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2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吴馨综合报导）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全球公认的山寨大国，但其监控维稳技术却在“引领全球”。12月19日，加拿大电视新闻网（ctvnews）报导，中共的“社会信用体系”不仅是利用高科技来惩罚公民的体系，还用来限制在华外企，以及波及海外华人。
香港“人权观察”（HRW）资深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认为，有朝一日人们几乎会自动进入“联合惩罚系统”，所有这一切都将以非常快速的、系统的方式实现自动化。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霍夫曼（Samantha Hoffman）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信用”还会涉及海外华人，她呼吁西方政府警惕技术出口，加强隐私法律。
噩梦成真 无法摆脱的黑记录
2016年网飞（Netflix）的反乌托邦系列节目《黑镜》（Black Mirror）中有一个镜头：每个人都使用他们的智能手机以5分的评分标准进行相互评分，虽然这看起来与人们对优步（Uber）出租车的评分方式很类似，但后果远比优步评分严重得多。主人公想要一套更好的公寓，但她没有达到所需要的4.5等级，所以她就被困在所住的地方。当她的分数降到一定程度时，她甚至无法搭乘飞机、无法租到一辆体面的汽车。试图遵守评分规定的压力使她越来越苦恼，最终，她被囚狱中。
这样的情景可能会让人觉得完全像科幻小说，但这类的技术惩罚和奖励在中国日益成为现实。香港“人权观察”资深研究员王松莲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告诉CTVNews.ca，2016年被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击中的律师李霄霖就是一个实例。李律师在离家1900公里的地方试图用身份证购买机票，但屏幕上的信息显示，他被中共最高法院列入黑名单。李律师从法院官网上查到：他因为2015年未履行一项法院命令而被放进“失信”名单。当地一名法官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将其列入了名单。几周后，当李律师终于来到法官面前时，他被告知这是因为他多年前被命令作出的道歉并不真诚。理由呢？
王松莲女士说：“法官说（李）在4月1日道歉，但4月1日是愚人节。最终李霄霖让律师协会为他进行辩护。法官说，‘好吧，如果你再次道歉，我们就把你从黑名单上删除。’ 李霄霖被迫再次道歉，（而后）他在旅行黑名单上才被除名……但当他试图进行抵押贷款时，他发现他还在抵押贷款黑名单上。”
“社会信用”系统采用“连坐罚”的评分制度
中共的“社会信用”系统将在2020年全面运作，目前已经对大量的人进行了试点。该系统名义上是为了扩大金融服务，但是被外界批评旨在监控公民。
除了个人行为被评分外，该系统还采取“连坐罚”的评分方式。《金融时报》此前曾报导说，你的朋友发布的帖子都可能影响你的信用分数。
澳洲广播公司9月19日发表的一篇报导说：“如果你最好的朋友或父亲说了一些关于政府的负面言论，你也会丢分的。”“你和谁约会并最终成为伴侣也会影响社会信用。”
澳广在报导中分别引用两则现实例子来介绍社会信用制度对人民的影响。第一例，获得“社会信用”高分、被认为是“模范中国公民”的范丹丹（Dandan Fan），她的每一步、每一个行为都可被监控摄像头追踪和判断。
即使她在超市购物，放入手推车的东西也可能影响她的分数。比如，如果她买的酒被系统认为太多，她就会被判断是有酒瘾，从而不知不觉中就会失去几分。系统不会去管这些酒是给自己用的还是要送给别人的。
报导介绍，丹丹的丈夫张小京（音译，Xiaojing Zhang）是司法部们的公务员，为“党的忠实骨干”。信用分数可能比丹丹还高。他们的儿子也会因父母的高分而受益，可得到最好的住房、学校和医疗保健，前提是他的父母保持信用分数。澳广说，“党的规定和保护”都将赋予他这一切。
安装在手机上的一个应用软件（app），可以让拥有高分的她享受很多特权，无需押金即可租车、住酒店或租房，可在酒店和机场获得贵宾级待遇、低利贷款，并为获得就读最好的大学和工作岗位提供一个快速通道。
二等公民寸步难行
Ctvnews的报导指出，中共政府正在利用技术支持的黑名单来威胁并积极塑造公民的行为，并且利用私营部门的帮助将“违反规定者”变成实际的二等公民。
荷兰莱顿大学中国法律研究者克里默斯（Rogier Creemers）对“社会信用”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截至2016年，被法院定义为“惯性作弊”的人员会通过多种方式受到惩罚。他们可能无法在国有企业里担任某些职务、成为公务员或参军。他们也可能在很多事务上受到限制，比如购买房地产、翻新房屋、购买汽车、乘坐高速列车、搭乘飞机、住高档酒店、住度假胜地、进入高尔夫球场、获得签证去外国度假或把孩子送入私立学校。
总之，评分低的人在“社会信用”制度下，会完全被排除在社会之外。而“不听党的话”的人往往成为评分低的二等公民。
澳洲广播公司在报导中所举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曾实名举报中共党内高层腐败现象的调查记者刘虎。报导指，在国际社会，刘虎会很受欢迎，但在中国不是。刘表示，中共政府把他看成是敌人。
刘被以“造谣”的罪名拘留，并被要求发表道歉和支付罚款，后被释放。
