干会议上批毛的实况，其中有人直言，毛就是“暴君”。如果说，《炎黄春秋》此举表明，在中共党内高层也已有人脱却了政治思想枷锁，从体制内揭露了历史真相，那么，《南方都市报业集团》在揭露和评论时弊方面，虽屡屡遭到整肃，但编辑方针不变。《炎黄》与《南都》一北一南展现了当今中国媒体有限的，但毕竟是新的格局。它们与本世纪初创办于美国的三大独立媒体，《大纪元报业集团》，《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和《新唐人电视台》殊途同归，交相晖映，为揭露谎言反对暴政作出着各自的贡献。与此同时，一大批有正义感的律师们也开始组织起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并获得了国外同行的声援。
其实，历年中国的共产主义受害者们都在萌动，有的在翻阅历史旧案，有的在清算今日的遭遇。其中，没有得到妥善合理安置的退伍军人的抗争颇为引人注目。迄今，他们十几次游行示威的要求均被禁止，他们也表示，已经到了承受不公正待遇的极限。
据大陆媒体透露，今年，一位大学教授和一位现役高级军官分别预见，三到五年或十年之内共产中国必将发生重大的民主变革。关心中国的德国人应该帮助中国人切实实现真正的民主化。
德国人经历了二十世纪两大意识形态劫难的磨练，在眼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逆势前进，成为欧洲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出于对德国友人的怀念和敬重，我衷心希望，德国人在积极发展对华经贸关系的同时，告诉中国人，在德国主张暴力革命和专政的马克斯主义早已成为尘封的历史；告诉他们，德国人不认同并且反对用监狱和酷刑对待不同政见人士和不同信仰人群；告诉他们，没有独立的媒体和司法就没有民主可言，而竞争机制也必须引进政治领域，这些都是发达国家共同的发展经验。我想，这样做也是德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吴葆璋 2010－08－14 于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