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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债务拆弹——国企混改的驱动力

——第二轮公私合营成功推动的秘诀

2018年9月18日,北京,一名工人正在清洗大厦玻璃外壁。 (Photo by WANG Zhao/AFP) (Photo credit should read WANG ZHAO/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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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9月24日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已先后推出三批混改共计50家试点国企,人称第二轮公私合营。第一、二两批19家试点由中央政府直接指导操盘,而第三批混改与前两批不同,以地方国企为主,出现民企主动投靠、国企张开双臂迎接的局面。但考究双方动机,绝非官方宣布的“改善企业治理结构与管理水平”,双方均缘于债务压力。

国企债务压力从何而来?

中国政府实行国企混改,其实就是债务给逼出来的。

企业的债务隐忧早就出现,2009年,中央政府投入4万亿外加地方融资平台的20多万亿,大都投入到基础设施与房地产,但根本没达到预期的效益。政府的解决方式就是继续印钞,加大企业投资。因为如果不继续印钞,企业就会资金失血,无力偿还前期银行贷款,结果必然是企业破产,并形成巨额银行坏帐,使严重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为了避免企业破产及金融风险,政府将股市与房地产作为货币蓄水池,利用民众担心通胀压力这一心理,将天量货币引入房地产领域。数据显示,2007年末中国的住户贷款余额是5.07万亿,2017年末则上升到了50.5万亿,增长近7倍。在政府努力之下,部分债务从企业与政府部门转移到了居民头上。高盛研究发现,与2016年相比,2017年,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81%下调至178%,政府债务总和占GDP比重从62%上升至67%;居民债务从34%上升至39%。

与此同时,则是债务违约事件频发,债务违约金额逐年递增,2015年126亿,2016年是237亿,2017年是392亿,违约金额呈现逐渐递增的态势。今年前四个月,违约金额超过130亿,超过2015年总和。

国际社会与中国国内专家都承认,从各项指标来看,中国金融系统风险超过美国次贷危机前的水平。

金融拆弹:通过混改降低国企负债率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6月中旬在陆家嘴金融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到的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包含银行巨额坏帐(其中的房地产业贷款与国企贷款风险最大)、巨额地方债务(媒体前些时候称今年22万亿地方债或爆发违约潮)、影子银行系统的各种金融平台爆雷。解决方针可用12个字概括:金融拆弹,定向爆破,压力测试。国企混改的目的就是降低企业负债率、减少银行坏帐的重要方法。

从上世纪90年代中以来,国有企业降低负债率的办法有三,1. 处理不良资产;2. 瘦身(减员);3. 通过资本市场用债转股等扩大股权融资,引入各类资本,开展混合制改革、股权多元化改革,用市场化方式增加企业资本。目前处理不良资产已经无计可施,减员涉及社会安定,用第三种方法风险最小。

2015年中国政府出台《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就是希望通过民企入股国企,降低企业债务率,将国企做大做强。以第一批试点中国联通为例,2017年8月完成混改,联通共引入14个投资方的780亿人民币投资,其中包括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四大互联网巨头(均为民企),同时还引入中国人寿、中国中车、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等国企,仍然保持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民企并无话事权,经营未见明显改善,但负债率却明显降低:资产负债率由2017年6月的62.6%下降至2018年6月的46.5%。另一家混改试点东方航空在定向增发完成后,资产负债率由2016的74.08%下降至70%左右,其余混改的企业的情况均与此大同小异。

地方国企热衷混改还有其它动力

有了这两批试点经验,中国政府于今年7月推出第三批国企混改,犹恐地方国企混改动力不足,9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为国企定下一个硬指标:到2020年年末,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要比2017年年末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

