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清华附中模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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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3月03日讯】(接上文)

四、暴力迫害的理论支撑:“教育革命”、“阶级路线”和“造反精神”

上文写到,在毒打刘澍华的过程中,在折磨清华附中一批教师和干部的过程中,在给女同学剃“阴阳头”的行为中,人性中的恶意和罪恶欲望,确实在起作用。对他人挥舞鞭子棍棒,欣赏受害者在脚下呻吟,掌握对他人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些,对于没有建立良心预防机制、道德底线极弱的人来说,是一种快乐和享受,稍加推动,就足以使他们乐此不疲,积极进行。但是,这种人性恶,在文革中是依附于红卫兵的政治理念和行动目标发生作用的。

清华附中红卫兵一直宣称他们的成立宗旨,也就是他们所要做的事情,最主要的是两项:一是“教育革命”,二是“贯彻阶级路线”。不过除了当时他们不隐瞒打人的暴行并且还炫耀这种暴力权力,后来他们一般不提用犯罪的手段来实践他们的理论目标。

为着他们的第一项任务“教育革命”,他们毫不留情地攻击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等学校领导,残酷地殴打教员们如刘澍华,尽管这些人在文革前不但没有“迫害干部子弟”,而是给了他们相当多的特权。红卫兵的行为确实像是一种恩将仇报或者对特权的贪得无厌的追求以及虐待狂的表现,但是也不仅仅如此。他们有意识形态和革命理论作根据,他们把校长和老师先定义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然后以此为“理由”,可以殴打、侮辱、甚至打死校长和老师。

这样的认识显然来自毛的“五七指示”——毛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是和“五一六通知”一起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传达的。在这封信里,毛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无论毛指责的这种现象是否真实存在,但他指示人们,特别是学生,去攻击当时学校的校长和教员,是非常清楚的。

在1966年的夏天,学校的校长和教员,便沦为当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和“肃清反革命运动”中的“反革命分子”、“土地改革”中的地主、“五反”中的资本家、“反右派运动”中的“右派分子”,他们是被最高当局指定的“革命”所要打击的对象,是做为社会中的一个群体被当作了打击对象。尽管在其中的每个人,可以苦苦申辩并且幻想逃脱,但是,大的形势是不可改变的,比如,刘澍华根本不是什么“流氓”,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借口,也会找到别的罪名处罚他。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员,清华附中的教员和校长们,注定是要被打、被斗、被迫害的。

这样一种迫害方式——在社会中划出一大类职业范围的人、进行大规模的超越于法律之外的迫害,在人类历史上是少有的,所以很难界定其独特性,也没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描绘。这种迫害方式不是仅仅从文革开始的,红卫兵的贡献是把这种方式用在了大批教育工作者头上。

红卫兵的第二个目标和任务是“贯彻阶级路线”。清华附中红卫兵发明的“红五类子女”和“黑五类子女”的新概念新名词,远远溢出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概念,不但不是指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也不是指过去曾经拥有生产资料的人,而是指曾经属于某个阶级的人的子女。红卫兵在他们的同代人之间划分等级,制定打击目标,建立新的秩序。

这显然是符合毛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需要的。文革开始的时候,党已经执政十七年,当时30岁上下的成年人,都是在党时代才进入小学或者中学的,根本没有可能再成为“地主”、“资本家”,所以,那时候需要新的理论,划出新的打击对象,才能使得“阶级斗争”继续下去。红卫兵扩大了毛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打击对象,不仅从“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教育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并且,从“地富反坏右”本人扩展到了他们的子弟。而且,在那个时代,每个家庭生育的子女数目平均多于两个,所以这一新政策在斗争对象数量、范围的扩展方面也极其可观。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清华附中红卫兵理直气壮地侮辱殴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包括剃女同学的“阴阳头”。刘澍华死去30年后,他的同事对笔者谈起他的时候,还特别提到,刘澍华“不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最多是小业主”;他们也提到校长万邦儒遭到长期的毒打和虐待,不但因为他是“黑帮”,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清华附中的代表,还因为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在这样的记忆背后,还看得到清华附中极端强调“家庭出身”的血统论遗风。

1966年8月26日,刘澍华被毒打的同一天,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举行“斗争会”,强迫该校128名老师和学生跪在大食堂的地上,面对毛的挂像“请罪”,而且,128人中有的被剪了头发,有的被打,有的被没收了手表。这所中学当时只有60名教职工和不到500名学生,128人占很高的比例。此后,“128”成为农大附中的一个恐怖数字。“斗争”他们的“理由”是一个:他们“家庭出身坏”。这是一个以“家庭出身”来进行“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

