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6月06日讯】今年是“六.四”惨案发生25周年，全世界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人们不会忘记在那场爱国民主运动中奋起挺身的同胞，无私无畏地牺牲的中国公民，以及仍然在苦难中不屈抗争的斗士。
对于我个人而言，25年前的那场爱国民主运动在我脑海中残存的只是一些零碎的记忆，因为1989年，我只有8岁。一个还没有上小学的孩子，懵懵懂懂，天天玩玩纸飞机，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老鹰抓小鸡”，或是在那台14寸黑白电视机上看看“黑猫警长”，无忧无虑，快乐地成长。
记得是5月的莫一天，大伯来和奶奶说，他要到北京看我正在那里上大学的表哥。告别奶奶后，大伯立即动身去了北京。后来才知道，大伯去北京，是为了看住表哥，叫他不要跟着大家去示威游行。表哥一开始不听大伯的话，硬是要去。大伯是个急脾气，狠狠地骂了表哥一顿，他的意思是，自己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一些问题看得比较透彻，事实会证明一切的。大哥最后拗不过大伯
，在此后的一些示威活动，没有参加。
大伯去了北京后，家里人也有点紧张，不知道父子俩怎么样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北京戒严了，天安门被武力清场了。大伯一直到6月底才回来。回来后的大伯，愤怒急了，他把他的所见所闻都告诉了家里人，并且告诫大家“切勿外传”。虽然时隔25年，大伯也因为疾病去世了，但是他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却让我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事情更是让我感到愤慨，就是当局在关押学生的监狱里，故意投放“特务”。这些“特务”以“学生”自居，口袋里藏着微型录音机，他们对在押学生宣称自己也参加了天安门集会，还装出非常愤恨的表情去谩骂当局。许多学生都被这位“同学”的慷慨陈词所感动，纷纷吐露真言，殊不知大家的感言都被他录下了。这些录音资料就是所谓的“证据”，很多学生都为此受了“牢狱之灾”。
我知道了当局通过这种卑劣行径“定罪”被捕学生后，实在很生气。一个8岁男孩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很多。这件事是从大伯那里得知的，25年后，我终于通过互联网得知有个这样的“特务”的名字，他就是孔庆东。
1989年9月1日，我就上了小学。上学的感觉，一开始还不错，天天可以和小朋友们追逐打闹，嘻嘻哈哈。记得是上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发给每位同学一本小册子，是《小学生守则》，其中第一条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读到的时候，感觉怪怪的。是不是因为大伯的讲述在起作用？有一点吧！
我在1995年的时候，开始收听国际广播，那时是在上初一。第一次收听国外电台节目，令人茅塞顿开。“六.四”的记忆仿佛又被打开在脑海之中。这个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的更多细节展现在我的面前，比如，独自一人挡坦克的王维林，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王丹，柴玲，刘晓波，王军涛……
收听无线电广播,我坚持了有10多年,最后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真想把收音机砸了。为什么？干扰太厉害，我一边听由刘晓波和王军涛作为嘉宾主持的自由亚洲电台的“民主沙龙”，一边还要听那“民乐”，简直是在磨练我的耳力。
我从我的一个高中同学那里得知收听网络广播，没有干扰的，所以就想试试。于是，就去问我爸爸，可不可以去接入互联网，我爸爸说钱有点贵，最好是和邻居拼用一根宽带线。经过几番周折，
我家的宽带网络终于连上咯，我开心得不得了。
上网的感觉真棒，搞了个听广播软件，过去的干扰噪音消失了。除了听广播，网络彻底改变了我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也对某些事情加深了印象。最近通过“自由门”软件翻越了防火墙，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域外世界。当“六.四”屠城中的血淋淋的图片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时，时光仿佛又回到了25年前。这些令人震撼的图片，比大伯的讲述，比无线电广播的报导，来的更为直观，更具震撼力。 我现在在想，如果25年前的通讯技术有今天这么发达，人们对“六.四”的印象肯定会深刻的多，不过，我却对“六.四”的记忆没有忘却过。
我从8岁那年，非直接地接触到“六.四”，到现在刚刚25年，我也从一个懵懂的小孩成长为一个青年，期间不断的通过不同的媒介去探究这个足以永载史册的爱国民主运动的事实真相，结果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使自己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或许这就是“六.四”带给我的最大裨益吧！
我带着“六.四”记忆已经走过25年，真的不再希望带着这份沉重的记忆再走2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