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8月08日讯】2012年8月14日是曾宪梅逝世11周年纪念日。13年前我们相识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1999年7月24日，与曾宪梅相识的那一天，对于我们俩来说都称得上非比寻常。
1999年7月22日，中国政府通过电视节目宣布法轮功为非法，激起了法轮功学员们赴北京讲真相的浪潮。当日傍晚飞往北京的航班延误两个多小时，大约19位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查出 “赴京为法轮功鸣冤”的旅行目的被扣押。我是其中之一 。
当一个政府不依照法律办事时，老百姓随时可能陷入不可预知的危险。据警察后来透露，中共在宣布禁令的同时，已做好抓捕法轮功上访者的准备，我们是自投罗网。
我们被警察从大连飞机场的候机室劫持到了派出所的滞留室。不但警察没有解释到底根据哪条法律剥夺我们的旅行自由，相反，我们被逼着回答他们 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更是稀奇，问谁是进京上访的组织者。事实上，虽然我们都购买了赴京的同一航班机票，但此前大部分互相并不认识，也有几个人是一起结伴而行的。
为法轮功进京上访无疑使我们这些人的命运在一夜之间发生剧变。中共就像一个长着阴阳脸的怪物，从这一天开始，所有试图讲述 “法轮大法好”者都不得不面对中共的凶相，随时提防被它夺去自由甚至生命。“法轮大法好”从此从中共掌控的媒体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中共对法轮功连篇累牍的诬蔑和谩骂。
我们这群法轮功的修炼者，不管以前的生活状态如何，无论曾是专家、官员抑或平民百姓，不管以前对于法轮功有何亲身感受，自1999年7月20中共对法轮功变脸后，所有不跟着中共对法轮功变脸的人，都不得不面对中共因此制造的各种麻烦。
我们被劫持后被持续审问，如果我们对法轮功的看法与中共不一致，就会被恐吓，而且晚上不让睡觉。他们摆出一副不问出他们所要的结果誓不罢休的架势。但遗憾的是他们要找的组织者根本就不存在。中共揭去了罩在头上的面纱，已失去合法政权的一切特征，露出地狱小鬼般凶恶的面目。
一天两夜的时光从来没有这么难熬。当阳光重新照进这间恐怖的滞留室时，随着一阵钥匙的响声，警察把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妇女关了进来。
她介绍说，她叫曾宪梅，也是因为到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劫持到这里的。但我心里却不太相信。原因是她进来时带了一个发卡，而我随身携带的一切都被扣留了，连一 张纸片都没能带进来。
在被警察持续的盘问和刁难后，我感觉自己仿佛陷入了一个黑帮的魔掌中，警察正伺机对我们进行构陷。我对在这里遇到的新面孔都保持警觉，对陌生人的信任度几乎降到最低。曾宪梅被我当成 “特务”提防着。
我不信任她还有一个原因: 她 睡觉时手总是捂在肚子上，有一个狱友猜测说曾宪梅捂着的可能是一个窃听器。怀疑像一个魔鬼，当它看到我的心被它控制而猜疑时，一定忍不住狂笑。
天气闷热，汗水不时从后背流下来。
我和一位狱友正在用力撕开一块扔在地上的抹布，想洗净后擦擦汗。这时，随着一串钥匙的响动，一个老大爷提着一个铁桶向门口走来。他哈腰从桶里掏出几块馒头，从铁栅门上的一个小口里递进来，嘴里吆喝着: “吃饭了！”
这里的一切极其陌生，但是老大爷从铁栅口投放冷馒头的一幕却如此熟悉。我脑中闪过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里的镜头。国民党监狱 “渣滓洞”里就是这样给那些被关在里面的中共党员投放食物的。在看电影的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长大后为了向政府说一句公道话也会享受到那种可怕的待遇。
在历史上是否发生过渣滓洞那样的故事尚待考证。即使电影里反映的情节有一定的真实性，那也不过是为了说明国民党不人道，况且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国共内战时期，涉及敌对双方的斗争。而我们是一群普通的老百姓，只是试图向政府反映情况，怎么就被当成敌人对待了呢?