清华附中红卫兵有明确的规定,只有“红五类”子女可以加入红卫兵。这五类是:革命烈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这就是说,对一个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作为人口主体的商业工作者、机关职员、教师、医务工作人员,工程师、各种服务人员以及专业人员的子女,都是不准参加红卫兵的。这么多行业人员的子女尚且如此,他们本人的处境也很清楚了。这些人员是现代城市经济的主体,打击这些人,是在打击现代城市生活的基本部分,打击商业、技术和科学。“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在柬埔寨驱逐城市人口,摧残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与此有相似之处。西方学术界对柬埔寨波尔布特暴政的史实,已有相当程度的研究,至于他受到了中国文革的哪些影响,还待考。

家庭出身是加入红卫兵的唯一条件,红卫兵又是将此条件明文写在章程里的组织。共青团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强调这一方面,但是章程里没有这一条。把一种先天性的条件写入组织章程里去的另一个组织,是纳粹德国的“希特勒青年团”。“希特勒青年团”严格调查成员的父母是什么人种,谁若有所隐瞒,会被惩罚。这方面和上文写到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把一名被指控“隐瞒家庭出身”的初二女学生剃了“阴阳头”,并罚跪和殴打,做法是相似的。

红卫兵在学生中实行隔离政策。该校初二(1)班的学生成立了一个叫“梅花”的小组进行活动。“梅花”小组的成员有不同的家庭出身,有的是“红五类”,有的不是,是“职员”。红卫兵命令“梅花”小组解散,理由是他们“阶级阵线不清”。由此,不同“家庭成分”的学生,被禁止互相平等来往。实际上,当时在北京的中学生中,不同“家庭出身”的学生,互不来往甚至互不说话。

1966年6月,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取消高考制度,使“贯彻阶级路线”获得了最有力的社会制度方面的支持。不管怎样,考试制度和“家庭出身”制度有冲突,前者被废除,后者就可以大行其道。清华附中红卫兵把“家庭出身”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是很有影响力的。后起的、与之“对立”的、成年人的组织,如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蒯大富,在其发出的文告中,蒯大富署名之后还特别注明他是“革干”家庭出身。(《井冈山红卫兵第三号决议》,1966年9月28日,有三个人署名,都写明“家庭出身”。)通常,署名可以伴随本人的职务,但是注明家庭出身,却是罕见的做法。

清华附中红卫兵实行“教育革命”和“贯彻阶级路线”的手段,是相当暴力性的,破坏常规的。他们在这方面的说法是“革命造反精神”,并以此作为红卫兵的重要特色。他们前后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毛看过前两论后,写信支持他们。《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三篇文章。时间是在刘澍华被“斗争”和毒打的前两日。

所谓“造反精神”,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谎言和讽刺。“造反”一词在传统意义上是反对皇帝反抗强权。红卫兵声明他们是毛的红色卫兵,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根本不“造反”,相反却是最高权力的忠实奴才。

清华附中红卫兵明确规定,所谓“革命干部”,是指在1945年以前入党的干部,这些干部在1966年大部分都是高级干部,因此,当时清华附中1000多名学生中,红卫兵只有200来人;北京的其他中学,也有类似的比例,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代人中的少数。一个200人的组织,可以在该校内外施行上文所描绘的种种暴行,是因为红卫兵得到毛的支持和扶植;少数人能控制多数人,也是因为他们有一套革命理论;此外,也由于他们使用无限制暴力,使得反抗不可能发生。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就是在最高权力者毛的一手支持下,在权力当局的保护下,对老师和同学恣意施暴。他们肆无忌惮地迫害虐待学校里无法还手、也无处可逃的老师和同学,殴打折磨学校外的和平居民。这样的行为,不但野蛮,而且卑劣。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这种“造反”,是对文明社会常规的反动,是无法无天,在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世界文明范围内,都是罕见的严重的反文明、反人道的暴行,是极大的罪恶和丑闻。然而文革结束以来,红卫兵的暴力迫害和杀戮,一直没有得到记载。在现有的已经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别印刷于1986、1988、1995年),以及两部数百页长的红卫兵史(1994、1998年出版),没有提到任何一个被红卫兵害死的校长和教员的名字,也没有记载1966年“红八月”的大量发生的校园血腥事件。

刘澍华死于1966年8月。红卫兵自豪地把这个八月称之为“红八月”。长久以来,这个时期被描述为狂欢的理想主义的青少年的盛大节日,而大量被杀害或自杀的教育工作者,却长期被隐瞒、被遗忘。“红八月”的红,不但是红卫兵的红布袖章和毛语录本的红色塑料封皮,更是千万文革受难者鲜血的颜色,其中也有刘澍华年轻的血。

