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死亡的幽谷(40)“右派分子”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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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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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重建家庭,认真“改造”

一、“分子”加“分子”的婚姻

1963年9月6日,我从西山农场回学校后,被安置在总务科当勤杂工。这时,经济开始复苏和繁荣,阶级斗争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激烈了,看来老百姓要过几年好日子了。我这个“摘帽右派”也沾了大气候的光,过着平安无事的日子。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救了老百姓的命,但刘少奇因此得罪了“万岁爷”毛泽东,“文革”时被毛活活的整死。

在西山农场期间,我遇到了曾是我校学生的夏淑彬,当时她28岁,四川铜梁人,家庭成分是地主。1950年她从农村来重庆投奔她二姐夏淑超(重庆特殊钢厂工人),1956年考入五一技校。

夏淑彬为人忠厚老实,在学生期间适逢57年“整风运动”,她被上上下下一片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的激情所感动,便在班里“大鸣大放”时提了一个意见,说“土改”时有个别当地干部,利用“土改”运动报私仇,并举了一个例子。因这样几句话,她这个老实纯朴的农村姑娘被戴上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什么叫做“反社会主义”她还没有弄清楚,就稀里糊涂的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

她毕业后,在工厂由群众“监督劳动”,当“阶级斗争”的反面教员,后来每月给她18元的生活费。西山农场开办后,她又被下放到农场继续“监督劳动”。

我到农场后才认识她。我这个“右派”和她这个“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一起劳动。开始,我两做梦都没有想到以后会结成夫妻。

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双方有着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共同的现实处境,很快彼此之间的印象加深。“同是天涯伦落人”,她认为我和她一样都是被冤枉了的好人,由内心对我的同情到爱慕我的人品。

她主动帮助我,我的棉衣破了,她用了几个夜晚帮我补好;我的饭量大,经常吃不饱,她知道后,不时把她自己节约下来的饭票给我,我从内心里很感激她,也非常同情她的遭遇。

在劳动中她担不动的担子我常常帮她担。不久,有些好心人半开玩笑地说,希望我们两个结成伴侣。她也不表示反对,只是私下里对别人说,她二姐给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现在还在通信,她感到为难。

她对我的好感越来越深,加上她的女同学肖朝凡(又一个“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开导,她决定放弃了那个只有一面之识的男友,而今和我好。

我正值中年,也想结束单身汉生活,但一直不敢想有人愿意嫁给我这样的人。

她虽然是个“反社会主义分子”,但毕竟是个未婚的年轻姑娘,应该不愁找不到一个比“右派”好的男人。她到底图我什么呢?

我想,关键在于我们有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处境,共同的思想基础,这种结合的基础是非常坚固的,绝对不会再现与前妻的那种“大难来临各自飞”的悲剧,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婚姻在大风大浪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夏淑彬感情纯正专一,是位从农村出来的受过磨难的姑娘,作风正派,又能吃苦耐劳,是那种“嫁鶏随鶏,嫁狗随狗”忠诚可靠的贤妻良母型的人,她应该是能与我风雨同舟,白头偕老的姑娘。当时她甚至还担心,以后我要是翻了案会不会抛弃她。

1963年8月,在西山农场我俩个私下定了终身。

农场回学校后,夏淑彬的二姐听说她找了一个“右派”,勃然大怒,严厉打骂了她,甚至以断绝姐妹关系来威胁,逼她断绝和我的关系。

她的二姐就像她的家长,是二姐千方百计把她从农村弄出来,在她未考入五一技校时,她一直住在二姐家里,一切的吃、住、穿、都是依靠二姐。当二姐威胁她要和她断绝姐妹关系的时候,她内心非常痛苦,最后她恨下了一条心,宁可断绝姐妹关系也要和我结婚,今后有什么困难绝不求她二姐,自己来承受她选择的后果。她回学校后,她的一些女友都说她“傻”,也劝她和我断绝关系,她们可以帮她找一个家庭成分好的。

夏淑彬毫不动摇。

1964年2月4日,我两人去大坪街道办事处办结婚证。那位中年女人以一种诧异的口吻提醒夏淑彬:“你知道他是个‘右派’吗?”她回答说:“我早就知道!”

2月6日至2月8日,我们请了三天婚假,以旅游的方式,去重庆南温泉风景区找了一个旅馆住下,来回玩了三天,这就算是结婚了。当时,她已摘掉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在车间当车工,定为二级,每月工资36元,我的工资定为31元(内有1元地差)。

我们结婚后,学校分给了我们一间12平米的单人间,我们借了公家的一张床,两个人的被子合二为一。此外,除了各自的吃饭碗筷以外,几乎一无所有。锅、碗、瓢、盆等都是以后陆陆续续添置的,但我总算是有一个家了。

我们结婚时,她娘家和亲友无一人上门,不过她老母亲心痛女儿,力排众议,同意我们两个的婚事。我们结婚那天,她老人家独自一人,从她二姐家来,跟着我俩一起去南温泉玩耍了三天,这给了我俩极大的精神安慰。

后来,她和二姐的关系也渐渐缓和下来,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她二姐最后表示愿意和好,我也表示对他们完全理解,换个位置谁愿意自己的妹妹嫁给个“右派”。这样,我这个无亲无故的外省人也有一门亲戚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夏淑彬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头,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没有怨悔,“糟糠之妻,患难相从”。十五年后,我的冤案平反,有人又以另外的眼光称羡她“有眼力”,说她有福气等,其实她什么也没有,她就是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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