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0月16日讯】《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10月初的这一期，封面故事是“我们为和平而来”，是关于为什么国际社会应该“欢迎”中国崛起的报导。系列文章触及了许多话题，如转型中的中国是什么样，中国会是什么样的超级大国，真正统治中国的是什么人，上海摩天大楼下的阴影，谁在掌握中国的实权，中国的特大型都市群，闪亮建筑上的可怕裂缝等。报导抓住了许多中国的现实，也提供了有趣的对比，但其不乏致命的迷误。
冥冥之中有所觉察？
特别报导中虽然副标有“欢迎”二字，但对应的封面设计，似乎没有体现编者的意图，而颇有深意。也许，长于形象和艺术的人，冥冥中察觉到了红朝的覆亡，把一个被谨慎的捧为正面的圭臬，描绘成具有黑暗前景的怪胎。
封面分成上下两截，上半截红兮兮乱糟糟，下半截齐整整黑乎乎；上面是文革红海洋或平壤式的歌颂人群，下面是纳粹式的军人和怪异的铁甲；天空是暴风雨来临之前，黑云压顶、死气沉沉；远处是“中国共产党”五个立起的大字，鬼影幢幢、残缺不全，正从视线中逝去。整个画面的色彩和基调，与其说是热烈的欢迎，倒不如说是为集权在天安门广场唱了天鹅之歌（Swan song）—— 最后的挽歌。
中国是什么样的强权
报导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会成为什么样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制定者，担心中国是“早产儿式的超级大国”（premature superpower）：贫穷落后，政权也不稳，更不能在国际事务中负起责任。也因此，中国可能会越来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会因为利益支持流氓国家，会以战争作为威胁手段，或实施经济上“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r）的政策，并忽视全球性的环保和公共健康问题。
文章指出，世界仍记得中国的人权状况，21年前六四开枪屠杀了大批学生；当年的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国人；直到今天，异议人士仍然被纷纷逮捕或悄悄失踪。即使这样，《商周》的分析家不认为中国会是制造混乱的因素，还把如今的中国跟一个世纪前、正在崛起之中的美国做了对比。这个对比，当然会让中共的某些人高兴，庆幸其“大外宣”取得成果。但这种比较的荒谬，也给世人带来误导。
中国与美国的对比
《商周》认为，1918年美国就无可争议的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20世纪的前20年，美国占领了古巴、菲律宾、海地、尼加拉瓜、多明尼加、巴拿马运河和波多黎各，还派兵去墨西哥、西欧，和俄国打过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人均收入就已经是世界最高。到1929年，美国的军事支出是全球的两成。跟今天的中国比，1918年的美国比今天的中国还要民主。中国最近的战争是1979年，与美国1918年以前大量对外作战相比，也显得很平和。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看，分析家说，今天的中国与1918年的美国及其他世界强国比，都与国际社会更紧密的结合了起来。
分析从军事开支判断中共的军事意图和能力。引述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中国只占世界军事开支的8％，只有美国1929年水平的一半，只有美国现在份额的五分之一。西方显然不了解中国的物价结构，和中国人精打细算的本事。中共没有称霸世界、在世界各地动武的能力，但在世界各地挑起无产阶级革命、动员流氓无产者起义，或给美欧四处点火、让美欧自顾不暇，这样的意愿是有的。
有趣的是，分析认为，中国大概在2006年时，人均GDP超过了美国1918年的水平；现在的中国，则与美国1949年时一样富裕。从教育看，1920年美国25岁以上的人有8年的教育；而中国目前，15岁以上的人也有大概8年的教育。
另一个现象是，中国人的“国际意识”比美国人强。84％的中国受访民众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而只有69％的美国民众这样认为。这真是很有趣，如果想想美国护照持有者能免签证去那么多国家，而中国护照持有者能免签证去那么少的国家，这个对比就更有意思了。它也许说明，虽然因中共的原因国家与自由社会对立，但中国民众的内心，还是与自由世界的人息息相通的。
比较2012的中国与1918的美国，毕竟有点勉强。《商周》于是把今天的中国与二战后的苏联加以对比。他们认为，“把中国当成前苏联的继承人，是代价高昂的错误”。应该说，这话至少说错了一半。中共不是前苏联的继承人，苏共不论在统治的严密、细致和残暴、贪婪，以及对控制欲的放纵和嗜血等方面，都远不及中共。说苏共是中共的前奏和铺垫，还差不离。《商周》的分析承认，中国崛起会有许多磕磕碰碰。他们认为，中国缺乏民主本身不会对西方构成威胁，但因专制造成国内动乱和极端民族主义，是值得西方小心的。
文章的结论，是美国应敦促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但无论中国是否在未来几年变成民主国家，跟前世界强权崛起时对世界的影响相比，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仍微不足道。如果大家都不盲目俯首而失去方向，“中国世纪对所有人来说会是福音”。
错误认识和分析的误区
“早产儿式超级大国”因为贫穷落后、政权不稳，不能在国际事务中负责，会支持流氓国家，会在经济上“以邻为壑”。中共也正是这样做的，它支持朝鲜、伊朗和叙利亚，盲目发展经济罔顾环境，操控货币取得贸易优势，并嫁祸于中国的贸易伙伴。环保和公共健康被忽略，在中国更是俯拾皆是。
贝克勒（Joel Backaler）的〈美国为什么需要中国投资〉一文，反映出资本主义陷入经济困境时，在利益诱惑前，有人会忘记美国的立国之本。他们会用欧洲国家欢迎中国投资为由，希望美国政府放松，让中资进入敏感领域。这些分析忽视的，是中国投资背后百姓的代价。由人均财富排在百位外的穷国投资给过度消费和借贷、过度政府开支而进入衰退的富国，在道德上是可耻的。
《商周》的分析和结论，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但中共国“崛起”对世界最大的威胁，还有更基础性的原因。中共政治上的独裁和压制，是基于自利的不道德原因，中共经济上对国际贸易的冲击，是基于特权掠夺国人财富的不道德原因，军事上中共把国家机器变成党卫军的行为，还是保护既得利益的不道德原因。此外，从封闭言论到迫害正信，再到活摘器官，中共对世界的真正威胁，超乎军事、经济和政治的范畴，而在于人类的道德、普世的价值，这些意识型态领域的东西。这就是《商周》迷误的地方。
《商周》要“欢迎”中国崛起。如果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是道德和人心上灾难性的后果，《商周》诸公的“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还说得出口吗？◇
本文转自第296期【新纪元周刊】“商管智慧”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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