1990年第二期《传记文学》发表《红卫兵之旗》一文,是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人卜大华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产生发展以及所作所为的长篇介绍,共两万字。在这长篇大论、用词华丽的回忆录中,卜大华完全没有提到他在1966年8月26日晚上主持召开的那个“斗争会”,那场导致刘澍华老师自杀的残酷拷打,也没有提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大规模地长时间地毒打侮辱老师和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的行为。这里不仅有一个是否说出事实真相的问题,更直接关系到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是非问题。在卜大华的描述中,显然不认为这是一种错误,需要认错、悔过和向受害者道歉。

从1966年到1990年,24年过去了,这位当年的红卫兵领袖的“进步”,仅仅在于不再把1966年红卫兵所从事的暴力迫害,作为正面“成绩”来夸耀了——在1966年夏天的数次天安门的盛大集会中,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都热情洋溢地夸赞了他们的行动,24年后,毕竟邓小平已经否定了文革。

在卜大华1990年的发表物中,津津乐道地叙述了一件往事:他们在1966年6月24日贴出了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其中引用了毛语录“造反有理”,当时在清华附中的工作组对这张大字报不满,可是不能反对毛的指示,又没有听说过毛有这样一个说法,于是来问红卫兵,毛的话出处在哪里,卜大华故意不说,工作组只好派人去北京图书馆、党史资料馆等地到处寻找,结果还是找不到,很是狼狈。

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工作组的做法,无非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可笑也很可怜的做法。工作组一开始就支持红卫兵,说他们是“革命左派”,后来对红卫兵暴力攻击老师和同学的行为进行了约束,但是不敢反对红卫兵引用毛的语录,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病态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红卫兵的所谓“造反”是些什么。

五、刘澍华死后

在刘澍华死后,暴力迫害继续进行和发展。就在刘澍华死亡一天之后,1966年8月27日,清华附中陈书祥老师的父亲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从家中抓走,当天夜里在北大附中校内被打死,时年37岁。陈老师的父亲名叫陈彦荣,是一个工人,他的家离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都不远。和清华附中一样,北大附中也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只是他们的组织用了“红旗战斗小组”的名称。陈彦荣被打死后,清华附中红卫兵给北大附中红卫兵发了一封关于尸体处理的公文信,信上赫然盖有红卫兵的圆形公务图章。这张公文信的照片,展示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陈彦荣”条目之下。这封信,表明了当时中学各校红卫兵之间在打死人这样的事情方面已经建立了公文系统和工作网络,配合协调,也表明了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在文革杀人机器运作中的作用和角色。

在1966年底,清华附中红卫兵失去了文革领导人的宠幸。这是因为文革的打击目标扩大了,远远超出了“五一六通知”中圈定的上层建筑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曾经大力支持红卫兵的文革领导者们转而全力支持后起的另一些组织,这些组织开始猛烈攻击党中央以下的各层领导。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父母们受到攻击,他们中间相当多的人也变成了“黑帮子弟”,变成了他们曾倡导推行的暴力迫害运动的受害者。包括卜大华在内的一些红卫兵头头,在1967年初被公安部抓起来关了三个月,又由毛泽东下令释放。他们由此被称之为“老红卫兵”,以区别于文革最高领导人支持的别的新学生组织。这是文革的戏剧性转变之一。

文革中曾有非常戏剧性的几个大转折。一是一度领导“揭发”“斗争”原学校负责人的“工作组”变成了被“斗争”的对象;再就是曾经不可一世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失势;再后来是取代高干子弟红卫兵的“造反派”被抛弃。这些看似出尔反尔的大转折,总是牺牲掉一部分积极追随者,而文革却在此过程中发展到了新的程度。所以,站在文革的立场看,这是伟大领袖相当成功的领导艺术。

这类转折造成了一些特别的人,即他们先充当迫害者,然后又变成被害者。但是文革过后,这类人往往只控诉他们遭受的迫害,却对他们曾经迫害过他人,避而不谈,守口如瓶,也不道歉和忏悔。卜大华是这类人中自己出来亮相的一个。在他的文章中,他讲自己受害,却隐瞒了自己怎么迫害别人,更没有向被他迫害过的人表示道歉和忏悔。这是典型的道德上的“双重标准”,这样的想法不但使得文革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歪曲,而且在这样的叙述中包含的思想仍然是“别人迫害我不对,我迫害别人却是对的”,也就是说,文革的暴力迫害的思想,在这类描述中继续张扬。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失势并不意味着他们奉行的暴力迫害原则的失势。清华附中新起的组织叫“井冈山”,和红卫兵在学校里各占了一座楼。红卫兵在宿舍楼房顶上,“井冈山”在教学楼的房顶上,两边对骂。红卫兵指责“井冈山”是“保守派”,“井冈山”为了证明他们的“革命性”,把关在学校的5个“牛鬼蛇神”——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语文老师高恬惠,职员张秀真和羊涤生,用布蒙上眼睛,拉到教学楼门口,命令他们往上爬,爬上五层楼,又爬上房顶。“井冈山”的学生在楼顶上用皮鞋底抽打这五个人。