澳广说，刘因其言论罪名而在社会信用评级中丢分，被列入社会信用试点计划的黑名单。他因此被禁止坐飞机、高铁等，被软禁在家乡重庆。
他说，当他用手机应用软件（app）预订火车票时，“应用说，预定失败，我对高铁的使用受到法律限制。”
刘虎说：“很多人被错误地列入了黑名单，但他们无法摆脱它。”
今年3月，中共国家发改委称，在中国的“社会信用”制度下，900多万张机票和300多万的火车票被禁止出售。截至4月底，累计限制购买机票1100多万人次，限制购买高铁动车票400多万人次。
社会信用体系的“爱国”分数
NSBO分析师汉密尔顿（Gilliam Collinsworth Hamilton）曾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中国的社会评分体系注定要失败》一文说，这个社会信用体系可以通过重新调校，产生“爱国”分数——也就是评价一个人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与执政的共产党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的分数。
他说，这就是这项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不仅仅是使用大数据来衡量信用得分，还要量化全体中国公民的政治倾向。
他还说，考虑到中共在这些问题上的记录，不难想像，那些得分低于“最低爱国标准”的人将会发生什么。
王松莲：“社会信用”可以用来侵犯人权
荷兰莱顿大学中国法律研究者克里默斯发现，遂宁市试行“社会信用”制度后总结出来的一些要素，包括公开违反者的姓名、当众羞辱他们，并让他们难以开展业务等等都写进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中。中共发改委在今年5月称，已累计签署36个联合奖惩备忘录，在法院执行、税收征管、安全生产等多领域里持续发布更新“红黑名单”，推进联合奖惩措施。
王松莲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告诉CTVNews.ca，即使黑名单仅用于执行法院命令，仍然可以用来侵犯人权，因为中共法院经常任意裁决。换句话说，法官不仅可以随意决定谁在联合惩罚系统中被列入名单，而且一旦你在黑名单上，就不清楚如何在黑名单上彻底除名，正如发生在李霄霖律师身上的事件一样。
王松莲女士的另一个大问号是，未来“社会信用”系统的使用方式会有所不同，特别是如果该系统与中国各地城市激增的安全摄像头、面部识别技术和安全数据库相结合。她指出，在中国，公开的政治行为，如参与抗议或公开批评某些官员，一直会受到严厉监管，虽然这并不涉及社会信用，但打击持不同政见者的工作仍然是公安部的职权范围。她说，这意味着以“社会信用”的名义创造的工具很可能被用来随意惩罚民众。
“社会信用”已被用来约束外国公司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客座研究员霍夫曼（Samantha Hoffman）研究了“社会信用”系统。她指出，“社会信用”已被用来让外国大公司在政治上站队。今年早些时候，包括加拿大航空公司在内的航空公司被告知，如果他们没有在其全球网站上把台湾列为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中共航空当局将把“严重不诚实”的记录列入“社会信用”系统。霍夫曼说：“这将严重影响他们（航空公司）在中国的经营能力。”
霍夫曼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信用’所带来后果的过程将逐渐变得更加自动……更广泛的民众会更直接地感受到这一点。”她说，这可能也包括加拿大华人，因为公安部也在为海外华人制定信用代码。
霍夫曼呼吁，外国政府应阻止出口有助于“社会信用”的技术，或使用像马格尼茨基法案（Magnitsky Act）来惩罚那些从中获利的人。她还说，“社会信用”应该成为惊醒民主国家的警钟，以敦促民主国家加强隐私法律。
李善鉴：无信用者掌控信用机制——危险！
在天涯论坛上，一位取名为燕山之石的网民指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就没有根基，他写道：“中国社会信用缺失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应该说，公权力部门、地方政府无视社会公信力，才是导致中国社会职业底线不断沉降的主要原因！根本原因！政府无视社会公信力，又怎能企望社会守住职业底线？”
如果说中共政府就是社会信用缺失的根源，那么中共治下的“社会信用体系”无非就是要用来对付民众的。中国问题专家李善鉴曾告诉大纪元记者，中共政府觉得它掌握着公民的生杀大权，标榜为老百姓服务，实际上是欺骗民众，目的是用这种信用体系控制公民，“让没有信用的权力机构（中共）去主导、掌控这种信用机制，是最大的讽刺”。
李善鉴分析认为，社会信用体系的危险性在于，它（中共）自己没有被约束，中共作为谎言、不道德的主体可以随意做属于或不属于这个信用范围的事情，信用机制就会变成加害民众的另外的手段。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就中共的社会信用系统采访了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朱教授表示，政府只要求民众，但是政府却不受到任何监管。一个由政府单方面评级的社会信用系统可能会变成“信用极权主义”。#
责任编辑：李寰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