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虎宇:中共意识形态之理性批判(5)

斗争论颠覆社会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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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5月29日讯】

前言

马列主义认为人是生物进化的产物,人类社会像生物界一样演绎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以斗争是人类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国家政权靠暴力来获得,也靠暴力来运行和维持。

以中华民族的正统史观来看,生命来自于高贵的地方,人类社会应该遵循圣人的教导,以慈悲与仁爱的精神和睦相处,因此,“和为贵”乃人类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则。社会的发展应体现为道德与文明的进步史,其核心在于使万物各得其所,使天地人和谐共存。

根据人类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普遍理解,社会是一个共生的组织,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支持,人和人之间构成的种种复杂的关系就叫做社会关系,因此,人类是社会化的存在物,社会关系是人类的基本关系。

再根据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良性与恶性特征来划分,人类的社会关系又可以分为良性、中性、恶性三种状态,表现为和谐关系、共生关系及斗争关系,如下:

和谐关系(天人合一或致中和的状态,以无为或中庸之道为处世原则)——良性(无争);
共生关系(平衡状态与制约状态,以利益共用为矛盾运动的调节原则)——中性(竞争);
斗争关系(冲突与对立状态,以消灭对立面为其思想行为的指导原则)——恶性(斗争)。

此三种关系恰恰是当今中国大陆对哲学学科划分出来的三大领域所分别追求的目标:

和谐关系——中华儒道精神所追求的社会关系,遵循“道德法则”(中哲);
共生关系——西方辩证矛盾论所追求的社会关系,遵循“辩证法则”(西哲);
斗争关系——马列主义阶级斗争论所追求的社会关系,遵循“丛林法则”(马哲)。

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社会关系是最良性的和谐关系,儒家讲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在人事这个层次讲和谐社会,同时也上达天道,具有本体意义;道家讲道法自然,讲无为无欲,是在道的层次上讲天人关系,同时向下涵盖社会关系,指导人伦。中华儒道精神意在使人心归正,不偏离天地的道德属性,以达至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

正统的西方文化所追寻的社会关系是中性的共生关系,是在人类欲望和利益的层次上寻求平衡态以达到利益的共用,所以讲对立统一关系,意在接受对方,向对立面转化。

而马列主义所宣导并积极引导的社会关系则是最恶性的斗争关系,是要在文化观念上、在逻辑原则上,把人类逼入你死我活、不可调和、不可共生的绝境,所以讲阶级对立,讲阶级斗争,意在夺权,用暴力手段砸烂其所谓的“旧世界”。

可见,讲社会关系,如果像马列主义那样笼统地讲一句“人是社会化的产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辨其中的善恶优劣,不进行价值判断,那相当于什么都没讲,只是空谈而已。以下分别详解这三种社会关系,先从中性的共生关系讲起。

一、西方辩证矛盾论所揭示的社会关系——共生关系

诚如前文《阶级分析误入歧途》所述,西方正统矛盾学说的核心在于揭示了矛盾双方向对立面转化的运动规律,这一西方传统哲学发展至近代出现的最高成就,其实也是西方人对社会关系的基本看法、在知识体系的最高抽象层次的集中体现。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与古代罗马,临海与多岛屿的地理环境使西方文化很早就具有了开放意识,商业的繁荣使利益的共用原则深入人心,而分散的城邦制则形成了最早的关于权力制衡与民主的思想,这一切都意味着西方文化中最终将发展出一种以妥协精神为原则的普遍制度只是个时间上的问题。近代以来宪政民主制度的出现、辩证矛盾论的产生,既是西方文化在制度层面上继往开来式地全面完善的体现,也是西方哲人对自身传统及所面对的外部世界在哲学层次上所做出的最高理解。

辩证矛盾的形成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共生共存的状态,惟有这种状态中,事物或要素之间才能形成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反过来,那种你死我活式的冲突斗争状态是不可能形成辩证矛盾关系的(这种关系是人类应该警惕的,而不是应该追求的)。诚然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存在这种斗争极端化的社会关系,但它不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不符合人类的价值选择,因此,无论是东西方对于这种斗争关系都持彻底否定与批判的态度。人类的文明史恰恰表明人类所制定的一切规则都是在寻求和平、保证和平,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平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诉求。回过头来,从逻辑上考察,“人类是社会化的产物”不正已经清晰地表明了人类是需要靠同伴的说明才能存活下去,人类社会是一个共生共存的社会,其间充满了对立统一的辩证矛盾关系。所以,辩证矛盾关系所代表的正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社会关系,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化生存状态的真实面貌。