在1968年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新一轮迫害中,清华附中的另一位老师在被关押“审查”的时候自杀身亡。他的名字叫赵晓东,是该校的体育老师,体育教研组负责人。赵晓东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年轻时是很好的运动员,后来成为很好的体育教员。清华附中在北京的中学里以体育成绩出色而闻名,跟他有很大关系。他的罪名是“历史问题”。据说他曾经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在抗战时期“跑单帮”(即做个体户小买卖)。其实按照当时的“政策”这也算不上“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赵晓东在1968年8月9日在学校跳楼身亡。那一天,他在五楼的另一间大教室遭到“斗争”。“斗争会”后,他出了会场,下到五楼和四楼之间的楼梯拐角处,从窗口跃出。他的血和脑浆喷溅在楼前地上,死亡场面十分可怕。清华附中五楼有两间大教室,在那里召开的两个“斗争会”,造成了两名教员的“自杀”死亡。赵晓东的死和刘澍华相隔整整两年。文革这辆巨车仍然在气势汹汹地进行,不断用人血润滑车轮。

在1966年8月26日晚上和刘澍华一起被“斗争”的校长万邦儒和韩家鳌,1966和1967年在校园“劳改队”中被“专政”,1968年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最后,他们得到一个“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文革结论”,被发落到北京附近的“五七干校”劳动,1969年林彪发出了所谓“一号命令”后,他们被“下放”去北京远郊县农村无限期“插队”。1973年,在林彪死后多时,他们才被允许回到北京,另外分配了工作。文革后,1978年,万邦儒重新担任清华附中校长。他从1960年开始担任校长,六年后文革发生,被整了12年。

在1980年代末,万邦儒告诉别的中学校长,红卫兵的出现和施暴,和他文革前的教育有关系,特别是他对干部子弟的特殊对待。1964年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清华附中领导把干部子弟组成一个特别小组,请清华大学高层干部给他们作报告,传达毛对其侄子毛远新和王海容的谈话,组织他们参加军事训练。学校还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这样的做法培养了干部子弟的特权意识,直接导致了后来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埋藏了日后的灾难。文革开始,干部子弟立即批判校方的“阶级路线”,嫌他们得到的特权还不够,而且,发展为暴力攻击校长和老师。

可惜,万邦儒对文革前中学教育的反省,未见发表,他就在1992去世了。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经历了如此剧烈惨痛的人生经验,未能为后人留下他们的记录和分析,十分可惜。

清华附中的相当一部分的老师和学生,没有忘记那个害死了刘澍华的“斗争会”,他们还清楚记得那天晚上打人最为残忍的红卫兵的名字,他们也还挂念刘澍华的孩子和妻子以及他的老爹。但是,由于当局对出版有关文革的文章和书籍有严格的控制,他们无处发出声音。能发出声音的,反而是红卫兵方面的那一类删改事实美化暴行的谎言,如上文提到的卜大华回忆录。由于对红卫兵的真实历史的掩盖和隐瞒,美化和怀念红卫兵和“红八月”的声浪,时时出现在官方许可的出版物中。

刘澍华的没有见过面的孩子,正是文革的同龄人。他的童年是在文革的阴影中度过的。他没有父亲,得不到父爱和父亲的抚养,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幸。他的父亲那样死去,在文革那种强调所谓“政治”和“家庭出身”的时代,还要给他的成长带来歧视和麻烦。刘澍华的妻子,新婚丧夫,后来又要独立抚养孩子,她一定经历了旁人难以想像的艰难和痛苦。刘澍华的老爹,不知道是否还在世?如果读者中有人知道刘澍华的家人的消息,请告诉笔者。

发生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大规模毁坏文物书籍、殴打并且杀害教师的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自从秦始皇在公元前214年“焚书坑儒”之后发生的、性质有所相似但规模则大得无法比拟的、反文明反人道的迫害事件。如果我们不忘记这一事件,也就不应该忘记刘澍华。历史不应该删除刘澍华的名字。(全文完)#

文章来源: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www.chinese-memorial.org

成文时间:2000年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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