我就着咸菜吃了一点硬馒头，想着自己享受的 “渣滓洞”待遇，感慨时空变换。我发现曾宪梅大姐没有吃饭。原来已过花甲之年的她，戴的是假牙，而那些剩馒头坚硬的像石头。
我和同伴们将馒头外面的硬壳掰开，将里面比较松软的部分给曾宪梅大姐吃。我当时想，即使曾宪梅是 “特务”，我们也要善待她，否则我就不是修炼 “真、善、忍”的大法弟子。
那时我在心里把自己当成大法弟子，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对法轮功 “真、善、忍”价值观的崇敬和向往。实际上，对于刚刚修炼法轮功半年多的我来说，离真、善、忍的标准还相当遥远。但不管怎样，我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而中共的镇压是违反法律的。
虽然我们都知道，如果肯随便编个理由，比如，说自己不是到北京去为法轮功上访的，或者自己并不了解法轮功，或者对法轮功的认识与当局一致，只要违心说假话就可以摆脱警察的纠缠，结束牢狱之灾。这也是警察在连续的 “审讯”中有意无意透露出的政治形势。但我们都没有那样做。
因为警察认为我们顽固不化，不肯与政府的宣传保持一致，我们被一起转移到亚洲最大的看守所-大连姚家看守所。
到了大连姚家看守所之后，我和曾宪梅被奴役劳动时分到一个组，在干活的间隙，我问她为啥睡觉时总是用手捂着肚子。她的解释让我感到异常惭愧。
她说，因为听说去北京上访的学员很多都在北京被抓，有的露宿街头，很多人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她身上带了一点钱，准备到北京后接济那里的同修。她进来时，看守对她搜身不是很严，就把钱带进来了。她睡觉的时候有意把手放在肚子上避免让监视器照到她身上带的钱，因为夏天衣服穿得很单薄。
曾宪梅对大家都很谦和，我至今不知道她是否察觉到我曾经对她的怀疑，更没有机会请求她原谅。
在被行政拘留的19天里我和曾宪梅经常能见面，那时的环境和后来的刑事拘留相比还算宽松。每天的劳动量不是那么繁重，只是几乎每天都被逼着看一些攻击法轮功的电视节目。之后，我因为拒绝写放弃信仰的保证书，直接被关进刑事拘留所。遭受了更严重的迫害。
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牢狱之灾后我被放回家，被监视居住。因为看守所里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人满为患，先前被抓的人被释放，不放弃信仰的都被监视居住。中共的看守所延伸到了法轮功学员的住家。共产党已经把中国变成了一座大监狱。
在从看守所被放出来之后，我和曾宪梅见过几次面，知道了她修炼法轮功之前的一些情况。她毕业于北京大学，是高级知识份子。在修炼法轮功前疾病缠身，修炼法轮功后不仅无病一身轻，人也变得更乐观和开朗。
2001年8月初的一天，我接到曾宪梅的电话，她说朋友们想聚一聚，不知道我是否有时间。我手里拿着电话，心里却在犹豫着。
在经历了1999年的那场牢狱之灾后，我知道修炼法轮功的朋友们聚会有多大的危险。当时政府规定，只要两个以上的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就是非法聚集，就触犯了中共的法律。当然这样的法律备受质疑，因为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两位以上的成员修炼法轮功，那么就意味着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也成了非法聚集了。中共在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出台了不少类似的法律法规，不仅荒唐，而且都称得上是反人类的恶法。但这些恶法都被当成法律被各级部门执行着，使中国的社会气氛相当恐怖。
我对电话另一头的曾宪梅说，不要等我，如果一个小时后见不到我的话，就是我不去了。曾宪梅当时就说，如果你想去的话，现在就得作出决定，她说可能不会等那么久。我对自己犹豫不决又不直说的虚伪做法感到惭愧，我搭上出租车，直奔聚会的地点。
在去往约定地点的路上，我看到一辆从身边驶过的大卡车上写着: “ 扬起我们的信心”，我感觉这句话像是曾宪梅对我说的话一样，跟我当时的心情非常吻合。
在聚会上我见到了几位久违的同修，我被他们纯净的心所感动，也看到了自己在修炼上的差距。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我与曾宪梅的永诀。
在我们相聚后不久，传来了一个噩耗: 当曾宪梅在女儿家做家务时警察破门而入，再次将她绑架。之后五天内，她布满伤痕的身体躺在大连西岗区公安分局的一楼地面上，当局说她跳楼自杀。
