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的女孩

我被俘虏、以及逃离伊斯兰国的日子(上)

作者:娜迪雅‧穆拉德(伊拉克)

《幸存的女孩》书封/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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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伊斯兰国攻击娜迪雅在伊拉克的村庄,于是,还是二十一岁学生的她,人生毁了。她眼睁睁看着母亲和兄长被强行拖走处死,她自己则被伊斯兰国战士卖来卖去。她被迫祈祷,被迫盛装打扮让人强奸,一天晚上甚至被一群男人凌虐到不省人事……

但娜迪雅拒绝沉默。她反抗人生贴给她的所有标签:孤儿、强奸受害者、奴隶、难民。她反过来创造新的身份:生还者、亚兹迪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人、联合国亲善大使以及新锐作家。”

——艾玛·克隆尼(Amal Clooney,人权律师)

***

娜迪雅‧穆拉德 (Nadia Murad)

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拉克亚兹迪人。

娜迪雅历经伊斯兰国(ISIS)对亚兹迪族的种族灭绝及俘虏,成功脱逃后移居德国,现为人权运动者。获首任联合国人口贩卖幸存者尊严亲善大使、瓦茨拉夫哈维尔人权奖以及沙卡洛夫奖。

目前和亚兹迪族权益组织“亚兹达”(Yazda)合作,戮力让伊斯兰国为其种族灭绝和违反人性的罪行,接受国际刑事法庭审判。

她亦创办“娜迪雅倡议”(Nadia’s Initiative),旨在协助种族灭绝及人口贩卖的生还者治愈身心及重建社群。

***

我们等了几天,纳赛尔和我才成行。

我在那间屋子里过得自在,但迫不及待离开摩苏尔。

伊斯兰国无所不在,我也确定他们正在找我。我可以想像哈吉.萨曼削瘦的身体气得发抖,轻柔但恫吓的声音威胁要给我更多折磨。我无法再和那种男人待在同一个城市。

一天早上在米娜家,我在刺痛中醒来,发现身上爬着很多只小红蚂蚁,我将它视为征兆。在我们通过第一个检查哨之前,我不会感到一丝真正的安全,而我知道我们可能根本过不去。

在我到达米娜家几天后,纳赛尔的双亲一早就到屋子来。

“是离开的时候了。”希山姆说。

我穿上凯萨琳的粉红色和棕色连衣裙,然后就在准备出发前,才套上黑色的罩袍。

“我来念一段祈祷文。”玛哈对我说。

她态度和蔼,所以我答应了,静听她说完那段话。然后她给了我一枚戒指。

“你说达伊沙抢走你妈的戒指,”她说:“请用这个代替吧!”

除了我从克邱带出来还留着的东西,我的袋子也装了这家人买给我许许多多的额外物品。在临别一刻,我拿出狄玛儿漂亮的黄色长连衣裙,送给米娜。我吻了她的双颊,谢谢她收留我。

“你穿这件连衣裙一定很美。”我说:“那原本是我姊姊狄玛儿的。”

“谢谢你,娜迪雅。”她说:“愿阿拉保祐你平安抵达库德斯坦。”

我不忍心看那家人和纳赛尔的妻子跟他道别。

离开家之前,纳赛尔把身上两支手机的其中一支给我。

“我们坐计程车的时候,如果你需要什么或有问题要问我,传简讯给我。”他说:“别开口说话。”

“我怕我在车里坐太久会吐。”我提醒他。

于是他去厨房拿了几个塑胶袋给我。

“用这些吧。我不希望我们停下来。”

“在检查哨时,不要显出害怕的样子。”他继续说:“尽可能冷静。我会回答大部分的问题。如果他们问你话,简短回答就好,音量小一点。只要他们相信你是我的妻子,就不会要你说太多话的。”

我点点头。

“我会尽力。”我说。

我已经觉得自己可能害怕到昏倒了。纳赛尔一副若无其事,他好像天不怕地不怕似的。

大约上午八点三十分,我们开始一起走向干道。我们要招一辆计程车载我们到摩苏尔的计程车行,另一辆纳赛尔事先叫好的计程车已经在那里等候,准备载我们到吉尔库克。

人行道上,纳赛尔走在我前面一点点,我们没有交谈。我低着头,尽量不看经过的路人,深怕我眼中的恐惧会立刻泄露我是亚兹迪人。

那天很热。米娜的邻居在给草坪浇水,试着救回枯死的植物,孩子则骑着彩色的塑胶脚踏车在街上冲来冲去。那些声音吓到我了。在屋里待了这么久,明亮的街道感觉十分凶险,毫无遮掩、危机四伏。

我在米娜家等候时尝试鼓起的希望荡然无存。我确定伊斯兰国会追上我们,我会被抓回去当萨比亚。

“没问题的。”

当我们站在干道的人行道上等计程车出现时,纳赛尔轻声对我说。他看得出来我担心受怕。

一辆辆汽车快速掠过,使我黑色罩袍的前缘覆上黄色的细沙。我抖得好厉害,以至于在我们叫到计程车时,我几乎无法使唤自己的身体进车里去。

在我脑海盘桓的每一个脚本,结局都是我们被捕。

我看到我们的计程车在公路边抛锚,我们被满载好战分子的卡车接走。我看到我们在浑然不觉中经过一枚土制炸弹,在路边奄奄一息。我想到所有家乡认识的女孩、亲人、朋友,她们现在四散伊拉克和叙利亚各地,想到我那些被带去克邱学校后面的哥哥。

我回家后可以找谁呢?