地方国企没有中央国企靠山硬,拉不来大个头的民企入股本企业,但他们也有敛财新招数,接盘有上市资格的民企,以便借壳上市,筹集资金降低负债率。

民企纷纷主动投入国企怀抱又为哪般?由于银行去杠杆压力加大,上市公司纷纷陷入资本困境。很多民营企业在债务危机、股价下挫、质押爆仓、业绩疲软重压下主动向国企“求入股”。据同花顺i问财数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10日,A股共有331家上市公司发生股权交易,其中具有国资背景的公司或机构的占比达35.34%。券商中国统计,仅9月上半月,已有6家上市公司计划向国资转让股份、控制权,包括豫金刚石、英唐智控、环能科技、怡亚通、梦网集团、华英农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资作为受让方的股权转让中,超过58.06%的转让方式为无偿转让或行政划拨。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大股东以“1元”转让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北京海淀区国资委。

这些企业之所以愿意以每股1元的价格转让股权,是因为在去杠杆的环境下,在银行拿不到续贷,公司陷入流动性危机。比如北京金一文化公司有大量融资在上半年到期,被抽走30亿元的流动性,公司经营随即陷入困境。梦网集团主动加入混改,乃因近几年经营不善,公司实控人余文胜及第三大股东孙慧均高比例质押,而且在股价的持续下跌中已经有部分触及警戒线,如果短时间内无法扭转公司业绩下滑的现状,将面临着很大的爆仓压力。

中央政府双管齐下,支持地方国企混改

对这一轮地方国企混改,据国内专业人士评论:这是经济剧烈下行压力下,民企的“自救措施”,是市场化机制在起作用。这些评论忽视了政府双管齐下地用政策逼迫使民企主动求国企混改:先是利用去杠杆收紧对民企贷款的政策,让民企陷入困境;再发布有利于国企的财税政策让国企可以空手套白狼。

在民企尚有力量时,都拒绝加入国企混改。2015年颁布《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之前,曾在一年前颁发过该方案的征求意见稿,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不赞同在国有控股的情况下入股国企,王健林、郭广昌、肖建华、宗庆后等人都公开表示过这类意见。到了2017年上半年,上述人物除宗庆后之外,基本都因大量海外投资涉及资本外逃、危及金融稳定而遭遇极大压力,郭、肖甚至失去自由,被迫变卖海外资产回国偿债。收拾了这批人尤其是邓府孙女婿吴小晖之后,2017年下半年开始的第一、二轮国企混改顺利进行。这些央企今年前7月在股市融资618.78亿元。

民企与国企的负债率都很高,2017年末,民企整体平均负债率为52%。国企负债负债率达65.6%,民企远低于国企。但本轮结构性去杠杆的方针是:总体上把握杠杆构成,分部门、分类型去除。分部门是指对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企业(国企和民企)、居民三大部门杠杆的好与坏、优与劣进行区别对待。随着国企去杠杆这道口子的撕开,高负债率的国企很难获得贷款的同时,民企的贷款势必被更加严格控制,特别是高负债率的民企休想轻易获得银行贷款,超过70%的民企都感到压力山大。在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只有两条路,一是负债跑路,二是找国企做庇护伞,相比之下,后一条还能算条出路。

在9月中颁布的《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中,阐明了对国企混改的5条财税支持政策:企业符合税法规定条件的股权(资产)收购、合并、分立、债务重组、债转股等重组行为,可享受企业所得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债权损失可按规定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在企业重组过程中,涉及的货物、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可不征收增值税;企业重组改制涉及的土地增值税、契税、印花税,可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以上就是此轮市场化因素促使混改的政策背景。

两轮“公私合营”有何不同?

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成果之一是培育了一批民营企业,经此一轮混改,民营企业难免零落成泥。如同我在《中国:溃而不崩》一书中分析过的那样:中国早就陷入制度的结构性锁定,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顽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轮国企混改方案早在胡温第二任期就已制定,习近平在第一任期内就跃跃欲试,现在将其作为金融拆弹的一大重要措施,轻易达到了国进民退之目的。

与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不同,那轮“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政府是用政治暴力作后盾豪夺;这一轮则是通过金融去杠杆政策硬性挤压,迫使民营企业陷入困境后“主动”投靠国企。算是巧取。

由于本轮混改的重点在“混”不在“改”,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没有改变,浪费资源、低效的痼疾一如其旧,几年之后必然会再度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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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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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5 12:4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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