西方文化是基于利益的原则而发展出来的(中华文化是基于道德的原则而发展出来的,下文有解),其历史体现了人类社会化生存的核心精神,即妥协合作精神。以此精神为指导,“利益原则”的演变遵循了以下的逻辑过程:共生共存原则→利益共用原则→公平分配原则。这条线索大概是这样的:既然要共生共存,就必须要利益共用,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利益共用呢?那就要体现在利益分配的公平方面。西方文化正是遵循这样的一条逻辑思路,共生共存的社会原则孕育出共用互利的利益原则,以此出发,以公平为导向西方文化将其发扬光大,使利益原则从最初的不公平状态走向相对公平状态,从政治经济层面的两极分化状态走向法律地位上的人人平等、政治民主、经济公平的结构合理状态,反映出在辩证矛盾的推动下,社会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制约、相互妥协、最后导致系统结构全面优化的社会历史运动的真正规律。

(注:共产主义也是基于“利益原则”籍助了公平导向的口号,它也有一条逻辑线索:独生独存原则→利益共产原则→所谓“公平”分配原则。在笔者这个系列文章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伪科学》一文中将会论述相关内容)

近代以来,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价值观的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正表明了西方文化以辩证矛盾论为指导,构建其“理想”社会关系的基本事实,反映出西方文化在道德价值体系中所居的层次。自由的利益主体、平等的主体间的竞争关系(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意味着竞争的起点相同,最终体现出“能者多得”的公平原则)相互尊重相互妥协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以博爱与和平的方式)不正是辩证矛盾论的“妥协精神”及其指导下的“利益共用原则”在社会制度方面最合理最现实的体现吗?

总的来说,以辩证矛盾论为哲学基础、以“利益共用原则”为价值导向的西方文化注重对人性中世俗欲望的合理引导,并为此发展出一套完善的社会制度来保障“共生共存原则”的贯彻执行,以消弭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使社会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和谐与稳定,这体现出西方文化对一种不善亦不恶的中性社会关系的肯定与追求。

西方文化的这种中性状态在现实运动中可以向两个方向突破:其一是通过道德层次的提升,以基督教《圣经》教义为指导,消除人们内心无止尽的贪求欲念,抛弃物质文明的道路(注意:是物质导向,而不是要抛弃物质文明),走精神回归的道路,从而使社会系统全面升级为中华文化一直所追求的和谐状态;其二是在利益对立冲突中,不遵守现有的法律规范即不愿尊重别人的利益追求),不守内心的道德法则(以恶念恶行来追求利益),抛弃共存共用的原则,从而以消灭对立面来解决利益对立、获取垄断利益,那就可能演变为马列主义所宣导的“阶级斗争”状态下的恶性社会关系,并导致社会系统的败坏与降级。

事实上,由于“利益原则”的存在,西方文化所导致的社会状态一直在中性与恶性之间徘徊不定。进入工业时代后,经历启蒙运动与民主革命,西方文化终于分道扬镳,花开两支,一正一邪,泾渭分明地迈入了各自所追求的社会发展轨道:正的一支继承了其优秀传统,发展出现代的西方民主社会,并能对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过的道德堕落与侵犯人权的罪行进行深刻反省;邪的一支(实为共产邪灵借腹生子,下文有解)将西方文化中的恶性成分继续发扬光大,演绎出一套貌似严密的邪恶理论体系,作为其继续作恶的行动指南,并将此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就是马列主义及其所制造出的共产主义的罪恶世界。

