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7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曾去执编译报导）北京自由主义独立学者刘军宁近期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自由主义在中国并非舶来品”(The Ancient Roots of Chinese Liberalism)。他认为，外国学者与记者所认定的“北京模式”或“北京共识”适合取代“华盛顿模式”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所谓“华盛顿共识”，依赖的是自由贸易、资金自由流通、撤销管制、依循法规，以及私人企业的卓越表现来促进成展。
刘氏认为，他们这种看法基本上是误解了中共。中共确实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有长足的进步，它减轻了贫穷，向世界开放并且缓步司法改革。但是仔细检视，促进繁荣的主要改变，应该是对人民管控的放松，而不是依靠马列共产主义的掌控。
中共经济的成效，从它行事是否依循“北京共识”，便可明显看出。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者黄亚生的说词：“如果直接从一般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来评量，中共在追求自由化、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温和的政治改革与扬弃中央集权的情况下，表现最佳。”
也就是说，“华盛顿共识”之所以能成为共识，是因为它行之有效而逐渐影响中共。它对政府职责与私人企业精神的促进，是有效成长的动力。或许北京当局做出正确的事情时，“北京共识”才显出效果，但是如果北京犯错，从历史经验来看，就会发生文化大革命或大跃进等惨事。
刘氏认为，中共近来有许多事证显示重提“北京共识”的危险。过去几年我们可以看出北京高层有背离自由化的趋势。例如，北京限制珍贵的稀土出口，引起贸易纷争；它十年前从事金融改革，如今在全球金融危机时又走回头路，强迫银行接受政府的指导贷款；再者它的镇压异议份子，也让法治恶化。或许不是巧合，这段期间中共的成长减缓、通膨高涨，更引起大家对经济与社会稳定的忧虑。
对付这些不管是好是坏的论调，北京当局的最后辩词是：西方的经济政治模式根本不适合中国或亚洲任何地方。因为亚洲人认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与西方人不同；对中国人而言，和谐与秩序比个人权利更为重要。
刘氏认为，上述这种辩词与当前的实际情况颇有隔阂。我们只要跟那些被强制剥夺土地的农夫交谈就可知道，不管任何种族，大家都珍惜自己的财产，尽管北京当局镇压如故，法界与人权运动者持续追求的仍是西方的人权价值。
但是西方价值何尝不也是中国人传统所主张的价值？刘氏列举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作为说明。他表示，事实上我们所谓的西方自由主义，中国千年来也视为是自己的文化。根据道家老子“道德经”的无为政治哲学，他主张“多禁则民穷”、“治大国若烹小鲜”，政局犹如煎鱼，不应轻易搅动。
其次，根据儒家孟子的政治哲学，梁惠王询问孟子统一天下之道时，孟子答复应做到“卫民”。孟子并表示：“如果一国之君能够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 ”必可抵御外侮。
孟子之后，明朝的黄宗羲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的称誉，对暴君与君权神授批评甚力，认为上苍岂可在天下百姓间，独厚君王一家？他所着的“明夷待访录”比西方洛克的两篇“政府论”还早了五十年。
上述只是列举中国思想家中少数的几位，因此如果认为自由与权利的观念只存在西方世界，勿宁是无知的看法。纸与火药均为中国人所发明，而个人权利的追求却非西方所独有。须知各种思想产生之后，会扩及全世界，它们或遭采用改进，或遭摒弃不用，但至今限制政治权力，维护人权仍是全人类共通的想法。
如今可悲的是，中国人缺少充分的管道来保护自己。倡议“北京共识”的人只会让中国落后，而不是引领中国向前。中国二十一世纪的真正成功，不是依赖中国共产党，而是取决于司法的建立、宪政的政府、更多的经济自由化，让中国市场向世界开放。
最后，刘氏认为言论自由是达成上述理想的基础，中国只有等到像艾未未等支持改革的爱国者身家性命获得安全，中国才会真正的繁荣，届时大家不会再害怕政府的安全人员半夜前来敲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