但曾宪梅的家人对她的死因极度质疑。他们从曾宪梅的尸体上大大小小的伤痕判断，曾宪梅是在经历五天五夜的酷刑折磨后再被从窗口抛下，以制造她跳楼自杀的假象。家属从医院的病例得知，曾宪梅在被送到医院时还没有咽气，当局一方面阻止曾宪梅家属在她活着时见到她，同时又不实施任何实质的抢救，使曾宪梅失血而死。
在被拖延三个多小时后，家属终于见到了曾宪梅血迹斑斑的尸体，而曾宪梅生命的最后时刻都经历了什么，成了深爱着她的亲人们永远无法了解的秘密。
这样一桩惨绝人寰的杀人惨案的凶手至今仍然逍遥法外。曾宪梅被迫害致死后，中共当局不仅没有向曾宪梅的家属交待她被迫害致死的调查结果，相反，当地警察却对她的家人实施严密监控，以阻吓他们为死者申冤，以掩盖曾宪梅的死亡真相。
曾宪梅的老伴张泽源先生于2001年9月1日在明慧网上发表的血泪投书《我老伴曾宪梅五天内被迫害惨死的事实经过》中写道:
“我们真的无法相信，几天前还是一位健康、乐观、开朗向上并一贯善待别人的老人为什么惨死？老伴当时的遗体真是惨不忍睹：白布下盖着的赤裸全身的她，头部被纱布裹着，在小脑部位可见拳头般大小的血迹，证明此处有伤；右眼圈黑肿的吓人；前下颚靠下嘴巴的中间部 位靠里2～3公分处有一块圆型紫黑点，直径大约1～2厘米；右肩上面大面积红肿并中间小面积脱皮；身上在右肋、左腰部、右胯部均有紫青色伤迹；而手背红肿且高高突起；再往下看，左腿下方用一块纱布盖着的破口（纱布上带血），两脚背红肿并伴着多处小裂口等外伤，并且我们还在洗手间的垃圾桶里拾到了老伴的血 衣。相信凡见到尸体、见到那些不同部位、不同大小形状伤迹的人，对我老伴的死因会一目了然。”
曾宪梅的老伴悲痛地写道: “8月14日下午，我女婿李向民从别的渠道得知我老伴在西岗分局出事了，马上同其哥赶到了西岗分局，时间约下 午三时10分左右，向分局办事人员要求见岳母，并要求到抢救现场，而办事人员说需要请示领导，让我们等待，并一直置之不理，而后我接到女婿的电话知道老伴出事后，约4时50分赶到西岗分局，得知老伴在医院抢救，而后我们又到政经保科，由曲科长接待，说请家属放心，医院正在组织全力抢救，并认为我们家属不适合去，怕会影响抢救工作∙∙∙∙∙∙ 从家属赶到分局，到分局同意我们到医院抢救现场一直拖延了三个多小时。”
他悲愤地写道: “在因前述原因我们没能及时赶到抢救现场的巨大遗憾之中，突然想起看看医院的抢救记录时，院方有关领导称正在整理，后在我们的追问下，一 位女医生向我们介绍道：下午一时十分左右由公安分局将人送来，五时十分左右死亡，并进一步得知这所谓的“全力抢救”竟是既不输血，也不拍X光片及CT片， 仅靠我们去时看到一个小吊瓶（吊瓶里的水是满的！）及一个氧气瓶。试想这位被分局关了五天五夜，并大失血的六十余岁的老人竟在抢救过程中几个小时不给她输 血，她仅靠自身又如何能延续自己的生命？！”
曾宪梅，这个正直善良的老人，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残忍虐杀，至今已经11年了。中共体制在它 “伟、光、正”的外表下，13年来，不仅日复一日地持续对法轮功进行造谣中伤、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残酷虐杀，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显而易见的真相至今仍被刻意掩盖着。
中共为了维持它的政权，至今仍在践踏着中华儿女的良知和生命，继续编织各种各样的谎言欺骗民众。
在薄王案爆发后，中共仍在试图掩盖其中所涉及的薄熙来因迫害法轮功而发迹，以及其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罪行。曾宪梅的冤案发生在薄熙来执政大连时期，曾宪梅被虐杀的惨案掀开了 “血债派”干将薄熙来所犯罪行的一角。
曾宪梅，这个身材并不高大，总是笑容可掬的老人，虽然离去11载，仍是照亮我生命的一束耀眼的光芒。她择善而行的从容照出了我在面对邪恶的张狂时所显露的猜疑、怯懦、虚伪等阴暗情绪，使我有勇气驱逐它们，在生命中充实更多的真、善、忍。
在曾宪梅逝世11周年之际，我流泪写下这篇悼文，追忆我们13年前相遇时的点点滴滴，感念她高贵的灵魂所照亮的光明人生。
如果曾宪梅的家人能够看到这篇文章，希望能在祭奠曾宪梅逝世11周年的时刻，带去我对她的缅怀和敬意。
愿曾宪梅在天之灵安息，盼曾宪梅的冤案早日昭雪！
附曾宪梅女儿在明慧网上发的悼文。连接如下：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9/1/1582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