摩苏尔车行挤满要叫计程车载他们去伊拉克其它城市的民众。男人跟司机讨价还价,妻子静静站在一旁。男孩兜售冰凉的瓶装水,周边小贩兜售银色包装的洋芋片和糖果,或骄傲地站在精心叠起的香烟塔旁。

我怀疑车行里有没有女人跟我一样是亚兹迪人?我希望她们全部都是,而那些男人都跟纳赛尔一样,正在帮助她们。

车顶有小型标志的黄色计程车,在周知目的地的招牌底下停车或怠速:塔阿法、提克里特(Tikrit)、拉马迪(Ramadi)。这些地方全都起码部分被伊斯兰国控制,或受恐怖分子威胁。我的国家有好多领土现在归那些奴役我、强暴我的男人所有。

计程车司机在为行程做准备时,一边跟纳赛尔聊天。我坐在离他们稍远的长椅上,试着扮演好纳赛尔之妻的角色,听不清楚他们说些什么。

汗流进我的眼里,使视线朦胧,而我把袋子紧紧抓在腿上。那个司机将近五十岁。体型不硕大,但看起来很强壮,还留了小胡子。我不知道他对伊斯兰国是何感觉,但我每个人都怕。

在他们协商期间,我试着勇敢,但很难想像我没有再次被捕的结局。

最后纳赛尔点头要我上车。他坐在司机旁边,我爬进他身后的座位,把袋子轻轻放在身边。车子开出车行时,司机随手玩他的无线电,寻找频道,但每个频道都只有静电干扰,他叹了口气,关掉它。

“今天真热,”他对纳赛尔说:“我们先买点水再上路吧!”

纳赛尔点点头,于是一会儿后,我们停在一家报摊前旁,司机去买了几瓶冰水和几包饼干。纳赛尔拿了一瓶水给我。

水从瓶子边缘滴落,积在我旁边的座位上。饼乾乾得难以下咽;我试了一片,只是想摆出轻松的样子,饼干却像水泥一样卡在喉咙。

“你们为什么要去吉尔库克?”司机问。

“内人的家人在那里。”纳赛尔回答。

司机从后照镜看着我。我一对到他的眼,就撇过头去,假装为窗外的城市神魂颠倒。我相信我眼里的恐惧会出卖我。

车行周边的街道处处可见好战分子。伊斯兰国的警车就停在路边,警员沿人行道巡逻,枪插在腰带。那里的警察似乎比老百姓还多。

“你们会待在吉尔库克还是回摩苏尔?”司机问纳赛尔。

“我们还不确定。”纳赛尔说,完全按照他父亲的吩咐:“要看到那里要花多久时间,还有吉尔库克的情况。”

他问那么多干嘛? 我想。我很庆幸自己不用说话。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在那边等,载你们回摩苏尔。”司机告诉我们。

纳赛尔微笑以对:“或许可以唷!”他说:“到那边再看看。”

第一个检查哨在摩苏尔辖区内,是像蜘蛛一样的庞大建筑,由高大的柱子支撑金属屋顶。这里曾是伊拉克军方检查哨,现在则骄傲地展示伊斯兰国的旗帜,而曾属于伊拉克军队、现归伊斯兰国的汽车,停在一间小办公室前面,车外也插满黑白旗。

我们停车时,有四名好战分子当值,从他们躲避炎热、填写文件的白色小岗亭出来外面工作。

伊斯兰国意欲控制所有进出摩苏尔的交通。他们不只要确定没有反伊斯兰国的战士或偷运者进入城市,也想知道谁离开了,以及离开多久。如果叛逃,伊斯兰国会处罚他们的家人。最起码,好战分子会榨干他们的钱。

前面只有寥寥几部车在排队,我们很快就接近其中一名卫兵。我开始控制不住地发抖,觉得眼泪就要夺眶而出。我愈想用意志力逼自己冷静,就抖得愈厉害,而我相信那一定会泄漏我的身份。

也许我该逃跑,我想,而当我们慢下来,我将一只手放上门把,准备在必要时跳车。当然,这其实不算选项。我根本无处可逃。车的一侧,燠热的平原绵延无尽,另一侧,也就是我们在身后的,是我亟欲逃离的城市。好战分子监视摩苏尔的每分每寸,要追上徒步逃走的萨比亚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我祈求神,别让我被捕。

纳塞尔从侧镜看着我,感觉到我很害怕却不能跟我讲话。他脸上闪过微笑,要我冷静下来,就像在克邱时凯里或我妈那样。没什么能阻止我心狂跳,但至少我不再幻想跳车这件事了。

我们停在其中一座卫兵岗亭旁,我看着门打开,一名全副伊斯兰国制服的好战分子踏了出来。他看起来跟那些来伊斯兰国中心买我们的人没什么两样,所以我又开始吓得发抖。

司机摇下车窗,那名好战分子弯下身子。他看一看司机、看一看纳赛尔,然后瞥了我和我旁边的袋子。

“Salam alakum,”他说:“你们要去哪里?”