由此可见,马列主义这种恶性文化(基于利益原则)只有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中才可能产生、生长,在中华的土地上(基于道德原则)是绝不可能诞生的。共产邪灵附体中华,恰恰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彻底失去自信的那一瞬间发生的。1840年后(这个时期恰恰是共产邪灵降世的时间),中华大地上开始大规模植入西方文化使原有的道德原则遭受到内外夹击(内部指中华文化在传承中本身也存在着背离自己优秀传统的倾向,即厚黑学),经过半个世纪的异化与破坏,到20世纪五四时期,中华文化在西方利益原则的冲击下全面失去自信,共产邪灵此时趁虚而入,并最终成了气候。

小结一下:西方文化传播中华时是正邪两支同时传入,正的一支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王道政治相结合,发展出三民主义,缔造了中华民国;邪的一支,与传统文化中的最坏的部分厚黑学相结合,巩固发展了共产主义,毁灭了中华民国,制造了现有的马列邪教帝国(即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中华儒道精神所追求的社会关系——和谐关系

中华文化是基于“道德”的原则而发展出来的,追求的是内在道德品性的修炼,这与西方文化对外物及现实利益的追求是完全不同的。中华文化所探索、所追求、所实践的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道”,它是中华文化的“体”,如何实践“道”呢?就得同化“道”的属性——“德”,“德”为中华文化的“用”。所以,中华文化就是“体用一源”的“求道修德”的修炼文化,“道德”是中华文化的灵魂与总纲!

修炼追求的是内在道德层次的提升,主要通过克制人的各种欲念及其对外物的执著,从而达到内心的澄澈明净,回归到生命原初的无私无欲的本真状态。道家的学问直指这个层次,乃中华民族曾有的最高智慧(今已有更高层次的大法大道传出),讲无为之法,注重出世修炼;儒家的学说在实践道的层次上稍低一些,讲有为之法,注重入世修炼,从“仁义礼智信”的品性追求到“致中和”的行为规范,以中庸之道实践其人事层次的治世理想,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状态。(注:本文在讲中华文化的层次和内涵时,在修炼这个层次上,只讲道家,而没有涉及佛家,其实佛家和道家都在一个层次上;因为用道家和儒家已经可以把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以及马列主义三者之间的层次明显的区分开来,所以就没有涉及佛家。)

可见,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其学说的核心都是直指人的内心,意在消除人的欲望、执著、恶念、罪行,修成完满的道德品质,这对构建良性的和谐社会关系有着直接的意义。上文讲西方文化以利益为原则,以平衡利益关系的方式来维系一种共存共用的中性社会关系,而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则从完善自身的道德属性开始,以善人、君子或圣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来构建社会关系,这样就消解了西方的那种“利益社会关系”,而构造出一种更高层次的“道德社会关系”,这使中华文化一开始就站在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层次上,追求实践着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人生价值与社会理想。

以“利益人”为社会基本单位的西方文化构建的社会关系是“利益社会关系”,重心在于维护共用原则,保持利益的平衡,所以发展出近代的民主法治社会。而以“道德人”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中华文化构建的社会关系则是“道德社会关系”,重心在于修心养性,保持内心的平衡,所以发展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走道德之路的修炼文化,传承五千年至20世纪上半叶一直生生不息(注:共产主义时代中华文化的内核被全面毁灭)。近代以前中华文化一直在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不但在精神层次上全面超越西方文化,而且在物质文明方面也创造过遥遥领先于西方文明的辉煌历史。这说明道德社会关系并不排斥物质文明,它排斥的只是“物质导向”与“利益原则”,追求道德完善是比追求物质利益更高层次的人生追求,它标志着人的生存状态的真正提升。也惟有以道德追求作为人生的基本价值目标,以“道德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以“道德社会关系”作为社会的基本关系,人类社会才可以真正达到理想状态——“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这正是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追求。

道家的“道”的层次在于出世修炼,对人心的要求是返回“无知无欲”的本真状态,所以讲无为,要“抱一、守冲、致虚、守静、归根、覆命,”“如婴儿之未孩”,以保持生命本真的混沌无为状态,在利益纷争的人类世界面对各种诱惑时要“镇之以无名之朴”以保持“无欲”,如此,“天下将自定”。《道德经》实则也是佛法修炼,其所讲的道德层次是与神佛看齐的,如果能以此“道德”为社会基本单位来构建社会关系,那么人类社会岂只是一个“和谐社会”,而应是接近“人间天堂”了,另一方面,即使退而求其之,以道家的“道”为原则指导实践的社会状态至少也是一个少私寡欲、清净太平的“和谐社会”。

