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9月09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一本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牟利的新书《国家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State Organs: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简称《国家器官》）今年7月发行后，在加拿大温尼伯市（Winnipeg）作为平装非小说类书籍，跻身8月26日的一周最畅销书排行榜，9月2日，更升至新一周最畅销书的第三名。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一些证据浮出水面后，国际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David Matas）及加拿大政府前亚太司司长乔高（David Kilgour）对该指控展开了独立第三方调查。结果至少发现了52项可以证实的证据，证明中国存在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做移植的暴行，而且大部分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2010年出版的《血腥的器官摘取》收集了有关的证据。
3年后，“活摘器官”被更多人了解及关心。这次的新书《国家器官》有12名来自4大洲的作者，其中5人是医生，1人是医药伦理学家。
《国家器官》作者及编辑之一麦塔斯对《大纪元》表示，与《血腥的器官摘取》相比，这本新书包括了一些数据的更新，更重要的是有更多人参与，“这是一次集体的行动”。
他说，新书还包括了一些之前没触及过的层面，比如医药等行业的参与，作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中国滥用器官移植的问题。
《国家器官》的另一位编辑崔雷（Torsten Trey）医生是“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协会”（DAFOH） 执行总监，他认为中国器官移植的第一件怪事，是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合适的器官。他说，如果跟西方医生说，中国可以在2周内提供合适的器官，可以把移植手术安排在准确的时间。“5到10分钟内，大部分医生会马上明白，其中有不对劲的地方。”
中国政府官员称，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主要是死刑犯。麦塔斯在新书中引用的一项联合国研究报告称，中国的死刑犯多患有乙型肝炎，这些人的器官不合适用；同时，他们被判死刑后很快被处决。按中国提供的移植手术要求，器官提供者必须等待患者需要的时候提供器官，所以很多死刑犯都不合适。而且，中国每年做超过10,000例器官移植手术，按2008年大赦国际的数据，手术数量是死刑犯人数的50倍。
崔雷于是这样写道：“杀人取器官成了移植医学的一部分。”
麦塔斯称，虽然中国政府对“活摘器官”的指控采取了完全不负责任的做法，海外的政府及商界看起来也是犹豫不决，但人权界、器官移植界、伦理界等则响应热烈。
新书的作者中，有纽约大学Langone 医药中心生命伦理部主任Arthur L. Caplan、以色列著名医药中心Sheba的心脏移植总监Jacob Lavee、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医学院肾脏及胰腺移植计划总监Gabriel Danovitch等。
崔雷对《大纪元》说，他们有意把这本书做成多篇文章的组合，使之能反映出不同的声音。“其中的一个挑战是要协调这些不同层面的内容，但因此而呈现出来的结果，也是最令人振奋的。”
活摘器官是中共的集体犯罪行为
《国家器官》，正如崔雷所说，反映出摘取器官在中国是如何发生的，“在中国，器官或者是从无法自由表达意愿的死囚身上获得，或者是从没有表达同意的人（比如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身上获取。”
“两种情况下，都是国家参与了器官的摘取。当我们说国家时，其实是指那些执行器官摘取的国家机构，即警察、法院、政府官员、军队、医院及涉足该犯罪行为的医生。”
“中国共产党是该罪恶中的主要因素。” 崔雷说，中共使中国变成了一个缺乏伦理标准的社会，而缺乏伦理标准使中国的医生参与了摘取人体器官的罪行。
众所周知，中共在1999年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无理镇压。崔雷说，中共的镇压，把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变成了潜在的器官来源，就是“把人体变成了生物质”，用作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
“对于医药专业来说，这真是耻辱。西方的任何医生都应该反对这种发生在中国的不当行为。” 崔雷说。
活摘器官罪行令人发指 中共企图解脱
今年3月，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宣布，将逐步取消使用死刑犯器官的做法，理由是造成患者的感染率高。
黄洁夫完全没有提使用死刑犯器官有伦理问题。他在不同的场合曾说，中国95%的器官移植用的是死囚器官，但没解释死囚数量远低于移植手术数量的问题。
麦塔斯说，毫无疑问，他们（中共）在掩盖之前在器官移植上所犯的罪行。“事实上，每一件被提出的在中国发现的证据都消失了。医院网站上介绍器官移植的网页都消失了，价格表消失了，香港的一个网上肝脏移植注册，原来向公众开放，现在也上不去了。”
“我们引用的中方人员的讲话，也从网站上被删除了。” 麦塔斯说。
《血腥的器官摘取》及《国家器官》的结论是，一定有另外一个提供器官的群体。据麦塔斯估计，在中国的10,000例移植手术中，1,000例的器官来自死囚，500例来自患者亲属，500例来自维吾尔人、西藏人及家庭教会的基督徒，8,000例来自法轮功学员。
对中国劳教所做过大量研究工作的前美国智库研究员古特曼（Ethan Gutmann）也是《国家器官》的作者之一。古特曼的研究发现，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2002年秋季开始“大规模”摘取器官。后来增加的受害者包括维吾尔人、西藏人及家庭教会的基督徒。
古特曼在书中写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可以与（纳粹）种族灭绝大屠杀，以及日本731部队对人体做致命的生化武器试验相比较之处，就是都需要在社会上最受尊敬的医生参与。”
对于书名取“国家器官”，崔雷说：“我们想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摘取良心犯器官的案例中，国家机构参与了。这个共产政党把中国公民的器官当作了自己的财产，很难相信，人的尊严会被冒犯到这种程度，连对自己器官的拥有权都没有。”
期望《国家器官》唤起人们良知
《国家器官》发行的目的之一，是要让医生及民众知道在中国发生的器官摘取暴行。崔雷说，这样才能让行业内的医生对此暴行做出回应，其他的任何人，也可以通过传播在中国发生的这种骇人真相，帮助停止这个暴行。
“按需求杀人，摘取他们的器官做移植用，这在21世纪是不可接受的。”他说，“试想一下，如果中共政府可以对中国人做出这样的事，他们会如何对待在世界其它地方的人呢？”
崔雷称，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使大家都变得沉默了，但是，“如果一个人从他的雇员身上摘取器官，你会否认为他是一个可靠的商业合作者？”
“所以，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人们在了解情况后，做出明智的决策，并坚守他们的伦理标准及价值。”
崔雷认为，中国人应该珍惜他们数千年文化的深邃价值。他说，法轮功被迫害的方式是反人类的，这正好说明，每个中国人都受到中共控制之苦。每一个敢于自由思维的中国公民，都要冒受苦的风险，正如法轮功学员今天所受的苦难，“这不是法轮功的错，是中共的错。”
他提到前社会主义的东德，人民受独裁政权之苦，但大多都没有意识到。只有当那个政权垮台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人人都在刺探别人，他们都遭受害怕自由讲话之苦，等等。”
崔雷表示，希望中国人能寻回他们的文化之根。
（责任编辑：林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