“先生,我们要去吉尔库克。”纳赛尔说。

他把我们的身份证从车窗递出去:“内人是从吉尔库克来的。”

他的声音毫无颤抖。

好战分子拿走身份证。从岗亭打开的门,我看到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桌上有一些文件和那名好战分子的无线电。桌子一角,一部小电扇轻轻地旋转,桌边则有一瓶几乎喝光的水摇摇晃晃。然后我看到了。

和其他三人的照片一起挂在墙上的,是哈吉‧萨曼强迫我改宗那天,我在摩苏尔法院大楼拍的相片。那底下写了几句话。距离太远,我看不到那写什么,但我猜那列出我的资讯,以及如果抓到我要如何处置。

我轻轻倒抽一口气,很快扫视其它三张照片。其中两张因为反光我看不清楚,剩下一张则是我不认识的女孩。她看起来年纪很轻,而跟我一样,她的恐惧跃然脸上。

我移开视线,不想让好战分子发现我盯着那些照片,那一定会让他起疑。

“你们去吉尔库克要见谁?”卫兵还在问纳赛尔,几乎没注意我。

“内人的家人。”纳赛尔说。

“要去多久?”

“内人会待一个礼拜,我今天就会回来。”他说,按照我们排练的脚本。

他听起来毫不畏惧。

我不知道纳赛尔从座位能否见到我那张悬挂在岗亭里的照片。我相信如果他看得到,就会要我们回头。见到我的照片证实伊斯兰国正积极地寻找我,但纳赛尔只是继续回答问题。

卫兵绕过来我旁边,示意要我摇下车窗,我照做,同时觉得我可能会害怕到昏倒。我记得纳赛尔的劝告:保持冷静,尽可能平静简短地回答问题。

我的阿拉伯语相当完美,我从很小就开始说,但我不知道自己的口音或用字会不会泄露我其实来自辛贾尔,而非吉尔库克。伊拉克是个大国,你通常可以从对方说话的方式判断他在哪里长大。我不知道吉尔库克出身的人该怎么说话。

他弯下身子,透过车窗看着我。我很感激面纱遮住我的脸,而我试着控制我的眼睛,不要眨得太多或太少,当然,无论如何,不可以哭。在我的罩袍里面,我汗流浃背,但仍害怕得发抖。但我在这个卫兵眼镜里的形象仍是一般穆斯林女性的模样。我坐直起来,准备回答问题。

问题很短。

“你是谁?”他的音调很平,一副很无聊的样子。

“我是纳赛尔的妻子。”我说。

“你要去哪里?”

“吉尔库克。”

“为什么?”

“我家人在吉尔库克。”

我轻声回答,视线放低,希望我的恐惧会被当成端庄,我的答复听起来不像排练过。

卫兵直起身子,走掉了。

最后他问司机问题:“你是哪里人?”

“摩苏尔。”司机回答,听起来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一百万遍了。

“你在哪里工作?”

“有钱赚的地方啊!”司机咯咯笑着回答。

然后,卫兵不再说话,从车窗交还我们的身份证,挥手要我们通过。

我们开过一条长长的桥,没有人说话。桥下,底格里斯河在阳光下波光粼粼。芦苇等植物紧挨着河水;它们靠得愈近,就愈可能生存。离开堤岸,植物就没那么幸运了。它们会被伊拉克盛夏的艳阳烤焦,只有少数得到住民细心灌溉,或从降雨汲取一些水分的,春天会再发芽。

我们一抵达河的彼岸,司机就说了:“我们刚过的那座桥,可是布满土制炸弹呢,”他说:“是达伊沙设置的炸弹,以防伊拉克或美国人试图收复摩苏尔。我很讨厌过那座桥。我觉得桥好像随时会爆炸似的。”

我回头看。桥和检查哨都愈退愈远了。我们活着通过两者,但结果是可能截然不同的。检查哨的伊斯兰国好战分子可能问我更多问题,可能从我的口音听出什么,或注意到我的举止有什么可疑之处。

“下车。”

我想像他这么说,而我别无选择,只能照他的话做,跟着他进入岗亭,而他会命令我掀开面纱,让他看到我就是相片里的那个女人。我想到桥可能在我们通过时爆炸,土制炸弹把我们的车子炸个粉碎,让我们三人当场毙命。我祈祷,当那座桥真的爆炸时,上面都是伊斯兰国的好战分子。◇(待续)

——节录自《幸存的女孩》/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余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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