儒家的“道”的层次在于入世修炼,以构建“和谐社会关系”为修道目标,对人心的要求是保持“中庸”状态,所以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的“中”就是道家的“道”,只是应对的层次在于人事,也就是说“中”是“道”在人事关系方面的体现,所以,可以认为儒家的学问只是道家学问的入世部分。儒与道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有为”之法的“中庸”可以“为万世开太平”, “无为”之法的“道德”则更是可以“无为而无不为”,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使 “万物自化”、“天下自定”。“有”与“无”本就是“异名同谓,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注:《道德经》开篇就已经讲了她对中华文化所有法门的统领,宣告了自己讲法的层次,可惜今人学者鲜有能悟到此境界者,把中华文化分为这个派、那个家,不是用层次的方法来看待,而是放在同一层次上比较,即使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最终也是误人之弟。)

中华儒道精神以道德修炼来消弭利益冲突,缔造良性的和谐社会关系,这比西方文化以共用原则来平衡利益冲突、在价值层次上更为高级,在现实应用中也更有保障。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注:1949年后除外,1949年后的大陆不能叫“中华”,相关讨论请关注本系列下一篇《谁是中国》)除了战乱状态下,在和平时期的大多数年代里,在儒道精神的指导下,一般都可以实现“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百姓安居乐业”的和睦社会关系以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和谐天人关系,曾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盛世时期。以传统文化中“道德仁义礼法”的层次关系来看(本系列第3篇《民主和专政水火不容》中有部分论述可参照),只要我们的传统精神保存完整,中华文化在长期的历史运动中即使不能守住和谐社会状态,那么最差的结果也不过是下滑至西方文化所追求的利益共用状态,发展出近代民主法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止住道德下滑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回升。这恰恰是20世纪初国父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如果没有共产主义的入侵与破坏,中华文化在近代将在制度层面上与西方接轨,并将在道德层次上反过来导引西方文化的提升(注:中华的儒释道修炼文化比基督教修炼文化体系在出世和入世的结合上更完整),这本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

[注1:西方文化中基督教也是重道德心性的修炼文化,是出世法,但西方文化的入世部分却是重物质追求的利益导向文化,这两种文化始终不能像我们的儒道(出世入世都是修炼,重道德心性)那样水乳交融,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在价值观上彼此水火不相容,之间常常爆发严重的对立冲突最明显如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这是西方文化出世入世的路线之争。因此,西方文化实质为两条路线同时发展,其中入世的这条路线于近代继续一分为二,变异分化出了马列主义。因此,本文所讲的“西方文化”专指正常状态下的其入世部分,而对于马列主义则单独列出来“另眼相待”。]

[注2:中华文化是儒释道相统一、相融合的修炼文化,除了儒道以外,还有从印度传入的佛家文化,佛家文化也是出世法,其内核及法理层次与道家文化大同小异,所以本文没有单独论述;另一方面,“道”是中华民族对天地人宇宙万物运动规律的总称,可以概括出我们中华文化的特征,因此本文专以“道”来标志中华文化,以“儒家”“道家”来分别讲述中华文化的出世和入世追求。]

三、马列阶级斗争论所宣导的社会关系——斗争关系

19世纪中叶,马列主义刚刚从西方文化的入世部分中分化独立出来,就以其无神论、辩证唯物论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宣布了自己对整个西方文化的背叛,并在其宣言中写下了赤裸裸的反人类纲领——《共产党宣言》,公然向全人类宣战。这表明,马列主义一产生就与人类中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格格不入的,它产生于西方实质却不属于西方,只是投胎于西方文化“利益原则”的胚胎里,吸取其中的营养发育成型。反过来,假设它一开始就投胎中华文化,那肯定是个死胎,中华文化绝不会给它提供足够的养料供它成长。一般来讲,由于马列主义注重发掘人性中阴暗丑恶的方面,所以,只要任何文化中有恶性成分存在,马列主义就有机会嫁接附体,这与病毒侵蚀免疫力较低机体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共产幽灵降世时也曾是煞费苦心的:首先须籍助西方文化的腹怀胎生育,然后再传染给俄罗斯(自身没有免疫力的可怜民族,感染病毒时还没来得及成功接种民主革命的疫苗,又没有中华修炼文化的强健体魄),最后趁着中华民族伤病(日本全面侵华)在身,全身免疫系统失效的特殊时期,成功附体了中华文化。

