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某位立法委员任期届满，当时的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以信函的形式写了一份公文给她，聘她任“无给职荣誉最高顾问”。公文以文言文写成，用了一些不常见的字，也引用一些不常用的成语。其中一部分是这样写的：
久疏笺候，时切驰思，敬公私迪吉，阖府祥泰为颂。金平承乏立院，转瞬载，绠短汲深，幸赖委员同仁掖赞，得无陨越。
收到这份公文的委员，直呼看得一头雾水。后来这公文的新闻引起相当的回响，多位机关首长都明确表示，公文应该力求简单明了，最好以老妪能解，甚者以国小五年级学童看得懂为标准。
首先，要让人看得懂
文字用来传递讯息和感情，因对象不同，目的不同，形式也各异。公文是公务人员彼此之间，或者和老百姓传递公共事务的讯息之用，因此，必须明确简单，不含私人意见，也不带感情因素。法律条文则是执法的依据，必须严谨、精准、周密，因此，必然使用许多法律专有词汇。导引手册，例如机器使用说明书，必须明白易解，条理清晰。宣传广告，为了打动人心，往往使用火辣、夸大，却是模棱两可，甚至流于粗俗的字句。
至于私人往来的信函，就海阔天空了。爸爸的信，义正词严，讲的是做人做事的大道理；妈妈的信，叮咛嘱咐，不嫌啰唆；儿子的信，最重要的一句话：“请赶快寄生活费”；情人的信，情话绵绵；朋友的信，或者语重心长，或者虚晃一招，因此无法也没有必要在文字上、格式上设定固定规范。
王前院长的聘书虽然是一份公文，采用信函的格式，以及礼貌地表达感谢与尊敬，这是极恰当的，至于使用“久疏笺候”，还是使用“很久没有写信问候您了”，那就是一种选择。用“绠短汲深”，还是用“我的能力不足以承担重任，就像绑在水桶上的绳子很短，而井很深一样”，那就是公文和私人信函之间模糊地带的选择。
这个小故事，一方面引起官员和民众对于公文该怎样写的讨论，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传递讯息、阐述理念，加上表达情感的信函，不管是私人还是公开，虽有严肃教导的作用，也有轻松有趣的地方，这是我想多谈论的面向。
例如银行寄来一封催缴欠款的信，关键词是某月某日以前，必须把欠款还清，至于用语是礼貌客气还是严峻冰冷，倒没有什么分别，重点就是要钱。对于本来准备还款的人，那些法匠们写的“到期不还利息加倍，甚至告上法庭，查封财产”等文字，就不必费心思去看懂了。
写情书，难道必须写“我爱你”三个大字吗？梁启超读李商隐诗的时候说过：“他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来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到一种新鲜的愉快。”当然诗词和信函有不同的目的，但是何尝没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有一句大家常用的语词：“尽在不言中”，意思是想要表达的，不必或不能用语言文字完全表达出来。
从表达力思考文体的选用
胡适在一九一七年发表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吹起白话文运动的号角。白话文运动提倡“语文合一”，即是书写文字不用文言文，而改用白话文，目的就是提倡教育普及，因而带动思想开放。除了“语文合一”，后来也推广“诗文合一”，正如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胡适的“作诗如作文”。
胡适在一九二○年出版《尝试集》诗集，开启白话诗的先河，其中一首〈梦与诗〉：
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你不能作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梦。
这四句写“爱”，都是平常经验、平常影像，偶然涌到梦中，变换出多少新奇花样；这四句写“梦”，都是平常情感、平常语言，偶然碰着个诗人，变换出多少新奇诗句。
《尝试集》里有另一首诗，原题目是〈希望〉，后来被谱成大家耳熟能详的校园民歌〈兰花草〉：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草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兰入暖房，朝朝频顾惜，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能将宿愿偿。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
不过，语言和文字的演变是渐进的，文言文和白话文、古诗和新诗，两者之间的分野是模糊的，而不是突兀的。现今文字的叙述里，包含所谓古文、外来语、方言、火星文等，都是自然的事情，甚至可以把讯息表达得更精准，把情感表达得更传神，如果过分拘泥，就失去用文字语言传达讯息和情感的原来目的。
不过，我要强调，“我手写我口”并不等于“我目阅我口”，换句话说，即使我们念的是白话文和白话诗，也不要排除写的是古文和古诗，甚至更要鼓励大家去读古文和古诗。文言文和白话文不但修辞遣字没有清晰的界限区分，理念和情感的表达，更是超越界限的区分。千万不要以“没有用”一句话，把几千年来文化累积的宝藏，一股脑儿就抛弃了。
本文节录：《语文力向上：国文课没教的事3》一书/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林芳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