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词在中国文学历史上,是词这种文学体式的复兴时代。为什么说是词的复兴时代呢?因为从宋朝以后经过了元和明两朝,而元朝兴盛的是曲(如散曲),是杂剧(如王实甫的《西厢记》);明朝兴盛的是传奇,像汤显祖的《牡丹亭》之类。元明两代流行的是散曲、杂剧和传奇。
我在以前的文稿中曾提过词跟诗是不同的,曲子跟词也是不同的(请参看叶撰〈论浙西词派〉一文,见民国八十四年六月份《中国文化》)。词要曲折深隐才是美,而曲子则要写得浅白流畅才是美。词要有言外之意,而曲则是说到哪里就是哪里,不需要有言外之意的联想。关汉卿写过一套曲子,我只念两句给你们听,关汉卿说他自己:“我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爆不破、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这是说他自己个性的坚强,这种文学体式是让人这么一说一唱,当下就觉得很好,它不是让你去想它有什么言外的意思。你一念就很痛快,曲子的好处就是明白流畅,能让人读后感到痛快淋漓的就是好的作品。因为元、明两朝曲子流行,所以元、明有些文人就用写曲的办法来写词,他们只是追求写得像曲这样的流畅,什么都说完了,也就失去了词特有的曲折深隐富于言外之意的美学标准。但是到了清朝,词恢复了这种深隐曲折有言外之意的美学标准,所以清朝是词的一个复兴时代,因为它重新找回了词的美学标准。
元朝、明朝文人都写曲,所以词写得不好,为什么到了清朝词又写得好了?清朝怎么会忽然间把词的曲折深隐富于言外之意的特美找回来了?清朝找回了这个词的特美是付上了绝大的代价。是什么代价?是破国亡家的代价!是明朝的灭亡,经过了破国亡家的惨痛,而在新来的外族统治之下,他们有多少的悲哀?有多少的愤慨?而又不能明白的说出来,所以他们才掌握了词的曲折深隐言外之意的美,他们找回来的美学标准是付上了破国亡家的代价。
李雯、吴伟业、王夫之,都是经过了破国亡家,可是对于破国亡家之痛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人是殉国死难了、有的人是投降给外族了、有的人是隐居不出了,他们都有破国亡家的惨痛经验,每个人的反应不同,因此每个人的风格也不同。所以清朝的词是很微妙的,这是非常奇妙的一种现象。(本文仅限网站刊登)
──节录自《清词选讲(二版)》/三民书局
责任编辑:李梅