马列主义是基于斗争原则发展出来的,其理论依据为生物进化论和丛林法则,实则是把动物界的生存状态引入人类社会,让人类你死我活般地互相争斗,失去高贵的道德属性,在行为上与动物看齐。马列主义在对待辩证矛盾关系时,专门强调斗争的作用,强化矛盾的对立冲突方面,以消灭对方的手段来获取超垄断利益(真正获取垄断利益的不是资本家,而恰恰是马列子孙,这里权且代表天下所有守法的资本家把这个大帽子还给马列主义)这既与强调统一关系、强调向对立面转化的西方利益平衡理论背道而驰,更与讲道德修炼屏除欲念贪求的中华文化有天壤之别。如果说中华文化的社会基本单位是“道德人”,西方文化的社会基本单位是“利益人”,那么马列主义所宣导下的社会基本单位则是不讲任何道德法律原则、专以谋财害命作为其生存手段及价值导向的“利益流氓”,这不就是马列所一直推崇备至、并依靠其打天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大公无私”的“流氓无产者”的真实写照吗?原来如此啊!以“利益流氓”为社会基本单位构建的社会关系只能是“流氓社会关系”,对今日的大陆老百姓来说,这已是最深刻不过的切身体验与残酷现实了,而代代相传五千年的“道德社会关系”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直至完全陌生,岂不沉痛哀哉!

马列主义的社会关系以“利益流氓”为基础,依靠“打砸抢绑架勒索”来建立,所以必须先推翻一个正常社会所具备的所有道德体系及法律体系,这才可以顺利逃避法律的制裁及道德的谴责,达到无法无天(天理为道德)的状态,于是超额的垄断利益才会滚滚而来,这就是马列主义夺权理论所依据的基本逻辑。

所以,夺权要依靠“利益流氓”的暴力革命来实现,坐江山更是要依靠“利益流氓”的暴力镇压来维系。一部共产主义的运动史,实质就是流氓作乱、君子受辱、礼法遭劫、无法无天的一部“利益流氓”实现其利益的历史。“利益流氓”的利益实现了,“利益人”的利益就没有了,因为流氓只会抢劫,是不讲“向对立面转化的”;“利益流氓”的流氓原则实现了,“道德人”的道德原则就不存在了,因为,在流氓体系下,没有人和你讲道德,流氓是不守道德的。以“利益流氓”为基本单位构建的这个流氓社会体系下,“中华民族”(已非中华民族)连“利益社会关系”的层次都不能维系,“道德体系”彻底的堕落,“利益体系”彻底的失衡,民族文化彻底的毁灭!

最后,为了便于对照比较,以西方中性的辩证逻辑为基准,对三种文化下的社会系统作一简单的综合,相当于同级比较,将中华文化暂时降低到哲学层次,并不是认为中华文化的“道”就是哲学,而是为了让人们看到,即使在哲学层次上,中华文化也是全面优于西方文化及马列文化,如下:

中华文化的内涵在于不产生“利益矛盾”,以“道”的状态来生存,以使人返朴归真,相对于西方文化来讲,好比是“统一关系”取代了“对立关系”,使系统全面升级换代;

西方文化的内涵在于面对“利益矛盾”,创造出以协调妥协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原则和制度,注重“对立关系”与“统一关系”的平衡,达到系统的同级优化;

马列主义的内涵在于面对“利益矛盾”,宣导以一方消灭另一方来解决问题,相对于西方文化来讲,好比是“对立关系”取代了“统一关系”,最后导致系统的降级或者崩溃。

[注:本文所出现的所有“矛盾”,都指辩证矛盾,即“对立统一关系”,关于辩证矛盾和狭义矛盾的实质区别请参照《阶级分析误入歧途》一文]#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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