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捎来可贵的启示

吴惠林(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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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0年11月18日讯】在全球正陷于“无就业景气复苏”窘境的时刻,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布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70岁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戴蒙(Peter A.Diamond)、71岁的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摩坦森(Dale T.Mortensen),以及62岁的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教授皮萨瑞德(Christopher A.Pissarides)三位共同获得。不但未闻异声,还获得普遍肯定,因为这三位得主都是分析劳动市场的名家,尤其对失业有独到见解,或许对解决失业问题有帮助。

三位入世经济学家获奖

1940年出生于纽约的戴蒙,196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数学系,1963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先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当助理教授、副教授;1966年回M.I.T.任教,直至2010年获颁诺贝尔奖时还在该校任教。

戴蒙获得无数荣誉,得过不少奖项,也曾担任《美国经济评论》(AER)等数种顶尖学术期刊编辑。他的研究兴趣在三大领域,分别是公共经济学、资讯和不确定性,以及价格、景气循环。戴蒙著作颇丰。早期学术研究主要在无限的水平偏好和成长理论,重新思考瓦拉斯模型(Walras’Law)在缺少某些市场(特别是保险市场)、缺少以最小成本从事个人间所得重分配能力下跨代规范分析。较近期的研究则专注在缺少瓦拉斯喊价者的应用。这些基础研究都已应用在退休公积金的政策分析。

摩坦森于1939年在美国出生,1961年获Willamette大学经济学士,1967年得到卡内基美隆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修读博士时曾担任研究生讲师和研究助理。1965~1971年任西北大学助理教授,1971年晋升副教授,1975年再升为教授,到2010年获颁诺贝尔奖还在该校教学。

摩坦森的研究领域有三:一为一般经济,二为资讯和不确定性,三为特别劳动市场。他是工作搜寻和失业搜寻理论的先驱者,并将该理论扩展至劳动重组、研究发展、私人关系以及劳动重分配。他对摩擦等于交易双方随机抵达的洞察,已成为劳动市场和劳动市场政策影响分析的引导技术。摩坦森现在最主要的研究是发展加入工资差异、工作和劳工流量的时间序列行为,以及经由产品创新的经济成长的均衡动态模型。

皮萨瑞德于1948年出生在赛浦路斯的Nicosia,1970年获Essex大学学士,隔年得硕士,1974年移居英国,并获伦敦政经学院博士,拥有两国国籍。1974年任职赛浦路斯中央银行经济研究部门,1974~1976年担任Southampton大学经济学讲师(Lecturer);1976~1982年回伦敦政经学院任经济学讲师(Lecturer);1982~1986年升为高级讲师(Reader);1986年迄今一直担任政经学院经济学教授。

皮萨瑞德的主要研究领域有三,分别是劳动移动、失业和空缺,价格、景气波动和循环,以及经济成长和总生产力。他的专长就在失业经济学、劳动市场理论、劳动市场政策,以及成长和结构变动。

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启示

综合而言,三位得奖者的理论重点在于强调:劳动市场的供需双方无法完美遇合,亦即市场上许多公司有许多空缺职位却找不到人,而另一方面却有不少失业者找不到适合的工作,于是失业很自然出现了。原因就在资讯不完整、当事人主观考量、交通等等成本的存在,于是如何降低双方的“搜寻成本”就成为关键,而劳动市场中无时无刻都有失业存在就是常态,至少有所谓的“摩擦性失业”。所以,问题就在:如何降低搜寻成本?而政府有关政策是会降低或提升成本?或者政府政策究竟会降低失业率或者反会让失业率居高不下?

值得注意的是:以三位得奖者姓氏缩写而成的“DMP”模式指出,市场买卖双方资讯并不完整,要获得“天作之合”的完美配对非常困难,可说根本不可能。结论是:失业福利较优厚的社会,通常失业率较高,劳动市场供需双方相互搜寻的时间也比较长。

这样的结果其实已有许多学者附和、证实。我们可举1982~1984年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也曾是雷根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费兹坦(M.Feldstein)教授这位经济名家,在1978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时,所提出的一篇讨论“失业成本”的论文之论点来做明确的说明。费兹坦将失业成本分为“私人”和“社会”两种,认为失业的私人成本如果低,将会导致高失业率;而此成本之所以会低,乃因薪资所得税高且失业津贴免税,致私人较愿享受闲暇或从事非市场工作行为,亦即对工作产生相反的诱因,这也是美国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的主因,而且也使原本只是短期失去工作者,也宁愿赋闲在家领救济金,而不愿赚取差额不大的工资。

至于失业的净社会成本,系指设法将失业者送回工作岗位去的潜在利益,以及政策本身所耗成本之间的差额。不幸的是,降低失业的政策却会引发通货膨胀,以政策来减低暂时性的失业是得不偿失的。不过,费兹坦教授也认为,如果是结构性的高失业,而不有效的解决,就可能演变成欧洲国家所采用的“压低失业”模式,即,不经政府允许,厂商无权解雇工人,而失去工作的工人,也无权决定何时返回及回到那个工作岗位。更糟的是,长期高失业率更会迫使采用引发加速通货膨胀的扩张性总体政策。如此一来,在劳动市场失去自由和加速通货膨胀双重压力下,将使整个经济蒙受重大损失。所以,基本上,费兹坦教授对失业保险或津贴,采取保留态度。这与上文所提的“DMP”模式之结论不谋而合。

如何缩短失业期间、如何降低搜寻成本,让劳动市场更自由、竞争程度更大是较有效方法,政府救失业的政策则往往帮倒忙,甚至于培养一些懒人。一直以来世界各国所施用的救失业政策,不论是公共就业、公共训练,或者是失业保险,似乎就是如此呢!所以,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捎来了这样的讯息,不是提供了可贵的启示吗? ◇ (小标为编者所下)

本文转自198期【新纪元周刊】“自由评论”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00/87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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