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5月26日讯】（大纪元李洋综合报导）1900年5月26日，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篆，在第17窟(现编号)中偶然发现一个“藏经洞”，里边藏有上至前秦甘露元年，下迄北宋景德三年历代文物五万余件，其中包括有古代佛道经典、文书（史籍、账册、历本等）和美术品（绢本绘画、刺绣等）等文物。
这些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出土文物）与殷墟甲骨文、汉简、明清档案，被誉为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不过，这五万多件文物经卷只有很少一部分保存在中国的博物馆里，大部分被洗劫到国外，诸如英法俄日等十几个国家的图书馆。
作为“世界八大奇观”的莫高窟，它的闻名于世并非是因为那些佛像和壁画，更主要的是这个20世纪初被发现的藏经洞。这些“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的巨大珍藏文献展现于世，震惊了世界，使莫高窟在沉寂了数百年后，再度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藏经洞的发现
敦煌在中国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重镇。藏经洞是敦煌莫高窟第17窟俗称，位于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侧壁内，是附属于第16窟的一个小窟。此窟原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时开造，为当时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据称，洪辨去世后，其弟子在该窟内安置洪辩真容像。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居住在莫高窟道士王圆篆率人清理今编号第16窟甬道积沙时，无意间偶然发现北侧壁上有裂痕，于是在五月廿六日凌晨，他剥开裂缝，发现这是砖砌的小门，便将其所砌砖搬开，发现一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室内堆满了各种用白布包裹的一包一包各种古代的写本和印本的经卷；经史子集等各类古籍和各类官私档案；文学及各种民族文字文献；共约五万卷、号。此外还有各种佛像绢画、供养绢画、佛幡及各种铜、木佛像等。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王圆菉，湖北麻城人。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年间，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离军后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约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流寓莫高窟，居住在下寺，供奉香火，布道募化。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曾向敦煌县令汪宗瀚、安肃道道台廷栋并甘肃藩台报备，却无引起这些官员重视，同时也由于搬迁经费无着，只是下令王圆箓就地封存。王圆箓不知道经卷的价值，最初出售部分经卷给附近居民，当作符咒用于治病（把经卷烧成灰烬和水让人吞服）。
在京师派大员到敦煌莫高窟前，王圆箓认为这些经卷奇货可居，便事先从藏经洞中偷搬出许多捆经卷，别藏于寺庙的转经桶中或其他洞窟。
经卷价值连城
藏经洞中所藏遗书以佛家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账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这些均成为多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价值尤为珍贵。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之一。
藏经洞内约5万卷文献，最早的为前秦苻坚元年（359年），最晚为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其中佛书占了百分之九十左右，包括经、律、论、疏释、伪经、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经藏目录等。藏经洞内还有大量的儒家典籍。这些古本有王粲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孔衍的《春秋后语》等等，都是第一次见到的。
许多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全都是从未见过的，唐代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不曾收录在《全唐诗》中。在佛教文献中，许多是《大藏经》中的佚文佚经。宋真宗时被明令禁绝的“变文”，在藏经洞内出现。所有文献基本上全是手写的。
敦煌遗书以汉文最多，又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十几种古代民族文字，敦煌遗书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拓本、印刷本和刺绣本，在书籍发展史及书籍装帧史、印刷史上都是难得的实物资料。
敦煌遗书种类大致分为佛教卷子、伪经、偈文、佛经目录、基督教文、志书、儒家经典、摩尼教经、状牒公文、古典文学作品（史诗、诗歌、曲子词、赞文、游记）、文体曲艺（音乐资料、乐舞意象、音乐文学、俗曲、剧本等）、世俗文学（卜卦）、算命、祭文、相书、解梦书、佛道符咒、性爱风俗等）及医药文献十四个大类，堪称大百科全书。
藏经洞发现震惊了世界，也吸引外国的”探险家”、“考察家”们纷至踏来敦煌莫高窟寻宝。
藏经洞宝藏的恶运
1906年，在藏经洞被发现的6年之后，外国的专家、学者以探险寻宝之名接踵而来，他们辗转来到荒凉的敦煌，从王圆菉手里连哄带骗，像买废纸一样将宝贵的文物盗运出中国。
最早走进藏经洞的俄国人是奥勃鲁切夫，1905年他仅用了几条肥皂和一个俄式取暖手炉就从王道士手中骗走几千件敦煌文物写本、经卷和一幅精美的壁画（是从洞窟墙壁上直接挖下来的）。
探险家中的考古学家——英国学者斯坦因（A.Stein），他曾先后两次到达敦煌。第一次是在1907年，他以“唐僧之徒”的名义骗取王道士的信任，以14块马蹄银两从王手中换取经文24箱，精美绢画和刺绣艺术品5大箱；1914年又以500两白银，换去了570部完整的汉文写本。他在《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中记录了他发掘敦煌石窟和藏经洞以及掠夺那里珍贵文物的过程。
被视为西方敦煌学开拓者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1908年来到了莫高窟，由于他精通汉文，在藏经洞中秉烛精选三周，用大量银子从王道士手中换取6000余件敦煌写本精品，他在将大批经卷装箱从天津乘海轮运往法国巴黎之后，又带了一小皮箱的经卷到北京向士大夫们请教文书的内容，这才将藏经洞的发现公诸于众，也引起晚清朝廷重视，派员至敦煌，于1910年将剩余的经卷运往北京。启运时清点尚有九千余卷，三个月后到达京城时只剩下八千余卷了，存放于京师图书馆。
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华尔纳在1924年来莫高窟作“考察”，他乘人不备之际，用化学胶布黏走了十余幅精美的壁画，同时还将三二八窟窟龛的唐代供养菩萨像偷走。
在1907年至1925年间，外国探险家们在藏经洞所盗窃这些文物达3.5万件，约占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这些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文物至今流散世界各地，目前英国国家图书馆藏13000余件，占三分之一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0800余件，亦占三分之一强；其他还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700余件。
藏经洞封藏之谜
封闭了近千年的藏经洞是莫高窟最大的谜。有关它的封闭时间和原因扑朔迷离。“这些宝物为什么封藏起来？”专家学者们在查阅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指敦煌所出5至11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资料亦未找到解谜的文字记载，由此他们对敦煌藏经洞的封闭作了种种推测，试图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法国人伯希和认为，这么多经卷和遗书被封藏于密洞中，是莫高窟的僧人为躲避战乱，使经卷遗书免于战火而存放的，西夏人1035年占领敦煌前的封闭；英国人斯坦因推测这些经卷遗书都是当时敦煌僧众废弃后的封存；日本关百益文认为是基于伊斯兰教的哈剌汗国1006年东侵，佛教于阗王国被消灭的威胁而作的封闭。
如今的藏经洞（17窟）被一道加锁的铁栅门封闭着，内里空荡荡的，由一尊洪辩大和尚的塑像镇守着。
敦煌遗书是一把打开历史秘室的钥匙，单是存放了近千年及5万多件古代文献，就是无法估量的财富。藏经洞是莫高窟历史的浓缩，它的发现开创了一门新学─敦煌学。中国国学大师陈寅恪1930年为陈恒所编《敦煌劫余录》作《序》，第一次使用”敦煌学”概念，其含义是指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
由于藏经洞及其藏品大多流失海外，这为国外的敦煌研究者提供了具有极高价值的材料，使得这门新学从一开始就带有国际性的特点，直到现在，也仍然是国际学坛上的一门显学。
（责任编辑：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