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1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潘在殊香港报道）国际记者联会昨日在香港发布《敢言：中国新闻自由2010》年报，罗列了八十多项中共官方去年下达的限制新闻工作者采访报道的连串禁令以及新闻工作者采访遭限制打压的事件，显示中国新闻自由恶化，香港的新闻自由的空间也在缩小。
国际记者联会总干事韦艾登在年报中表示，国际记者联会揭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机关去年的连串禁令后，令人忧虑的是中共领导层并未守信在取得2008年北京奥运前，曾向国际社会许下承诺，会给予传媒更开放的空间。”
年报指出，在今年1月，中共官方已下达一系列新的禁令，这迅速的步伐显示出新一年的新闻审查极可能继续延续，再进一步限制人民了解自己所属社区、全国甚至别国发生的事情。尽管中共当局于去年曾公开确认传媒监察社会角色的正面讯息，但是新闻工作者在整年间仍持续地遇到限制、滋扰及恐惧。
其中包括：3月份下达禁令阻止传媒采访的山西近百名孩童疑因接种变质疫苗，而导致死亡或残障事件。《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包月阳因报道而被秋后算账，被撤职调岗。8月份新疆阿克苏汽车爆炸死伤案，勒令传媒不能转载官方传媒《新华社》的报道。公安《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7月份因报道浙江一间市公司违反交易守则后，竟被浙江丽水市在网上列为“通缉犯”。赵连海因聚集毒奶粉受害家长在政府部门外抗议及在街上接受境外记者采访，11月而被判刑两年半。
与国际新闻标准相差甚远
中国《保守国家秘密法》10月修订后，把透过互联网传递国家秘密资讯列作刑事罪行，违犯者可予以囚禁。中宣部于9月下达禁令，不许传媒报道物业的空置率及灰色收入问题。
撰写年报的国际记者联会香港及中国代表胡丽云表示，中国的新闻自由现状越来越恶化，因为禁令涉及面很广，不单阻碍资讯自由发放，同时间更助长中国境内自我审查的文化。
胡丽云说：“涉及到外交，也涉及到社会民生的问题，也涉及公共卫生的东西，也涉及自然灾害的事情，其实只要你想得到就会出现；当一些事件发生以后，例如上海大火的事件，它们永远所做的一件事就是立即掩埋事件，立即想办法希望媒体不去报道，或者减少报道，或者在它们的舆论指引之下去报道，这和国际社会的诉求，国际社会的标准，是完完全全两码子的事。”
胡丽云续说：“去年我们所知的中宣部、省宣传部下达的禁令有三百多条，所以如果以这个作为基本来衡量的时候，今次我们拿到的88项禁令，可想而知，真的是冰山一角，而我们更加相信，这些禁令，将会越来越多。”
她强调，过去全年间，当局的操控更延伸至侵犯私人空间；而中宣部1月4日向传媒下达多项新指示，规限传媒报道自然灾难、群体性维权活动、刑事审讯、贪腐及拆迁个案，又不许传媒用“公民社会”一词，亦不许就新闻事件或人物进行网上选举，更加令人担忧。
港媒体成政府传声筒
胡丽云同时也指出，虽然面对前所未有的打压，但中国新闻界过去一年也出现令人振奋的消息，多名勇敢的记者无惧各种打压和审查，进行示威抗议及联署行动，或令当局有所收敛，或引起社会公愤；另外，23位著名前中共干部10月亦作出公开联署，呼吁中宣部终止新闻审查；她相信，这股力量会越来越强大。
胡丽云表示，香港的新闻自由的空间在缩小，“香港政府在过去的一段日子多数是以较为软性的方法来和媒体搞好关系，令他们撰文时可能有一个偏性，偏向政府的声音，失去一个公平公正的新闻报道， 客观报道引致坊间都有一个说法，香港媒体好像成为了香港政府的传声渠道，只是传政府的声音；而期间我们看到政府很擅长搞好关系，选择性地选择传媒去发放新闻，而不是公平公正的对待香港所有新闻工作者，在过去日子大家可看见一些新闻只有某些媒体可率先报道，某些他们视为不友善的媒体被搁置，或到最后他们被追访时才不情愿地讲，在这点上，香港政府其实在抵触基本法第37条里面讲及到香港有新闻自由这个承诺，亦抵触他自己所签订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胡丽云促请港府当局作出改进，“香港警察部门在处理一些涉及公众利益有关资讯，请名正言顺将有关信息全部发放，尽快发放，同时立即修订《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使新闻材料得到全面保障，同时我们呼吁香港政府立即立法保障资讯自由，同时要求它立法去订立一个档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