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孟奇:债务重、增长难、风险高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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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5年03月25日讯】刚闭幕不久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在官方报告中将经济增长率设定为7%左右,这代表了北京承认中国经济不只告别了两位数增长的阶段,在经济增长率上更连“保9”、“保8”都已不再可能。

面对经济增长失去动能,北京的官方术语称此为“新常态”。这个术语有两个意含。第一是所谓“常态”的说法,表示目前的经济减速并非只是短期的景气循环周期下行,而是长期的结构性根本改变。

第二则是在于使用“新”这个字眼,也等于间接承认了“旧”阶段的增长模式有诸多问题。依照北京的官方说法,“新”就是“有异于旧质”,而其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是“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换句话说,这就是指出过去的高增长方式是“低效率、高成本、不可持续”的。

中国经济需要由“旧模式”转变到“新常态”,但这不会是容易的事情。最主要的困难在于“旧模式”留下的问题相当严重,其中最麻烦的莫过于极度倚重“低效率、高成本”投资与借贷驱动,“不可持续”的旧增长模式,其中形成的沉重债务负担,将使得“新常态”不只“增长难”,甚至“风险高”。

在过去7年当中,仅管中国GDP平均年名义增速达到9%,但借款增速却高出甚多,达到惊人的15%,其中很高比例还是投资浮滥造成的不良债务。中国的经济减速将会大幅弱化还债能力,特别是在资产品质不佳,产能严重过剩的房地产、煤炭、钢铁、水泥等部门,很可能产生金融风险。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的GDP成长高度依赖信用创造,形同“信贷上瘾”,这意味着如果中国政府试图强化信用管理,戒断经济增长的信贷瘾,就必须面对GDP增长进一步下降—有专家估计至少会再降低两个百分点。这不只会使偿债能力更加弱化,还可能使得经济无法产生足够的就业岗位,其产生的社会冲击将会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北京应当深知所谓的“新常态”,其实正面对“债务重、增长难、风险高”的困境,而中国官方在不同场合也表示,将试图透过优化结构、提升效率来脱困。但是要改变旧模式,就需要撼动利益盘根错节、陋习惯性顽强的结构,同时需要被改革的也不仅限于经济层面。从历史来看,一国的经济若要顺利转轨进入理想的“新常态”,都必须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与政治改革,而这就是在北京目前的“新常态”论述中还讳言的了。

责任编辑: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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